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吴庆瑞博士（1918-2010）与官场腐败势不两立？

吴庆瑞博士有过一次“奢侈”的要求。我听到一个例外，就是当他在1970年代的某次国会开会时，在国会建议册子里写到：为何国内生产总值翻了几番，至今秘书处依旧准备一模一样的糕点招待我们？

他是为大家争取较好一点的茶点。

涉及重大腐败案件的政务官、公务员          和国企职员 （1966 - 2013） 一、    陈家彦（国家发展部长）1966年8月涉嫌受贿被调查后开除。 二、    黄循文（环境部政务部长）1975年4月受贿罪名成立，入狱4年半。 三、    郑章远（国家发展部长）1986年11月被控受贿；后畏罪自杀身亡。 四、    杨胜德（贸易发展局总裁）1993年受调查欺骗政府，被判4年牢狱。 五、    崔汉添（公用事业局副局长）受贿一千多万元坡币，1995年被判入狱14年。 六、    格林奈（商业事务局局长）1991年10月因提供不确实资料，被判入狱3个月；1998年9月因挪用款项再度被判入狱1天和罚款1万元。 七、    吴庆源（经发局官员，负责办理永久居留权的审批工作）2002年因受贿被判2年监狱。 八、    张振杰新加坡航空公司（属国营企业）职员于2004年被控挪用款项3千多万元坡币，入狱24年。 九、    顾声伟（土地管理局副司长）因欺骗政府1千万元坡币，于2011年被判22年监禁 十、    林新邦（民防总监） 因涉及性贿赂于2013年7月被判入狱半年。 十一、                 杨少雄 （贪污行为调查局助理局长）2013     年7月被控挪用公款176万元坡币。首位（贪污行为调查局）在任局长（陈宗宪）因对下属监管疏失被撤换（2013年9月生效）。

简介：廉政是良政善治的根本。

贪污腐败是官场痼疾，在世界上任何国家或地区都存在。严重程度如“毒瘤”可祸国殃民，加剧贫富之间的距离和危及政局的稳定；轻微如伤风感冒，也同样可以对政府的办事效率和公信力造成极大的伤害。贪污腐败大家共恨之、欲除之，尤其是政治腐败（转移公家资产、公款私用和卖官等）更是灾难性的。

廉政建设犹如一项庞大和长期的社会系统工程建设，因为它涉及范围很广（涉及政治、经济和政府行政体系）。反腐倡廉工作需要逐步进行和完善。1960年代以李光耀、杜进才和吴庆瑞政治领导为核心的新加坡政府，是以顽强的政治意志力、高度的自律性和道德规范、坚定步伐和有效策略取得了令人羡慕的反贪治腐效益。随日本之后，新加坡于1996年成为第二个在亚洲的经济先进国，并于2012年高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六万一千元坡币）的世界榜首。

新加坡防腐倡廉是由上而下的社会系统工程建设。

英国统治地小人寡和多元文化社会的新加坡达140多年（1819-1959），虽然留下了一套法律规章和司法制度以及文官体制，但同时附送给新加坡社会上百年的官场贪污腐败问题。寄人篱下的各族百姓虽然不断提出抗议，但都无济于事，殖民地贪官污吏依旧可以索取“咖啡钱” （受贿和行贿的代名词），官府内外，贪污贿赂照样盛行。此猖獗贪腐之风一直到了人民行动党政府出现后才受到遏制。

行动党自治邦政府内阁（自治邦时期：1959年6月3日-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时期：1963年9月16日-1965年8月8日）团队是由一群高学历从政者和有献身精神的工运领袖共同组成的。这一群有着强烈使命感和个人奉献精神的知识分子，也是一群高度纪律化的务实主义者。幸运的是他们没有历史包袱要背，不欠任何人任何“关系”（“苍蝇” 和“老虎”都可打），因为天下全凭自己的组织力量和智略打下来的。他们以洁白的衬衫和长裤为党服向社会大众和“贪官”发出清晰讯号：政府有彻底击败腐败的决心和能力，一切依法办事。由此，领导团队的雄才大略和以身作则的示范作用，掀起了一股强劲廉政之风至今不衰。

狮城第一任财相为何视贪腐为大敌？

影响吴庆瑞博士的治腐反贪坚定立场，我认为主要因素来自三方面：

一、他的节俭天性和家庭教育，

二、他的心历路程，

三、政治责任所在。

自从他对社会有了认识和了解，他的人生观随着他所处的历史阶段和国际局势以及本土政治的发展逐步形成。其中最具关键性和对他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就是中国国民政府因治国无方和腐败失江山，持“白人优越感”的英军在二战中失守新加坡要塞和饱尝沦为俘虏的滋味以及日军三年八个月的铁蹄统治。1948年马来亚共产党（MCP）走入地下继续对抗英军和1949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新政府后，吴博士开始探索他自己可选择的政治路线和理想治国制度。【有关吴庆瑞博士的人生哲学和思想，朋友们可参阅学者黄基明博士所著的《In Lieu of Ideology –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of Goh Keng Swee ISEAS Publishing 2010》】

第一个反腐驱动力 – 来自天生节俭自律的性格。

人生活在不同的环境和经历过不同历史事件，自然有不同的思想和人生目标。吴庆瑞博士天生勤俭律己、正直和谦卑以及家庭在这方面的思想熏陶（土生土长华侨家庭还保存基本儒家价值观，他的父亲是英华学校的教师。）是他居官清廉的道德基础。性格影响了他的言行举止和孕育出后天居官处世的坚定信念；另一点则是他好打抱不平和为维持正义的大公无私性格。他看不惯人们以不公平竞争或取巧的手段致富（通过关系和走后门或走灰色地带；据了解1970年代初期有个“银会”集团，因走法律漏洞而飞速发达，同时把整个社会闹得沸沸扬扬，最终是由他下令彻查而终止其业务），因为这种行径同他为人处世和脚踏实地的作风格格不入，令他深恶痛绝。

部分国民本来不十分清楚吴庆瑞博士生前生活简朴、低调和远离奢华的勤俭爱民天性。同他共事过的政务官或公务员都深悉和“领教”过他有此勤俭律己的传统美德。他这一股同贪懒奢华敌对的精神力量，是他日后一生坚持为官处世的基本功。对他这突出品德，百姓们是在2009年一本写有关人民行动党的书籍（中文译本书名为《白衣人- 新加坡执政党背后的故事》）出版后，才晓得这位号称“智多星”的副总理，竟然同他给国民的外在印象（外表沉默寡言和严肃、木讷接近冷漠）有着如此“大”的差距，人确实不可以貌相。更令我们难于置信的是，一位官高禄重的重量级政治人物的生活竟是如此节俭朴素。他虽是足智多谋但不以权势谋私利和居功自傲，是一位让国人自豪的一代谦恭清廉高官典范。

其实，他的高度自律和节约遗传因子早已注入我国的财政管理文化和血脉里。我国的第一份财政预算案里（据李显龙在2010年说，这份预算案是吴博士某日远离新加坡本岛，到莱佛士登塔闭门静思后勾勒出来的），吴博士特地阐明我们的每一分税收和拨款是如何有效使用在政府开销上，以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从此年（本来是面对1500万元坡币的预算赤字，结果取得了100万元坡币的盈余）开始到今日，他一锤定调的节俭朴实预算案（Austerity Budget）模式，令新加坡每年享有财政盈余，国库年年有余，同西方先进国家的传统赤字预算相异。2008年金融危机的来袭，新加坡都能安然度过难关；近年来西、北欧部分民选政府不是处在破产边缘，就是面临严重财政危机。

他的严谨和节约财政管理政策及其一系列指导原则（如财政部不印发纸币；纸币发行由货币局主管和设定部分政府机构为盈利中心等），彰显了公共行政管理的制度化、严谨和效益化。例如公共项目招标的公开和程序化，也因民间企业的标价竞争，为国库节省开支。这样一来，最骇人的政治腐败（如暗箱操作等）便没有空间可活动，而职责分明的条例和清廉勤俭之风气也令到心怀不轨，或想以身试法的官员也难有下手的机会。吴博士的节俭性格和谨慎处事构成了新加坡财政政策和管理的特色。他深悉勤俭可以养廉和养德之古训！

看看他在位时期新加坡的经济表现：1960年新加坡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1330元坡币，还未达发展中国家的一千美元（当时的货币兑换率是一美元等于三元坡币）水平。但仅仅20年（1959-1981），此数字却奇迹般地跃升到10801元坡币，由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开始转向经济先进国家的道路迈进，公务员和社会受薪阶级都年年（1971-1994）获得加薪，以俸取贤和养廉的政策起了很大的作用。1984年的新加坡人均年收入高达14300元坡币，社会更是欣欣向荣，但此时也正是吴博士卸下公职和退出政治生涯的那一年。有人形容他是一位栽了桃树，不摘桃的政治家典范，在这一点，他是可以媲美亚洲国家的伟大领导和民族英雄（1972 年菲律宾政府颁发了当时被誉为亚洲诺贝尔奖的“拉蒙马塞塞奖” 给吴博士，以表扬他对公共服务的特殊贡献）。

他是无私奉献和为官清廉的时代楷模。在他25年（1959-1984）的仕途生涯，新加坡的繁荣和富裕以及政府给予的良好待遇，丝毫未改变吴庆瑞博士的生活习惯。他的勤俭、刚毅木讷、洁身自爱和常为人着想的性格依然如故。相信经历了战争洗礼（三年八个月的日军暴政）、尝过挨饿和生命随时任人主宰的滋味而幸存的他，极可能看破了人间一切荣耀而只想过朴素的生活为乐。我们可以理解他为何选择以忠诚为民服务做为居官处世和待人接物的目标。他曾说过“做一位部长，工作就是我的生命。” 最令我们这一代爷爷级国民对他难于忘怀的，就是吴博士慷慨留给了国人他本人所代表的时代精神–勤政清廉和务实，只顾耕耘，不问个人收获。他展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坦荡胸襟和伟大气魄。他的无私和忘我精神影响和引导了一批批优秀公务员，发挥所长和终身忠于职守为国家做出贡献。

分享和了解他为人节俭和念旧的嘉言懿行。谈到他的节俭习惯和对财物的珍惜态度，据他的亲人说，他在世时任何时刻始终不忘善用纳税人的每分钱，包括住公家医院时对卫生纸张的消费也尽量省用；晚辈请他上餐馆，他的注意力就集中在如何从菜单选择低价格的菜名，忘记了世间有佳肴偶尔可以宠宠自己的，在他的词典里似乎也找不到“口福”这一词。近这两三年我也终于明白了当年（1970年代末）在日本成田机场迎接这位副总理和他的代表团时，他手中握着的旧大衣。当时确实令我有点惊讶。

我们再听听前党同志对他在这方面的细察结果。常以微笑待人的前国会议员陈志成和同他共事过的官员们，也透露过不少有关吴庆瑞博士个人节俭的有趣且让人笑掉牙的故事，其中包括他“老爷”车底已有破洞也不去修理和在国外酒店住宿时，情愿清洗自己内裤而不花一点公款的典型节俭例子。另一位可敬的已故国会议员邝摄志（时任劳工部政务次长一职）在世时，也曾幽默地告诉友人，他在1960年代初有一回陪同吴博士到裕廊工业区视察的经过。他们一群人一面走动和全神贯注园区的建设进度，部分人也一面吸烟放松自己。但是当吴博士突然转入一间工厂了解情况时，便急忙熄了烟头，但没丢掉，随手将剩余的一半放入胸前口袋内。视察完毕后，他又点燃了那半根烟再吸而邝议员则抽起了他的名牌“雅都拉/Abdullah 37”。吴博士一暼便说道：“邝，你抽的是贵烟嘢!”（据说，吴博士当时抽的香烟牌子是七钻石/Seven Diamonds，价格较低。）

百姓和友人发自内心的感激和敬佩。受惠于经济发展局主导的国家经济发展政策下的百姓和商家，在吴博士在世期间不能够，也无法用金钱、礼物和适当的语言来表达心中对这位体恤民情清官的敬佩和感激。有部分百姓选择在他逝世的那几天（2010年5月14-23日）到他住家灵堂或国会凭吊和致敬，其中有一对夫妇年龄已上八十的左倾职工运动领袖，在灵堂册子写下某某“战友”（反殖民地主义运动）敬挽。邻国马来西亚政治领袖，官高至总理的纳吉和夫人，也特意安排到新加坡国会来瞻仰他先父敦拉萨前总理在世时的深交友人（他们是留英同学、亲密的反殖民地主义战友、后期的政治竞争对手和新马分家最后谈判的主角）的遗容。中国也没忘记这位改革初期的首位外籍经济顾问和人民的好朋友，由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最高官员代表向吴博士致敬。已故前副总理谷牧的家人则送来电文悼词和慰问。

吴庆瑞博士的开阔胸襟、重视诚信和念旧性格，为他和新加坡赢回了曾经是同他在政见上势不两立的朋友。例如比他较早离世的莱佛士书院老同学余柱业，也是马来亚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最终新加坡政府同意在吴博士个人担保下，于1991再度回归已经现代化的老家 - 新加坡做出余生的功献（他在吴博士当时主持的“东亚研究所”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一直到1995年10月病逝为止）。据说，他在1989年就非正式开始为新加坡和中国的建交工作提出不少建议和意见，等同免费为新加坡外交部请来了一位真正的“中国通”，但不是来自美国哈佛和耶鲁大学或英国剑桥与牛津大学的洋专家。据说，另一位叱咤风云一时的马共全权代表方庄壁的男孩，也是在他的安排下回狮城定居。此点说明了熟读《孙子兵法》的他，深悉时候到了，“网开一面”是“冤家宜解不宜结”的最佳战略之一。

对新加坡金融制度和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奠基者的举杯回敬。另一批敬佩吴博士的社会中坚分子，为了发扬他的谨慎但俱前瞻性理财之道，新加坡银行公会以他的个人名字，为他设立了一份常年奖学金（吴庆瑞博士奖学金），由公共服务委员会（PSC）定期颁发给国内、外优秀学子，继续为本区域培养更多的金融财务管理人才尽点绵力，以提高或完善此领域的治理制度和降低腐败的诱因。在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的有效治理下，新加坡银行与金融财务公司没发生过倒闭风潮；他的夫人（潘瑞良博士）也通过自己和一群吴博士友人和共事过的前公务员的合作和支持，设立了一份私人基金以协助低收入国人，以表达大家心中对这位高瞻远瞩和大公无私治国导师的敬仰！同时也要提醒年轻的一辈为民服务精神和美德的重要性。据说，此基金在他逝世前后期间获得不少的赞助，有的是来自他多年前下属和今日的高官，有的则出自他早期经争取到本岛来投资设厂的外商，例如白龄麦面粉厂（Prima Flour Mill Pte Ltd）等。可见他的一群好朋友和老朋友都没有忘记他当年的协助和引导。

第二个反腐因素是他进入政府服务的不愉快经历。

吴庆瑞博士对殖民地政府官场贪污腐败的恶劣印象，是始于他进民事部门服务期间（1939-1958. 期间因日本占领和留学英伦而中断）。在近距离内，他可以长期窥视高层不监督官员违纪违法行为。更可恶的是，与他们一起同流合污、敛财（例如当时的警察部门、土地局、关税局和移民局是贪污的重灾区）。这一点真是令他和其他有胸怀济世救民之同袍（如欧亚后裔高官之一的KM贝恩；1959年出任第一届自治邦政府的劳工兼律政部长）咬牙切齿、义愤填膺。所以一旦上台执政，铲除这些行政“ 蛀虫” 是天职所在。对吴博士本人来说，“廉荣贪耻”的反腐防贪思想观念本是他为官为民服务的基本修养，缺乏此行为规范的引导（俗称清廉为吏治之魂）和支撑，政府官员便无法齐心协力将治国方针和政策付诸实施，最终就无法取信于民和兑现承诺。结局：丢失政权，有的政治领导还得面对牢狱之灾。

早期对吴博士本人和人民行动党造成最大震撼的一件事，莫过于在1959年新旧政权交替点算政府资产时（地点：现皇后坊大楼内的保险库），林有福前首席部长无法交代一笔不知去向的庞大公共款项。此数额之多几乎相等于自治邦政府第一个财政预算中拨给教育部门的五千多万元坡币，几乎把这位节俭成性的四十岁财政老爷当场气晕了。当时气愤之极的他，咆哮一声：“混账（Wretch）”，怎么可以对纳税人的血汗钱，如此不负责任和巧取豪夺。

前车覆、后车鉴。这个教训和经验的总结对执政党的高层领导意义就重大了，他们见证了终极腐败是可以殃国亡党和祸害百姓权益的活生生例子。林有福领导的人民联盟在1959首届立法议会选举中因腐败（当时的教育部长周瑞琪被杜进才博士揭露接受外国资金以自肥的新闻，成为了一颗对执政党极端不利的定时炸弹）几乎全军覆没。人民行动党因对手的腐败而取得压倒性胜利（赢得51总议席中的43），此成果不仅大幅度提升了大家的反腐意识，而且加强了他们同腐败进行全面和长期斗争的政治决心和坚持。

紧抓关键要点并马上处理为上策，这是吴博士的办事作风。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他很清楚知道，除了面对初期官吏纪律松散外，得立即为上届政府留下来的烂摊子提出有效对策。这些棘手问题是：（1）高失业率、（2）房荒和卫生问题、（3）人口膨胀以及（4）政治局势的高度动荡和种族问题。英殖民地政府正等着瞧“好戏”上演。虽然吴博士有一套缓解这些问题的锦囊妙计，但他极需要一个纪律性高和有能力办事的公务员团队的配合，以便逐步推动社会和经济建设方案。因此，在严厉打击贪腐文化之同时，他又得设法建立有效的政府行政管理制度，两者都是他的当务之急。

第三因素是吴庆瑞博士立志为全民服务的高尚心愿和远大抱负。

当年虽是优秀书院毕业生，吴博士没学医，也不学法而是选择修读当时冷门的经济学，其中必有其特殊原因；在殖民地时代的医生和律师可以自立开业，受人敬仰和舒适过活，不需要看殖民地政府官员的脸色，但为民服务的范围毕竟是较狭窄。像吴博士这样有抱负和观察力敏锐的学者型从政者，他清楚认识到社会的安定与否，人民的守法与否，同经济发展水平有密切关系，强民富邦的根基就在此处，但是所涉及领域则非常广泛。所以对他而言，读书不仅仅是为了做大官显威信，而是想跟志同道合的有识之士干一番大事业（1940年代末，他同留英同学在英国伦敦设立“马来亚论坛/Malayan Forum”，经常同留英同学探讨马来亚（Malaya）连同新加坡（Singapore）的独立课题；他出任第一任论坛主席）和从事改善贫苦大众和同胞的生活为己任。贪污腐败肯定是阻碍或延缓他建立公正、平等社会和健全的行政体制，自然是他极欲拔掉的“眼中钉、肉中刺” 。

职务和责任使吴庆瑞博士更谨慎善用国家有限资源。身为掌管国库的部长，就得确保每年至少收入和支出平衡以及依期完成公共政策的实施和取得预定的效益；每一管理措施的制定和执行，都得确保人民和商家的每一分纳税钱确实花在刀口上。因为新加坡常年预算案的拨款将近一半的数额是投放在国防（国家防卫的建设和安全保障）和教育（国家栋梁的培养渠道）两个部门，所以在这领域的管理要求特别严谨慎密，对待腐败的立场是零容忍度，否则我们今天见不到良政善治带来的世界级教育制度和现代化国防力量。在亚洲地区，甚至是先进国的国防部经常是官员行贿和受贿的重灾区，但新加坡设有防火墙，没有发生过类似丑闻。

吴庆瑞博士同他的建设团队（以韩瑞生为首的财政部和经济发展局团队以及外交部官员）定期到国外（先进国如欧美和日本等），以最高透明度来促销新加坡投资环境和机会以及说明其税务优惠政策；在国内不容任何官员有失责、渎职和滥权情况的发生。部门主管及其审计官员不但全力以赴将腐败问题的发生机率降至最低点，同时通过制度的不断完善将国内、外的诚信度提升到最高点。此一战略目标就是要给跨国外商信心和投资安全感，因为他们注入的资金和带来的科技与管理经验，可以强化和扩大新加坡的经济结构以及制造更多高素质的就业机会。

我们敬仰的反腐斗士和幕后英雄们！

吴庆瑞博士的勤俭性格和自治邦内阁团队的反腐共识，决定了新加坡一开始便朝向建立一个精简节俭和效益高的政府机构的方向迈进。在他们的良政善治下以及百姓多年鼎立支持与合作，新加坡达到了脱贫境界。当初吴博士及其建设团队领着商家们“摸着石头过河”创业绩，现在大家可以安心“踏着实地爬坡”迈向或跨越另一经济高峰。他一生居官清廉之道、书生治军思想和育人创业之举，一心一意辅助了当年政府完成治国大业。今天大家有了一个安全、治安良好和繁荣的美丽家园可居住。加上长期的对外开放政策和不断完善的教育制度，新加坡也成为一个投资移民的好地点之一。

新加坡廉政的建设是政治领袖和百姓的长期合作与奋斗的结果。年长一辈谈到反腐倡廉课题时，就会想到好几位叱咤风云和铁面无私的开国元勋和早期政治领袖（如李光耀、杜进才、吴庆瑞、王永元、王邦文、贝恩、S拉惹勒南、爱迪巴克、林金山和韩瑞生等），以及一批干劲十足、正直和对国家坚贞不渝的前国家忠贞不渝的公务员：欧亚后裔的佐治波卡士（George Bogaars）和霍达斯、印裔的彭拿亚拉惹（Ponniah Rajaratnam）、巫裔的哈芝雅谷（Haji Ya’accob bin Mohamed）和华裔的翁兆华（Yoong Siew Hwa）等前辈。另外一群，也不能遗漏和必须提及的是当年政治影响力大的左倾工运领袖在这方面的贡献。以林清祥和方水双为领导的职工团体的反腐和反黄色文化的鲜明立场，是另一股不可忽视的文化道德力量和巨大政治压力，既是在激励和全力支持政府对不正之风的打击，同时也逼着领导层非持续朝向反腐、反黄的方向廷进不可。

以上三群国人以及幕前和幕后英雄们，每位都有各自的反腐治贪和反殖民地主义的精彩故事可细述和给我们启示。他们曾分别在各自掌管领域高调的或默默无声地作出关键性的历史决策或不可磨灭的功绩。如果把他们的故事串联起来，就是新加坡共和国反腐倡廉史不可或缺的主要篇章，从中我们可以吸取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才不会把新加坡廉政视为理所当然存在的社会现象。

                                      武吉园主敬上  2013-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