新加坡市议会时代廉政基础建设

新加坡市议会时代

廉政基础建设

简介：

世界第二次大战结束后十五年（1955-1960）的新加坡廉政建设期，可说是始于人民行动党王永元先生（Ong Eng Guan 1926-2008）当市长所领导的新加坡市议会（City Council of Singapore,1957-1959）时代。在这方面的治理工作，无可否认，王永元的团队作出了重大建树，相信大部分现经已迈入七十古来稀岁月的爷爷、祖母级国人会同意这个观点和事实。由于他的积极耕耘、敢闯和战略远见，新加坡各族群中、底层百姓明白了富有使命感的好领导是可以为社会带来公正和平等待遇的道理。他也因此获得了“人民市长” 的荣誉，比时任新加坡首席部长的林有福更红透半天。这位由国外读“红毛书”（闽南方言意指留洋或受英文教育）归来的书生型（戴一副眼镜，但脸上缺乏杀气）领袖当时确实已经在自己党内、党外建立了个人的政治地位和极高威望。【注：一】

自一九五七年圣诞除夕出任新加坡市首任民选市长（年仅三十二岁）后不足两年期间，王永元和副手（王邦文副市长，一九五九年六月初荣任自治邦政府内阁首届内政部部长，本身也是一位反腐肃贪悍将）及其团队所展现的为民服务精神、处事胆略和彻底反裙带关系、反腐败、反黄色文化和反殖民地主义言论，深深地打动了百姓心弦。他们的辛勤耕耘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他给市议会官员的信号也非常清晰：当官、升官者别想发财！由此启动的早期反腐斗争掀开了人民行动党政府掌政后，所进行的大刀阔斧行政改革和推动的雷厉风行防腐肃贪序幕。好的开端和坚持不懈的反腐治贪政治决心，终于奠下了新加坡共和国超过半世纪（1959-2015）以来享有世界最廉洁国家之一的廉政建设基石。

【注一：

1     
王永元先生何许人物？一九五十年代后期出生的新加坡国人对他肯定是非常陌生，甚至从未听过此人名。我所知道的是，他出生于马来半岛马六甲的福建（安溪县剑斗镇月星村）人家庭，早年在新、马两地华、英学校学习，后留学澳大利亚，在墨尔本大学专攻会计专业。他在学期间曾领导亚洲学生会组织，非常机智、能言善道、富有政治理想，对平民百姓不摆架子，愿为他们仗义执言；他个人也通晓华文、英文和马来文以及福建省闽南方言，在多元社会的新加坡，他拥有同选民直接对话的绝对优势。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人民行动党诞生后，他出任党财政一职，可说是党元老和当时上层核心领导之一。组建党半年后，行动党最高领导层（李光耀、王永元和林清祥等）便兵分两路，雄心勃勃进军政坛（立法议会和市议会）：

（1）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日党秘书长李光耀亲自领军，首次争夺立法议会议席（林德先制下首届立法议会选举），赢得三个席位（共有四位参选；另两位是华裔领袖是吴秋泉和林清祥；印裔候选人帝凡那败选，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受委为新加坡总统一段时间），但仅能扮演不容忽视的新崛起反对党角色。获得席位最多的劳工阵线联合其他少数党成立首个民选政府，党领导刑事案名律师马绍尔成为新加坡第一位首席部长/Chief Minister）

（2）
另一战线则由王永元和王邦文带领十二位党候选人（其中几位代表：陈志成、陈翠嫦、黄循文、黄信芳、何佩珠等）参加一九五七年年末举行的新加坡市议会选举。在竞选之前，虽然该党多位左倾工运领袖已经成为政治犯、阶下囚，但该党仍然声色浩大，以反殖民地主义、反黄色文化口号和全力为民服务、坚决扫除贪污的承诺，成功赢得十三席（该党参选人数：共十四位），铺平了掌管市议会的道路。于是在取得其他政党（巫统和工人党）的合作下，王永元和王邦文（1959年自治邦首任内政部部长）分别受委为首届新加坡市（新加坡于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升格为市）正、副市长。两位都有华文中学底子和俱有强烈使命感，愿为各族百姓实现当家自主的希望和梦想。

2     
一九五九年六月初新加坡自治邦（State of Singapore）首届民选政府成立后，王永元受委为李光耀内阁政府的第一任国家发展部长（Minister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1959-1960）。但因政见、立场同党核心领导相左以及较早的王、李之间几轮激烈权力斗争，（据美国学者托马斯贝洛（Thomas Bellows）搜集的资料说，王永元在党内部最高领导层的一轮民主选举，仅以一票之差失去总理一职；事过多年再提及此扣人心弦的历史一幕，当年投下决定性一票的党主席杜进才博士本人确认有此事件，当时在场的王邦文助理组织秘书也支持此说）党内势力较单薄但政治信心依旧十足的他，一年后离开人民行动党和另起炉灶（他和他的支持者成立人民统一党 People’s United Party，但是他始终无法获得影响力大和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各族左派工运领袖的支持）。在一九六一年他以芳林区补选来来公开挑战李光耀和他领导的政府。选举结果：他以以绝大多数票（多出对手易润堂先生约五千票）胜选，逼使后者曾向党主席杜进才博士提出辞职信，愿为补选失败负全责，但被挽留了。

3     
可是到了一九六三年的自治邦成立后的首届立法议会选举（The Legislative Council），对王永元来说，整个情况急转直下，除了他本人成功保住了自己的政治堡垒 - 芳林区（Hong Lim Constituency）席位，人民统一党的其他四十五位候选人全军覆没，在政治上他彻底被击垮。行动党赢得绝大多数议席（夺得五十一总议席中的三十七席），继续执政；社阵成为第一大反对党（十三议席）。深知大势已去的他（基层组织局限于市区的人民统一党得面对二个人才济济政党的激烈竞争：

（1）享有行政资源优势的执政人民行动党及其精英领导层和
（2）拥有多数郊外基层牢固选区优势的左倾政党- 社会主义阵线和工运领袖），决定宣布退出政坛和公众生活，从此销声匿迹。他放弃政治生涯的时间是在新加坡宣布脱离马来西亚独立之前的两个月。自从他深居简出后的四十多年岁月里，（一九六五至二零零八年期间；据他在美芝路的办事处隔邻朋友说，他是回到了自己在新、马两地的会计公司重操旧业），他也几乎是消失于新、马两地媒体或任何形式的报导，连他早期轰轰烈烈出席官方场面图片、相片也罕见了，一直到本地一本华文刊物（收集新加坡本土福建名人资料的刊物）出版后，编集工作人员（新加坡资深历史学学家柯木林先生）和读者才知道这位曾经一度叱咤风云政坛人物已经在2008年黯然离世了；据说，至今他的家人绝口不提老人家安息的墓地所在，今天的芳林选区也不复存在了，他率领人民携手建设的“劳动公园”也改称“加冷公园”】

一、  王永元和市议会的廉政基础建设。

（一） 二十世纪初亚洲汹涌澎拜的民族主义浪潮源于反殖民统治和反殖民地主义群众运动，英、法和荷兰等当时的列强是剥削和欺压势力的代表者；五十年代中期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1954年11月-1957年12月）领导层随着这股政治潮流，以“默迪卡”（马来语 Merdeka：独立）呼声不断唤起长期被歧视族群的政治觉醒，同时大力抨击和全面揭露本地执政党和政府的无能、无法和不愿意认真处理贪腐猖獗和黄色文化泛滥的社会问题。他推出此项“对症下药和一针见血”战略恰到其时，效果非凡，弄得林有福政府非常难堪和无法招架。【注：二】

【注二：

1   王永元先生同多位人民行动党高层华裔和非华裔（The People Action Party）领袖（如李光耀、吴庆瑞博士、杜进才博士、贝恩等）都不幸经历过二次大战洗礼和日本占领期间三年半的残暴统治，尝过受人欺凌、折磨和宰割的幸存者；他们也是战后几年（1945-1954）从西方国家留学归来的一群知识份子、政治活跃人士和专业人员。在这个历史阶段南亚（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和东南亚区域（印尼、菲律宾和缅甸等）的英荷法前殖民地（马来半岛迟至1957年8月31日）以及中国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日诞生）都已经先后成为独立主权国，唯独新加坡（还有文莱）仍旧是英国殖民地。这使到大家要建立自己理想社会的强烈历史使命感不断在昇华。

2   二战后的世界格局是东（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西（欧美主导的资本主义集团）两大阵营的对峙，冷战局势成为常态，局部性热战（在亚洲如五十年代初的韩/朝鲜半岛战和越南战争）也不断在发生。不幸处在如此乌云密布笼罩着的亚洲大陆和东南亚，当时的新加坡还未成为一个国家，其华裔族群和政治、社会领导们，很自然也面对了政治认同的选择难题，如左倾还是右靠、效忠伦敦政府、亲蒋介石还是站在毛泽东一边等。当时虽然彼此间存有政治歧见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但他们还能过达致一个基本共识，那就是因以反殖民地统治和反殖民地主义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如中学联的华校学生运动等）为号召，大家还能够团结一致，直逼殖民地政府放弃新加坡统治权为目标，让人民独立自主建设一个多元化的正义、公正平等社会】

（二）有助于人民行动党扩大政治影响力的客观趋势和气候的逐日形成，大量受华文教育华裔选民也奋勇参政是其中一个大因素，各族工运领袖倒向支持该党是另一重要因素。该党于一九五七年年末一出马竞选新加坡市议会十四议席，便赢得了十三席，同时掌握了市政厅管理权，党领导王永元（党财政）之一出任首届新加坡市市长一职。前后经三年（1954-1957）的努力建立广泛政治基层的人民行动党，首次拥有了实责性公共行政任务和可以全力以赴施展为民服务的绝好表现机会。在市议会里他们以主导地位执订行政措施，为民谋福利和扎实地搞好党的公众形象 – 爱民、反歧视和反腐败的坚决立场。此回政治选战的顺利成功和后来取得的好业绩，对该党未来全面发展至关重要。这是因为当时人民行动党在立法议会（1955年4月-1959年3月）仅占有三个议席（总席位：32），是一个小反对党，仅能扮演监督政府的角色。

（三）虽然新加坡市政会（City Council, Singapore）在事实上是一个行政机构，其职责和权力范围其实也极有限，无法以立法手段来纠正过时政策或不适时的管理程序（立法权在立法议会，也就是握在林有福政府部长的手里），但它提供了掌权握势政党市议员（City Councillors）一个绝好的展现业绩橱窗和传播官方信息的运作中心。例如经平面媒体的文字报道（当时新加坡还没有黑白电视）或电台的广播、宣传，市议会可以传达他们的利民市政措施（如提供自来水、煤气等给多处乡村地带和多建街灯）、治理社会之道（如反腐防贪和鼓励百姓培养基本公共卫生习惯等）和政治理念（如反殖民地主义和统治、为各族争取基本的公正平待遇等）

（四）因为握住了此公共事务管理权力及其实质性职责，王永元市长和十二位行动党市议员（City Councilors）以雷厉风行之速度在短期内（1957年12月-1959年4月）争取在全岛各角落有效地推展与执行其亲民政策和为民造福措施，高调展示官民双方打成一片的施政作风，大公无畏，光明正大地同控制立法议会的林有福（劳工阵线Labour Front 的领导林有福是第二位首席部长）政府分庭抗礼。王永元本人的卓越演说技巧、对多种语言（华英巫和闽南语）的掌握和令人信服的说理能力把上述社会建设目标和政治承诺都让大部分中低层百姓听得懂、弄明白。他令人听了振奋和陶醉的街头街尾群众演说总是人山人海的事实证明了这点。

（五）此外，他的尖锐和毫不保留地抨击殖民地主义和贪腐渎职政府官员所用的言论和例子起了很大作用；他的为民服务和所采取的实际福利措施的效益也同样深入民心，深信他是一位有为好官。为此，这位年仅三十二岁书生型华裔政治民主斗士和魅力十足的卓越演说家荣获了社会给他的一个实至名归称号：“人民市长”。更重要的是大部分人们信赖他领导的市议会团队及其坚决的反殖民地统治和反腐决心的能力，将行动党廉洁和有所作为形象树立于民间。【注：三】

【注三：

1 针对王永元的激烈反殖民地主义言论和高度不友善态度，社会舆论尤其是来自受英文教育社群，也同样严厉批评他的言行举止鲁莽、极端、同时没耐心听他人意见，一意孤行。对他特意不以英语（仅用华、巫、淡米尔文）发布市政厅各类通告，表示愤慨，不满者形容他是沙文主义者；同样的不满他的情况也出现在华文教育居多的左倾政治圈里，有意见指出，认为虽然王永元有华文底子和反殖民地统治，但他还是被视为右倾政治投机份子、不值得信任。因此，这确使他陷入“里外不是人” 的可悲下场。

不仅于此，他的突出政治秀（他是公认的一流和魅力十足的演说家）、卓越领导能力和为民谋福的一连串业绩，不但惊骇了当时满于现状的保守、倾英（国）林有福政权，也同时和自然地引起自己党内部分留英归来高层领导的极度担忧（王永元声色俱全和流利、亲切的闽南语演说，是当时受英文教育的行动党其他高层领导所缺乏的资源）和高度戒心（挑战党中央领导权）。

2 凭借他短期内累积的政治资本、建立的威信和领袖魅力，果然在1959年5月末举行的党中委选举总理人选，他竟然有能力直接挑战党秘书长李光耀的地位（党秘书长是出任总理的当然人选），而且仅以一票之差与新加坡自治邦总理一职擦肩而过（受此挫折，对他可说是遗憾终身的一件事），但会后还是高居党中央领导第三把交椅。在李光耀领导的自治邦政府内阁，他出任国家发展部部长（1959年6月-1960年6月）一职，可惜一年后他便成了在野党议员直到1965年6月退出政坛为止。前期的权力斗争说明了一山不能容二虎是千古不变的道理，所以王永元的出走离党仅是时间问题】

二、通过与民同在、同甘苦的群众运动，来不断打击染上官僚作风、裙带关系和渎职官员。

（一）王永元市长入主市政厅急不及待要处理的首要任务是，严厉打击官僚作风，裙带关系和官员渎职的问题，不容机关内出现“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惯例存在。他特别和亲身指示官员必须客气对待小市民以及认真和迅速办好分内工作。据当时任职市政局的一位华校出身小职员说，市长特意安排部分人员在每日午后四点，开始观察和留意有否同事在看报或杂志、或不停在注视着手表，甚至提前溜走。他随后根据提呈报告，亲力亲为处理这些渎职、不负责任的所谓人民公仆。

（二）他也要求官员放下身段，别忘自己的公仆身份，职责所在就是为民服务与民共同携手干好社会建设，而不是以权谋私，对公共行政运作设下障碍。他穿着洁白衬衫和长裤（其实是行动党党服）以示清白廉洁和透明，本身也以身作则和带领大家投入社会活动。有一次他率领近两千位公务员，以“大扫除”（Operation Big Sweep）作为群众运动与百姓携手一同清理市容，而且不断激励和教育市民关注公共卫生，不随地吐痰和乱丢垃圾。他旨在借助公众教育祛除“东亚病夫”这侮辱性标签。

三、市议会内建立另一治腐反贪机制。

（一）新加坡市议会于1958年3月设立 《中央投诉局》（Central Complaint Bureau）以方便公众人士可以直接投诉公务员的办事态度、效率、渎职以及贪污行为等。这一招显然给了同势不两立的林有福民选政府一个大巴掌，因为增添新机构的必要性是要强烈、公开抗议和指责政府部门掌管的《贪污调查局》（Corrupt Practices Investigation Bureau成立于1952年）形同虚设，毫无作为；否则当时贪污腐败为何那么猖獗，而且情况有变本加厉的趋势，这种情况几乎是成了1950年代新加坡社会之生活方式。【注四】

（二）虽然《中央投诉局》也是一个行政单位，并不具有提控权（此权力归《检察总长公署》所有），但它收集到的信息是来自一个面对高失业率社会各阶层的反馈，如民生和教育问题等足于放映民间的真正需求和疾苦，同时对反腐作为不大的林有福政府形成一股强大、难于抗拒压力，逼使政府部长们陷入非常被动、难堪、丢尽颜面的处境。所以，《中央投诉局》的工作和对外宣传对遏制贪官污吏的谋私渎职行为起了一定作用。

【注四：新加坡《贪污调查局》设立于一九五二年，附属于本来是贪污问题最严重的警察部队里的一个单位；主管和调查人员全部是借用警察部队人员，官官相护情况的出现是很自然之事；毋庸置疑，其所能作为和效力大家可想而知。反腐治贪环节上的另外一弱点是，当时缺了一项具备杀伤力大的相关防贪法令。目前的新加坡《防止贪污法令》是在一九六零年六月十七日在立法议会经修订和强化后通过的】

四、市议会外也设置民间与市长的直接、近距离沟通渠道。

（一）
另者，为了促进官、民对话和制造深探民情机会，他在市议会外设置和推行与人民直接交流渠道。这类型政治活动制度就如今天新加坡执政党或在野党议员在民众联络所或社区俱乐部或各党办事处晚间接见选民（Meet-the-people-session）的安排，以协助他们处理或指导如何解决问题。这类机关外接触民众使到官职高到政府部长和平日玩忽职守的中、下层官员心里终日忐忑不安，起了一点威慑作用。

（二）
有了此类定期和自由交流和沟通，他本人和团队可以掌握民情和了解百姓面对的抱怨原因、苦处或需要。所收集到的各种宝贵反馈可向相关部门反应，大幅度减少官场繁文缛节。因此，官方单位可以快速找出解决问题方案，例如市议会决定多颁发出租车、小贩执照（Taxi Licence, Hawker Licence）等，以缓和由当时双位数失业率造成的动荡社会和黑社会人物横行霸道的局面，以便进一步协助市民找到生计之道。

（三）
在改善和提高百姓的生活条件和素质方面，市政厅更是不遗余力地进行公共设施的投资，如扩大地区范围（尤其是郊外和偏僻一带）的水电和煤气供应、道路、公车站和街灯的建设等。当时这些似如今日中彩票（万字票、多多和大彩）一样兴奋的利民硬件设施自天而降人间，当然是乐坏了战后处在生活线上挣扎的百姓们。为谁辛苦为谁忙？把百姓利益放在首位的王永元市政团队，尽力地将手上行政资源的善用大公无私地发挥地淋漓尽致，所取得的业绩让贫苦大众都能看在眼里和贴身感受到好处。

（四）
但在反腐肃贪的斗争线上意义同样重大，因为市议会的这项政治决策几乎断绝了以往经常以权谋私、中饱私囊官员们的歪邪“财路”，执照（小贩和出租车等）申办者只要申请条件具备和愿意顺序排队等待，自然就会有结果。市政官员得保证办事行政有效益。【注五】

【注五：

1      
据新加坡本地学者研究报告，史料显示新加坡首任首席部长马绍尔名律师（祖先来自伊拉克的犹太后裔，出生新加坡，在本地和英国受教育；为人真诚、天生敢说敢言和富有正义感，可说是最有骨气和主见的极少数新加坡政治领袖）曾经在一九五六年设立了类似今日非竞选期间每周一次接见选民的官、民直通对话渠道。为了确保他本人明白操其他语言的百姓的表达内容，他还自掏腰包雇用五、六位翻译人员和慷慨地腾出他的空调办事处来执行这项工作。值得一提的是，在上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的新加坡社会，冷气（空调）设备还是一项民间生活奢侈品。

2      
政治领袖接见选民制度在新加坡是可行的，因为新加坡本岛土地面积小、人口少（1957年新加坡本岛和附近各小岛总面积只有500多平方公里，当人口：大约145万），市议会选区仅有三十二议席。这类沟通形式对了解民意非常有效，因为政治领导有机会经常接近百姓、了解问题以及让百姓认识自己本人。王永元对选民的亲切温情态度，采用简易明了的平民用语和慷慨激昂的演说内容，使他很快地赢得了百姓的信任，爱戴以及几乎成为当时的政治偶像和“王青天”】

小结：

高瞻远瞩、胆略十足的王永元与市议会团队借重战后高昂的反殖民地主义和反殖民地统治情绪和实际行动来对抗英国统治者‘分而治之’的政治伎俩。他的慷慨激昂和接近煽动性演说不断唤起人民的政治觉醒和强化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在在建立社会群众基础之同时，大批（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极力争取的结果，一九五七年八月份新添约二十三万华族选民）以往生活不受统治者关注的各族居民（绝大部分是不暗英语的华裔群）获得了公民权。因此，他们的即时参政非常有利于当时代表和标榜捍卫各族中、低层权益的人民行动党（PAP），尤其是在积极建立各政党之间的竞争优势和继续巩固自己选区的工作。

根据客观局势发展，政治策略运用得当起了极大作用。王永元的敢说敢为激起了新、旧公民的积极参政的意愿，而他标榜的亲民、反殖民统治、反黄色文化和反腐败的鲜明坚定立场，恰似一块磁铁吸引了广大群众奔向他领导的市议会。这股势力强化了行动党的后盾和支持他的施政作风。市议会团队的各项政策和措施，在一呼百应之下，最终赢得大部分民心和赞赏，其中之一就是巧妙地实现了各族母语的官方地位，并遏制了部分官方领域贪腐问题的继续恶化。【注六】

【注六：

1   
据统计数字，一九五七年新加坡人口约有一百四十五万，其中上百万的人数是华裔族群分布在全岛各选区（三十二选区）。巧的是与此同年八月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为大约二十三万新加坡居民（其中操华语或闽、粤和潮州方言者居多）成功争取到公民权（享有政治权力，如选举投票权、被选权和拥有国际护照等权力）；多年来在他们的心目中，英国殖民地统治者及其利益代表者的林有福政府一向是贪腐和不大关注百姓生活的白人特权阶级。这个注入政坛的华裔新选民人数变成对其他说英语政党和商界领袖（他们被设为资本主义集团的代表）极不利的一个选举变数】

2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日市长选举程序如下：
人民行动党市议员王邦文先生首先以马来语提议王永元（议会获得最多席位政党党领导）为新加坡市首届市长，陈翠嫦女士另一同党市议员（后来的王邦文夫人）则以华语附议。他们巧妙地让大家见证了华文和马来文先、后几秒之差的使用完成一件新加坡政治史上的壮举：各族母语顿时登上了“官方” 语文地位，这是英国驻新加坡总督所预料不到以及令他本人和林有福政府尴尬和颜面尽失的事实；另一重击则是他特意采用马来语（今日新加坡国语）做为市议会会歌词（歌名：前进吧！新加坡！一九五九年自治邦成立和一九六五年共和国诞生后成为邦歌和国歌的版本），传达另一则振奋人心的信号给各族百姓：那就是大家皆为狮岛主人翁！族群母语提升为官方沟通工具的媒体报道起了延续发酵作用，其影响力形成了建立各族百姓社会凝聚力的一股无形驱动力，对彻底反腐和反殖民地政府的歧视待遇（英籍公务员享有较高薪酬和较好福利）是个最贴谱战略。】

公元2016年1月11日星期一  新加坡共和国     武吉沈园主

新加坡共和国防腐倡廉沿革史（三）

新加坡共和国防腐倡廉沿革史

（三）

简言：

自一八一九年开始，新加坡逐渐扮演东南亚区域货物主要集散地角色，也是当时大英帝国海外重要财源之一。到了一九三十年代，新加坡、香港和上海成为亚洲大陆和南洋群岛一带最繁忙的三大贸易大商港。当时的世界正处于高度动荡的局势；列强（例如欧洲的德国和意大利以及亚洲的日本）通过武力侵略和霸道外交各自继续建立或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以及从事大规模资源掠夺战。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成为各国采取的主要防御战略之一。

第二次大战爆发前的两年，就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新加坡的英国殖民地政府制定了首部遏制贪腐贿赂的正式法律规章。法令出炉的目的是在于确保执法官员能够严厉执行关税保护措施和出入口战略物资的管制到位，使到敌对国无机可乘和进行颠覆破坏工作；可见它是为了应对危急时期的战略措施之一，关键考量因素不在于建立清廉高效民选政府。

一、新加坡第一部反贿赂条例 – 1937年《防止贪污条例》。

新加坡社会人士敬畏的肃贪治腐机构全名为“贪污行为调查局” （Corruption Practices Investigation Bureau，英语简称CPIB）。它设立于一九五二年，比同样是赫赫有名的香港廉政公署（英语简称ICAC：成立日期是1974年2月15日）更早成立二十多年；一九六十年代初开始全面致力于防腐倡廉和经济建设的民选政府诞生后，因为反贪腐效益高，为整个社会和政府各部门带来清廉风气，该机构也随即闻名于世。

当年在警察部队内设置这个独立的反贪腐单位的必要性是，由于英国殖民地时代的主要执法部门之一的警察人员本身知法犯法，部分成员参与走私贩卖鸦片集团的非法勾当，使到原本周详的官方逮捕行动经常面对徒劳无功，失望而归的下场，犯罪集团可以继续逍遥法外。因此，英国殖民地政府心疼大笔税收的流失。【注1】

【注1：取缔走私活动的另一主因是鸦片本被列为受控制的药物买卖，同时是英国殖民地政府的常年庞大税收项目之一，鸦片入口漏税自然将打击到官方财政收入，所以制止这方面的贪腐是必要的。在1942年之前的新加坡市民抽鸦片是合法的，鸦片在华人居多的新加坡社会以及马来半岛有大市场；战后第一年（1946年）新加坡官方才进行管制。】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英语简称：PAP成立于1954年11月）执政前，新加坡殖民地政府反腐肃贪的主要权力根源是，来自于1937年12月制定的《防止贪污条例》（Prevention of Corruption Ordinance/POCO），当时世界正处于战云密布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极纷乱时代。很显然的，法令制订的作用是在于强化英国远东军事基地的战略部署措施之一。该防腐条令目的在于遏制公共部门或私营企业的业务活动涉及行贿（Bribery）和以秘密佣金（Secret Commission）促成交易或拿回扣等的违法行径。贪官污吏的非法行为将严重危及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利益。【注：2】

【注2： 在《防止贪污条例》基础上以及依据在新加坡市议会（Singapore City Council）期间（1957年12月~1959年5月末）所累积的行政和反腐经验，人民行动党上台执政后的一年于1960年6月17日在立法议会（共有51位民选议员）一致通过《防止贪污法令》（Prevention of Corruption Act/PCA）。它是一部对贪官污吏威慑力和杀伤力极强的法律规章，条例的可执行性高，从此掀起了新加坡战后一阵阵的反腐倡廉高潮，违纪违法高官或部长一概下台（例如落马的部长或政务官：国家发展部的郑章远和陈家彦、内政部的黄循文，高层公务员有：杨盛德和崔汉添等）；首届民选政府的长期坚定不渝的政治意志力，使到新加坡有机会和时间逐步建设一个清廉社会和高效益的公务员队伍，协助政治领导层和全民投入经济和社会建设，并为新加坡赢得了世上极少数不受到腐败问题困扰的国家声誉；第一届民选政府的内阁部长，如李光耀、吴庆瑞博士、杜进才博士、贝恩律师和王邦文都是强悍和智慧型的反腐倡廉的政治领导。

此前，新加坡首任民选市长王永元（ONG ENG GUAN）及其市议会团队的政绩对反腐起的作用是值得一提的；两年市议会所积极推动的亲民政策和经验、设置的透明反腐败制度（如接见选民、设立中央投诉局、为民修路和铺设自来水管等）和措施以及所提出的反殖民地主义运动言论，为人民行动党在随后而来（1959年5月末）的立法议会选举取得压倒性胜利奠下稳固基础。】

二、乌云满天、硝烟四起的一九三十年代国际局势。

英殖民地时代的新加坡：回顾当时此防止贪腐条令的诞生，我们不难了解其社会特定因素或特殊背景；紧随二十年代末的世界经济大恐慌的发生和随之而来的后果（失业问题、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和各国货币的相继贬值，不再采用黄金作后盾），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国际社会状态进入高度动荡的局势，列强（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苏联）各怀鬼胎 – 持续并吞弱小国家和地区，一触即发的大规模战争的到来仅是时间上的问题。在欧洲英国的绥靖政策对咄咄逼人和公然侵占邻国土地的德国和意大利起不了缓和局势的作用，

经明治维新（1864年开始）运动不到半世纪，就在东北亚崛起的大日本帝国，也效仿老牌列强一贯的恶霸行径，如公然侵占、并吞他国领土的苏联、德国、意大利等国的得寸进尺的野心。步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军人握权掌控的日本内阁政府逐步吞噬东北亚大陆的中国领土和整个朝鲜半岛，蠢蠢欲动的南进阴谋以分享战略资源（石油、橡胶、农产品和矿产等）更加明显。这逼得处在欧洲困在外交泥坑的英、法、荷仅能在东南亚区域采取守势【注3】。

【注3：例如二十世纪初，打败俄国后的日本大帝国开始在亚洲霸道横行，在一九三零年侵占中国东北部后成立了“伪满洲国”，又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此反腐法令推出的前半年）制造了卢沟桥事件，同年12月中国首都南京沦陷，挑起了中国人民八年的全国抗日战争；新加坡也随即成为南洋一代华侨抗日中心，最著名的抗日侨领之一是陈嘉庚先生。为了广大市场和资源的掠夺，在四十年代初英、日双方最终在南洋群岛动起干戈，掀开了世界二战的太平洋战场之序幕，一向采取隔岸观火的美国，因珍珠港事件也被逼参战。1942年2月15日沦陷后的新加坡五万多各族平民惨遭日军屠杀】

三、英属马来亚：英国远东防卫要塞，也是最稳定可靠的百年财库。

有人曾形容如果印度（未独立前）是英皇皇冠上的宝石，那么马来亚半岛（指马来半岛各州和新加坡岛）是皇冠上的一颗钻石。对当时的大英帝国而言，英属马来亚半岛的经济贡献优于整个印度次大陆；新加坡总督在1940年曾说，自1895年到二战前的半世纪期间，英属马来亚从未依赖英国的任何财政辅助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运输公路、火车轨道和港口；货物吞吐量由1865年的150万吨跃升到1930的3353万吨，1940年出口价值高达13亿英镑）和社会发展（民间福利、学校和医院等）。农矿业资源（橡胶、锡、棕油和胡椒等）出口的收入足够承担马来亚半岛的各方面基本建设。

在英国的远东地区，英、法、荷同日本的冲突点自然是在天然物产（石油、锡、橡胶与农作物等）丰富的南洋群岛（包括中南半岛各国）的控制，而可用来捍卫英国势力范围和经济利益的权力中心就落在已经经营上一百多年（1819-1937）的新加坡岛。它是一个天然深水海港，地处马来半岛的南端，恰好扼制马六甲海峡咽喉，形成欧、亚航道商船必经之要塞，占有关键战略位置，也是英国直布罗陀以东的重要军事基地。

所以，面对硝烟四处的世界，英殖民地政府显然必要采取严厉的防范策略，以加强这处被视为东亚大陆到东南亚区域之间三大（其他两大港口：香港和上海）最繁忙港口之一的新加坡之内部行政管理和社会保安措施，其中一项不可缺的相关管理条文便是《防止贪污条例》。【注4】

【注4：三十年代的新加坡还是英属远东殖民地（1819-1959）之一，连同香港、上海已经是亚洲商贸极活跃之海港都市。地处马来亚半岛最南端的新加坡更是整个东南亚区域最繁忙的货物（如欧洲的工业产品和南洋群岛的土产品）集散枢纽，其持有的战略地理优势（欧亚航道）使它成为亚洲各大小国家，尤其是正在逐步蚕食东北亚大陆的大日本帝国的船只必经过或停靠之东南亚深水海港。据部分研究报告，一九三十年代的新加坡港口吞吐量已经达到三千三百多万吨 ；一九三七年新加坡建好了首个民用飞机场 – 加冷机场，就是今日的加冷公园的所在地，较早被称为劳动公园；一九五五年出席印尼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时，中国总理周恩来曾在此机场做短暂停留】

由此视之，英国殖民地政府制订《防止贪污条例》的用意，旨在对进出口货物（尤其是战略物资和武器输送等的管制）条例和关税政策的严厉执行，以预防疏忽或纰漏之处可让敌方有机（如贿赂关税人员等）可乘。英方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及其殖民地派来的军事谍报人员。在经济争夺战（天然资源的掠夺）和国际贸易方面，对英国来说，日本绝对是最可怕的对手。首先，明治维新（欧化）后崛起的日本及其出口货物对英国远东市场已经造成极大威胁。因此，英国殖民地政府以贸易保护主义来打击具竞争价格的日本货，其中一招就是确保没有走私漏税货物（这都因执法官员贪婪而把关不严造成的结果）出入关口。【注：5】

【注5：《防止贪污条例》的另一预防作用：笔者要强调的是，在三十年代至二战前，新加坡鸦片买卖是英殖民地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之一（据史料估计，英属马来半岛的财政收入的每一英镑，百分之四十到六十是来自鸦片专利生意）；部分本地亲英大商家也分得一分羹，显而易见，其目的是在捍卫既得利益集团的肥水不会流入外人田。由此视之，此条例有助于规范官员行为并确保他们严厉执行关税条例以保护既得利益。

另一个考量是不受英国保守政治集团欢迎的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1935年后）已经崛起和逐日在大陆壮大，开始同非共的国民党部队抗衡；与此同时，马来亚共产党也在1930年3月末在马来半岛诞生了，英殖民政府担忧和恐惧的是部分南洋华侨团体可能通过各类手段（包括行贿等），取得方便以提供物资和金钱支援中国共产党】

评语：

如果不是因战云密布的国际局势所趋所逼，殖民地政府的1937年《防止贪污条例》可能不会或更迟些时候才出现。此条例的制定和实施首先是基于政治与国防的需要，经济利益的保障也是至关重要。二战后新加坡人民的政治觉醒和风起云涌的反殖民地主义运动使得英方非进行行政改革不可，其中才发觉到要更有效处理官员贪污受贿问题，相关条令必须赋予执法官员更多权力：如逮捕、搜索和侦查等权力。为此，该条例在1946年才获得修订。

新加坡共和国武吉园主

2016年10月29日（周四）

新加坡廉政建设 （二）

新加坡廉政建设

（二）

简介

在小国新加坡触犯反贪腐法令，无论数额多大、多严重、对社会影响多深，被判罪者都不会面对死刑，每一罪名最高刑期只是七年、罚款十万元新加坡币。但为何新加坡的治腐倡廉成效还是十分显著，而且多年在世界最廉洁国家排行榜上居前几名？

大部分学者和评论家认为政治领袖群的坚韧意志力、个人的素质、能力与理想是关键；其次是他们所制订的相关政策和建立或不断改善的制度，使到反腐败法令获得彻底执行，公家机关严守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新加坡的肃贪治腐的机制就在此，人们也明白在此严刑峻法和人们以品德为重的小岛上贪污、行贿和受贿的最终结算是得不偿失，贪腐成本太高了。

新加坡反腐倡廉上轨道的主要因素：

（一）坚韧的政治意志力 - 建立廉效和有诚信的民选政府。

新加坡在反腐倡廉方面能取得较好的效益，最根本因素是早期智慧型核心领导层的政治意志力和坚定不移的决心为廉政建设定调。另一关键性因素是他们全力以赴培育和随后组建成功的高素质政务官与公务员团队，并以雷厉风行的步伐整顿各政府机构和逐步取代殖民地政府时代留下来的各层官员。

首任内阁总理李光耀（1923-2015）生前多回公开强调的所谓“好政府”的其中两个重要支柱便是廉洁能干的好政治领导层和高效的民事服务机关。最终目标：对外建立一个有诚信、可靠的政府，对内尽全能为民造福和打造一个种族和谐社会。【注一】

【注一：

1 除国防和外交事务以外，新加坡民选政府自一九五九年六月初组阁后，开始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当时新加坡的政治或法律地位是一个自治邦，不是一个独立国家，国家防卫之责任归英驻军。兴邦富民的发展战略有二：（1）是以教育改革培养民事服务和市场所需的人力资源，（2）通过招商引资推行工业化政策。其他有利于新加坡稳定发展的其他因素：新加坡政府不是军事强人作后盾，免了军事政变发生的可能；再来是新加坡的政治体制是党、政划分清楚，政府机关事务是由来自执政党核心领导所组成的内阁团队（部长）主导一切。

2 自治邦行政权归民选政府，独立司法权归法院而立法权力则属当时的立法议会（今日的立法权则归民选总统和国会）。依据《伦德宪法》规定，一九五五年新加坡各政党首次参加自治邦成立前的立法议会选举，马绍尔律师领导的工人党赢得多数票上台执政；他因为与英政府不合，愤而辞职，由林有福接任为首席部长。】

（二）法治社会的基本条件已经存在。

我们不否认经百多年（殖民地时代：一八一九到一九五九）的发展，新加坡已经打下了法治社会的基石（如依法治理多元化社会的制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法庭独立运作和政党政治活动的存在等）而且实行的法律规章也较完善。此外，二战后教育的普遍化和新加坡（一九五九年代的人口大约是一百五十万人）国小人寡较好管理的事实，确实有助于有宏愿、决心进行改革的政府，把廉政体制这社会系统工程较快地建立起来。同样是法治意识较浓的前英国殖民地香港及其廉政公署是，另一个在亚洲治腐有效的好例子。两者在世界或亚洲的政府廉洁透明度经常榜上有名【注二】。

【注二：新加坡国家体制是采取三权分立：(1) 获得国家宪法保障的司法权赋予独立运作的法院、(2) 立法权在立法议会或单院国会、(3) 行政权在政府内阁（通过每五年国会议席选举，赢得多数席位政党，成为执政党组阁）。其次，新加坡有三个独立的国家机构：总检察长公署是国家（独立于政府律政部门）、政府和个人的公诉人 (律师制度：律师代表个人或团体出庭等业务)、总审计署（审查政府部门和国企账目）和公共服务委员会（中立和公开地选拔和管理公务员以及负责颁发奖学金等事务）】

（三）上台的新政府没有政治包袱的问题。

人民行动党天下一开始是自己打拼下来的，不是受恩于某人或某一既得利益群体或压力集团而赢得政权或领导是经党内派系多位头目妥协后而推出来的总理人选。它没有受到政治“包袱”的拖累。所以为了铲除腐败 - 公认的社会毒瘤，内阁无所顾忌地大刀阔斧进行多方面的整顿，废除或设立机构和强化原有单位，最后顺利立法和推出处理问题的各项行之有效的对策与措施。名符其实的铁腕护廉政策响彻云霄，效果显著，引起国内外士关注和羡慕，一谈起廉政大部分人便会联想到新加坡这个花园城市国家【注三】。

【注三：

1通过土地征用法令，官方各相关主管机构（如律政部、国家发展部、土地局和建屋发展局等）拥有权力征用私有土地和以极低的赔款给地主，以供建造现代化、廉价政府组屋卖给各族百姓（他们则以每月累积的公积金分期付款）。此为稳定多元化社会的重要战略发展之策。

2不少第三世界、地区或新兴独立国家在上台之前，就没有那么幸运不受“恩情”和裙带关系的影响；更遗憾的是他们在难于抗拒大势所趋的情况下，而加入贪腐圈内成为领导。台湾的陈水扁、菲律宾的马科斯以及韩国多位总统，如全斗焕和卢泰愚等。

3在一次重大鸦片走私案件，殖民地政府发觉官匪勾结的严重问题，于是於一九五二年在警察部队内设立了贪污行为调查局，英语简称：CPIB，调查员由警察调排过来服务，难免有官官相护之嫌；该局于一九六三归检察总长公署（国家公诉人）指挥；一九六九年后内阁将它设置总理公署下，只向总理本人负责，其他部门一概不能过问其职务。法庭控诉事务由检察总长公署全权负责】

（四）《防止贪污法令》与反腐败的社会背景。

二战后到自之前的新加坡社会官员贪污行为猖獗，民怨沸腾，严重腐蚀了民事服务部门组织和破坏了行政效力，早已经达到不可容忍的情况。更可悲的是连政府部长（时任的教育部长周瑞麒）也牵涉在内，竞然被爆接受外国的行贿。一九六零年六月（上台执政后一年）年十七日经修订以及其权力显著膨胀的三十五节《防止贪污法令》就在这种反腐愤气冲天的情况下，在当时的立法议会（Legislative Assembly）顺利通过；触犯法令者，不论数额（一元或千万元）多寡或所持官阶多高、服务年限多长、属执政党员与否，一经法庭公审罪名成立后，就得面对罚款或坐牢或两者兼施，而且还得退回贪污受贿的金额或财物。

在新加坡，虽然贪污、受贿罪名成立不须面对死刑，但一天或上年的牢狱之灾肯定毁了一个人或国家精英的大好前途，代价之高起了非常有效的震慑或阻吓作用，“不敢贪”和“不能贪”的道理在此【注四】。前途如日东升的公务员或政务官，不幸或万一在品格上受质疑或涉嫌贪污事件，那他的仕途日子是不久了。以李光耀、吴庆瑞博士和杜进才博士为核心的领导层要求官员代表政府为人处事，必须做到无可指摘的地步。

【注四：

1《防止贪污法令》修正的重点在清楚确定贿赂案件中“报酬”一词的定义和内容（共五大类包括有形和无形的财物或服务）以及扩大和强化调查局的调查权和逮捕权。其中引入的杀伤力极强的条文有：“意图贿赂”、“有罪推定”和“举证倒置”、后者把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交给受嫌本人，而不是控方。贪污罪较难举证，尤其是无形或抽象的证据，例如，以身居高位的影响力或以内部信息交换受贿。

2该法令从一九六零年到一九九一年共修订了六次，由三十五节增加到三十七节, 之后又修订了两次，堵住任何可能出现的法律漏洞；一九八九年国会又立法增添了另一相关法令 - 一九八九年《反贪污法令》，分四章共有二十四节，重点是在充公受嫌人无法说明自己金钱或财产的来源】

依我了解，此项新修订法令的主要目的有三：

其一，以往的相关法律已经不适用；所以进行修订是要传达防腐条例的震慑 性作用及其巨大杀伤力，预告大家政府是来真的、法令是六亲不认，千万别带着侥幸的心里或态度，尝试以权谋私的勾当。

其二、兑现竞选期间许下的政治承诺 - 反腐倡廉，根绝任何哟组织性贪腐活动的存在,才能继续取信于民和争取支持以及制造舆论吹起廉政之风来遏制政府圈子里让人窒息，呕吐的污水味。

其三、为推行工业化和确保招商引资政策能顺利进行以及赢得外商对新加坡 政府治理能力（建立和维持社会秩序、没有工潮干扰）的信心；也是为了让外国投资商不会质疑对新领导层的诚信（履行或兑现税务优惠待遇、外汇自由）。对投资政策或条例官方解释是统一的、执行是快速的（避免贪官阻碍）。

总而言之，态度一向严肃、铁面无私和生活简朴的时任总理李光耀和吴庆瑞财长就是要传送官方“零容忍”反腐的清晰信息到国内、外听众以及新政府要建立和捍卫廉明政体的决心（组阁上任第一天，全体成员穿洁白衫裤以示廉洁），同时直接警告政务官、公务员和公众人士别以身试法。新加坡独立后（一九六七年），首位落马的行动党政府最高官仅是意图贪腐（他没拿到“好处”或《防止贪污法令》所指的 “报酬” Gratification）的国家发展部部长陈家彦。被令离开政府部门和退出政党生涯的他，从此一生落魄潦倒，新加坡官员贪腐代价太高了。

（五）用廉政捍卫以公正和平等对待各族的治国原则。

新加坡客观环境让政治领袖清楚认识到一个事实：以华人居多组成的多元族群移民社会，公正与平等是打造新加坡种族和谐和相互共存关系的基本原则，因为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旦有任何种族歧视或待遇不公、甚至是误解或对局势误判的出现，都可能触发一场社会暴乱【注五】。因此，如何长期维系和捍卫这两大原则是个史无前列挑战和艰巨使命。

【注五：一九五零年十二月中旬，因马来籍回教徒的养母和荷兰籍天主教生母争夺女孩子的抚养权，新加坡法庭判决有利于白人生母而引发了玛利亚事件（Maria Hertogh Riots）（大规模种族冲突，回教徒和马来族群有组织性地攻击白种人）；由此事件的经验总结，种族和宗教属于高度敏感性问题，必须妥善和优先处理。】

具有强烈历史观和法律意识特高的首届自治邦政府内阁成员（至少两位律师、医学家和会计师各一位和一位经济学家）有效运用严刑峻法和凡腐必得严惩的舆论所吹起来的廉政风气，斩钉截铁地指出任何族群触犯反贪法令的官员无论官阶多高、执政党党员与否，首先一概由执法部门依法处置，驱除任何族群脑海里存有“特权”（如人们常说的刑不上部长、高官或其儿女们）这类封建阶级观念，确保多元化社会的新加坡各族市民眼前没有“例外的公平”事件发生。有问题的官员都在短时间内在法庭公开受审和裁决，如果是无辜者可以要求以书面还其清白。

这一颗定心丸给非华族群对政府执行防腐倡廉政策有了信心和信任感，因此，也有勇气举报（根据事实举报的事件，揭发者是受到法令的保护，在法庭呈堂文件上可以不显示其名字和身份）。这也说明了新加坡为何在防贪和治腐领域工作比其他多元族群社会和国家（以在亚洲前英国殖民地为例：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缅甸和马来西亚）取得较显著成效，而且自一九六九年六月后新加坡再也没有出现过种族冲突事件。【注六】

【注六：

1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曾有一位德高望重的退休法务部长（早期英国女皇奖学金得主，未当政府部长前的职业是律师），也是新加坡建国元勋之一），因晚间酒醉驾车闯祸，被控上法庭；惩罚的结果是：终身吊销驾照和罚款了事。另外一位是国立大学大名鼎鼎的医学院拉南教授（S S Ratnam），被称为东南亚试管婴儿之父，亦同样因酒醉车祸被罚款上五千元新币。但因为他是在职的公共机关职员，还得面对部门的纪律处罚；最终还是选择静悄悄离职；否则将面对被解雇的难堪局面.

2一九六七到一九八七年的二十年里，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曾公开调查和开除了至少三位部长级党领导，他们是：国家发展部长郑章远和陈家彦，内政部政务部长黄循文，新加坡全国职工总会领导彭友国。 因家变、婚外情（如上任国会议长麦克柏默）和个人健康理由而丢失官职或离职的政务官员也有几位。新加坡政府肃贪严惩的对象包括了触犯法令的任何高官（如前民防总部首脑林新邦）和个人品德水平达不到内阁设定的要求者】

小结：

新加坡廉政建设历程早期一段走来十分艰幸，当时能够遏制腐败的继续恶化，是全靠有胆识、气魄的政治领导层的铁一般决心、毅力和说服力。大多数是属无产的贫苦大众和服务殖民地政府的中小层官员相信自治邦政府确实拥有“铲除贪污”的能力、诚意和富民治国之道
【注七】。

【注七：“铲除贪污”是行动党参加首届立法议会选举的竞选海报上的大口号；这和党内拥有广大群众基础的左倾工运领导派系的目标是一致的；前新加坡市长王永元（后成为自治邦首任国家发展部部长）的早期亲民和在市政会的严打贪腐、裙带关系工作也起了作用。所以左派的影响力和王永元的贡献对行动党的压倒性胜利是个关键因素之一】

充满期待的平民大众被核心领导人物（如李光耀、吴庆瑞博士、杜进才博士、贝恩、王邦文、王永元和拉惹勒南等）的教育水平、国际视野、集体领导能力和富民兴邦的宏大计划所吸引，而李光耀内阁团员又能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过着俭朴生活，但威严绝对不减，令大部分党中坚支持者（如陈志成、庄日昆、潘峇厘、何家良、邝摄治、何振春、钱翰综和林源河等华文教育者以及其他受英文教育的工运领袖）信服和愿意长期追随。从自治到脱离马来西亚独立的整十年（一九五九到一九七零），几乎是新加坡“谈贪色变”的日子，贪官污吏人人自危。此时廉政建设之根已经慢慢地延伸于整个新加坡社会层面【注八】。

【注八：这里的“贪”是指“贪污行为调查局”，群众普遍认为一旦是被该局请去约谈、在低温空调室内喝“咖啡”，那你不是主犯、嫌犯，就是案件证人，被定罪的成分是九成以上，否则该局不会对你采取行动，浪费国家宝贵的行政资源。一九七十年代是外国投资大幅度提高，经济活动更繁忙，因此，转移总理公署管辖下的反贪局负有更重大的护廉责任】

与此同时，建立在这个广大市民对政府信任的基础上，吴庆瑞博士领导的财政部通过招商引资，全力以赴推动工业化政策。留学回国的子弟人数也大幅度提升民事服务机构人员的素质、品德和专业水平。经十年的辛勤耕耘，进入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后，公务员和企业界员工开始享有常年加薪的待遇、表现花红和公积金（强制储蓄制，在未退休前就可用来购买房屋或官方指定的股票）缴交率的不断攀升（达到了官员“不需要贪”的境界）。因为随着二战后欧美和日本的经济蓬勃发展，新加坡政府机构面对了国、内外商业机构在劳动市场激起了“人才争夺战”大浪，员工薪酬高低成为留人的主要法宝。“高薪养廉”或“高薪养贤”是此时期才产生的所谓治腐“灵丹妙药”。【注九】

【注九：

吴庆瑞博士熟悉国际政治局势，商业远光也确实锐利、为国寻宝嗅觉一流，七十年代初他的黄金投资（当美元同黄金还挂钩，他静悄悄地向南非购买了一百公吨黄金；美元和黄金脱钩后，该贵金属价格立即暴涨）回报给公务员带来了一身以来首次享受到的“第十三个月”薪酬。这项史无前列的现金奖励，随后成为了新加坡薪酬制度的一部分。

新加坡政府如果当时不是靠强制性服务合约和其他措施绑住奖学金得主，好大部分人才将流入私人企业机构；据说，新加坡第二任总理吴作栋就是其中一位，但当时他已经履行了服务合约，本是可以在劳动市场自由选择自己的职业。据说是在吴庆瑞博士的规劝下打消加入私人商业机构】              

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新加坡廉政体制之所以能长期顺利运作，是因为它一起步就在法律规章（《防止贪污法令》、《刑事法典》和后来的《反贪污法》）轨道上和行之有效的政府行政管理条例（如《公务员指导手册第二零五-二零九条文》、《公务员惩戒准则》、个人财产申报制度以及简化审批程序，把贪腐的机会减到最低点等）监督下运行。

上述法令和规章，连同也是普世价值观的儒家伦理道德（如礼、义、廉、耻等软性行为规范），加上政府对官员品德的高水平要求（不能涉及桃色事件或酗酒和赌博等与自己身份不相称的举止言行），有机地构成了新加坡反腐倡廉的一道法网；看似天网恢恢，但经常疏而不漏。【注十】

【注十：一九八四年政府又在警察部队理设立了商业事务局（Commercial Affairs Department），其中主要的职责是打击和制止对扰乱和破坏金融市场秩序的违法行为；有权逮捕嫌疑者、冻结其资产和要求赔偿损失。它也起了遏制黑金或金钱政治萌芽的作用。此单位的出现一方面辅助而另一方面也分担了反贪局在这方面的工作】

新加坡共和国  武吉园主          （园主也以此博文悼念逝世五年的慈母）

公元二零一五年五月十四日晚

新加坡建国一代谈历史:回忆建国一代领袖的贡献 - 他们的团结一致和持续耕耘，带来半世纪后的繁荣新加坡。

新加坡建国一代谈历史

回忆建国一代领袖的贡献 -

他们的团结一致和持续耕耘，带来半世纪后的繁荣新加坡。

在一九五九年六月五日成立的新加坡自治邦政府，首届的九位内阁成员超过半数（至少七位）是受过西方高等教育（其中两位持有博士学位：杜进才和吴庆瑞），他们是英国和澳洲著名大学学成归来的各领域专业人员。在当时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有如此高资历内阁阵容是少有的。因此，他们给外界的第一个印象是，一个有才华、有能力但也是一个毫无执政经验的学者型内阁团队（有两位曾是殖民地政府的民事服务部门高官：吴庆瑞博士和有律师背景的 K M贝恩，没有一位是来自武装部队），队长（总理）是从事律师业务的李光耀，毕业于赫赫有名的英国剑桥大学法律系（他获得该大学一等双重荣誉学位）。

【注一】

【注一：

1六位华族阁员教育背景：李光耀（出生于新加坡剑桥大学法律系）、杜进才博士（伦敦皇家医院生理学博士学位，来自马来半岛的霹雳州）、吴庆瑞博士（伦敦经济学院博士，出生马六甲）、王永元（来自马来半岛的柔佛州，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会计系，曾出任澳洲亚洲学生会领袖）、王邦文（来自雪兰莪州的吉隆坡，毕业于马来亚大学）、杨玉麟（莱佛士学院毕业）；一位马来族阁员：阿末易卜拉欣（来自槟城，工运领袖，可惜英年早逝，一九二七-一九六二）；一位斯里兰卡族阁员：拉惹勒南（来自森美兰州，留学英国）和一位欧亚籍人：KM贝恩（来自槟城，英国牛津大学法科硕士）。至今（二零一五）健在的第一届政府阁员仅剩一位沉默寡言、温文有礼已达八十六岁高龄的王邦文，（能操三语：华英巫；一九八四年离开内阁后，继续当国会议员到一九八八年退休）他也是新加坡第一任内政部长（反贪腐和反黄色文化的悍将之一），后来的教育部长、劳工部长（现改称：人力部）、环境部长和交通部长。

2 1959年6月初成立的第一届内阁的部长年龄一览表：

出任党秘书长和总理的李光耀仅是36岁（1923-2015），最年轻的阁员是30岁的王邦文（1929 -，内政部长）和32岁阿末易卜拉欣，最年长的阁员分别是KM贝恩46岁（1913-1990，劳工兼律政部长）和拉惹勒南44岁（1915-2006，文化部长）。杨玉麟（1918-2012，教育部长）和吴庆瑞博士（1918-2010， 财政部长）分别为41岁，任首届党主席的杜进才博士（出任副总理一职）也不过是38岁，王永元34岁（1925-2008，国家发展部长）。李光耀、吴庆瑞博士、杜进才博士、拉惹勒南和杨玉麟都是年龄上九旬才离世的高寿者。

3 他们的另一共同的人生经验，就是大家都经历过二次大战洗礼的青年人，大部分人目睹了白人殖民地政府部队在抗敌时的软弱、组织上的松散和对百姓安危不负责任态度以及亚洲人（日本皇军统治新加坡三年八个月；新加坡改称：昭南岛）蹂躏和屠杀亚洲人的骇人一幕。这种寄人篱下和命运任人主宰的惨痛经历使这批有识之士萌生了有朝一日我要当家自主的抱负；相对来说，他们倾向实现社会主义国家的理想，重点在为大多数的百姓谋福利。】

九位部长人选代表了新加坡社会四大族群（华、巫、印以及欧亚籍同胞）的精英和有志献身的领袖们，同时彰显了在朝政党（名称：人民行动党，党制服：全白衫裤，党徽：闪电为标志）准备全力以赴，在世界二战后快速建立一个多元化、廉洁和公正平等的亚洲社会的坚定目标与雄心。

对首次上台掌政和由年轻成员组成的内阁来说，这种承诺肯定是一项艰巨的使命，因为新加坡是个天然资源匮乏的小岛，种族多，人口少。它仅有的明显优势就是其战略性地理位置，恰好处于东、西（印度洋和南中国海之间）航道的交汇处（马来半岛最南端），百多年来扮演着繁忙的区域货物集散港角色，没有本身制造业可支撑经济可言。

首任外交部长拉惹勒南在一九七十年代后期的某一次轻松的小场面，笑谈他们在英国伦敦求学时期的政治交流舞台–“马来亚论坛”对新马两地后来造成的巨大影响。他说学成回归新加坡后的当年“论坛”参与者继续相聚和商讨，结果演变成一个志同道合的政治组合（人民行动党在一九五四年十一月月二十一日诞生）而他们其中几位留英同学也成为了新政党的高层领导，展示和包容了一个来自不同出生地、不同种族文化和家庭背景政治人物的大汇集。他形容此团队为“天合之作”，百年不遇之一次巧合。【注二】

【注二：

“马来亚论坛”（Malayan Forum）是由吴庆瑞博士同马来亚半岛知识分子（如马来亚的敦姑阿都拉曼、敦拉萨和林建才等）在留学英国伦敦期间发起的一个谈论战后新、马独立议题的非正式交流场合，但却吸引了不少有抱负的留学生参与交流，其中包括了还在剑桥大学学习法律的李光耀等。回国后，在杜进才博士的建议下，他们联合有广大群众基础的左倾工运和中学生领袖于1954年11月21日组建声势浩大的人民行动党；建党之日，马来亚政治领导敦姑阿都拉曼（后来的马来联合邦的第一任首相）也亲临新加坡维多利亚纪念堂（Victoria Memorial Hall）现场祝贺。】

虽然其中几位是属重量级内阁成员和可以独挡一面之才（如杜进才博士和吴庆瑞博士等），但最难能可贵的一点，拉惹勒南指出是他们能够长期的保持紧密合作（三位核心领导：李光耀、杜进才、吴庆瑞保持了近二十五年的内阁成员工作关系），一心围绕在以李光耀为权力核心的领导班子，共商大计，发挥各自的优势和才华，为打造一个现代化的新加坡而奋斗一生。

一九六五年独立自主后，政治人物的团结一致和社会稳定给了新加坡建设和发展的绝好机会。经过了一代人（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九五年）的努力拼搏，凭借他们的政治智慧、超凡毅力、胆识（铁腕治国、经济挂帅）和高瞻远瞩的发展战略（如眼明手快逮住冷战时代对有利于经济建设机遇的到来和西方、日本等国游资向外找廉价劳工和市场），在第三世界圈子里新加坡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社会和经济“奇迹”，并由此迈进了第一世界。【注三】

【注三：今日的新加坡被世人普遍认为是秩序井然和廉洁守法的社会、政府行政效力高、街道整洁和通畅；新加坡政府除了取得持续的经济成长和提供就业机会以外，还成功解决了人民的住宿问题。目前超过九成的新加坡国民是入住《建屋发展局》所建造的现代化高楼组屋。但是在取得物质高度文明和百姓生活素质普遍提高的同时，新加坡在非物质文明方面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例如多年来华文书写水平的下降，联合早报读者的大幅度下滑和精英主义等负面问题的出现。】

所以，要不是核心领导成员没走拉帮结派的路线或不曾在党面对危机之时趁机夺权或倒戈，否则新加坡很可能没有今天的繁荣和稳定。回顾行动党党内以往发生过的大、小危机，我们庆幸最后都没有造成核心领导层的再次分裂。（早期党内唯一惊天动地大分裂是发生在一九六十年代初：以华文教育者居多的左倾党领袖如林清祥和方水双等纷纷离党和成立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阵线”以及另一派系大将王永元的自立门户，组成“人民统一党”）

例如一九六五年八月九日的新、马分家的政治大事件，其他党内高层领导（如吴庆瑞博士和杜进才博士是最受看好的总理一职接班人）并没有趁机发难、逼宫，或要求当时几乎崩溃或六神无主的李光耀邦总理下台负责任。这一群理智的政治领袖痛定思痛，以大局为重，不仅不容许外来势力有机会见缝插针，反而更加团结一致，咬紧牙根另寻生存空间和发展之道。【注四】

脱离马来西亚后，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新加坡以独立主权国的身份在国际社会驰奔半世纪，战绩如何？大家有目共睹！

【注四：

1 当时身为党秘书长和内阁总理的李光耀，他的早期政治生涯并非一路平川。首先，他得面对自己党内拥有广大群众基础的左倾派系领导争夺党领导权的挑战。与此同时，引发权力争夺战的另一派系是来自在党内外已经威信十足的王永元。据外国学者的专著指出，在一次党中委选举，王永元获得的支持票数同李光耀平分秋色。要不是时任党主席杜进才博士之决定性一票投向李光耀，支持他当党秘书长，行动党后期发展和历史会全然不同。王永元在此回权力争夺战失败后也断送了自己在行动党内的领导地位。

2 再来是上台执政不久的人民行动党，在随后两次立法议会选举失败对党最高领导层造成了巨大压力（如一九六一年芳林选区和安顺选区的补选相继失败；在前者输给了王永元，在后者则被工人党的马绍尔律师击败），李光耀为此事件准备辞官以承担责任，因此要求党主席杜进才博士继任；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日发生的种族暴动后，李光耀再次打算交棒给杜进才博士，但深明大义的后者和其他高层领导坚决要他继续干下去。李光耀的总理一职一直持续到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交棒给吴作栋为止，将近三十一年的政治生涯。此后，他继续留在政府内阁当资政到二零一一年大选结束；在二零一五年三月二十三日去世前，他还是丹戎巴葛集选区的国会议员，一共为该区选民服务了一甲子，也为新加坡共和国付出了一生的新血】

新加坡共和国 

武吉园主  2015年4月3日星期五（公共假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