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庆瑞博士与邓小平
（大小两国的巨人）
吴庆瑞博士（生于1918，农历马年，2010年5月14日逝世）二战后留学英国的公务员，深受费边社会主义的影响，是东南亚小岛国新加坡的时代“巨人”、该国经济“奇迹”的首席策划师，前总理李光耀的最佳合作伙伴以及伟大的开国元勋之一。邓小平（生于1904，农历龙年，1997年2月19日去世），16岁留学法国和学习马克思主义，一生为党、国和为民服务。他的国际雅号是“打不倒的东方小个子”，两度上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他是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总设计师和新时代的思想领导者，
也是为今日中国的繁荣和稳定奠下基础的“巨人”和为世界和平做出极大贡献的政治领袖。
两位高层领导虽然是来自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领导，但为了各自国家的未来发展和区域的稳定，采取了务实的态度和选择长期对话和经验分享的合作方式，以创造互补互利的局势为重。1978年邓小平公开诚邀吴庆瑞博士退休后当经济顾问、中国的“外脑”。对此赏识，吴庆瑞博士也欣然地答应，愿意为这世界未来最庞大的市场发展献谋划策共六年（1985-1991）。此是新、中双边友好历史中难能可贵和意义重大的篇章内容，因为他是中国那段特殊年代需要的一位真材实料经济建设专家。他在早期的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和相关条例中确有留下一些烙印，他极力反对深圳特区发行自己的钱币为一例。
改革开放（1978-2013）三十多年后，经毛泽东后三代领导的临危制变和励精图治，中国逐步迈向经济强国（以国际贸易总额和太空科技而论）的目标而去；令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始料不及的，是中国逐步崛起及其经济和社会管理模式取得的高效益，对他们的自由民主政治制度和多种弊病（其中之一是美国联邦政府至今经历过16回的1天到16天的停摆，停摆也就是“破产”的意思，真是不可思议）带来了挑战。众所周知，中国当今的出口是商品、科技（高铁建设）和服务，不再是以往的“革命”。在欧、美诸国和中国之间，第三世界或发展中国家的领袖终于有了社会发展模式的选择。
简介。
吴庆瑞博士首次同来访的中国最高领导邓小平握手见面的这一天是1978年11月12日（不平凡的马年和月份）。两位传奇性人物是亚洲二十世纪后半期最杰出的政治人物和经济建设总策划师，也是在关键时刻的国家历史締造者。当年在正式场合会晤的时刻（1978年11月12-14日），两位所持的其中一个官职都是时任的副总理，专长于经济与社会建设以及军事国防战略的制定。他们最显著的共同点就是：少说话，多干事和爱好艰巨挑战以及深悟知几勇退的大道理，潇洒在人间走一回，在史上流芳百世。
（注：1977年的第中共第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了邓小平一切职务：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副总理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冢总参谋长；吴庆瑞博士的职务：副总理和国防部长）
对我来说，他们两位是十足的“不论黑猫或白猫，只要能抓老鼠就是好猫”务实主义的忠实追随者，多次在临危受命之关键时刻，凭着智略和超人胆识不负众望带领国家和百姓度过重重难关。邓小平虽然三次被政治击倒，但每次都能以超群的视野和无比的耐性等待东山再起的机会，并且越战越勇。最终他以大公无畏的勇气突破思想禁锢，排除一切障碍，在划定的神州大地内（如深圳经济特区）大胆试用国外的经济建设、策略和管理模式，同他的改革派团队携手启动了中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改革开放时代列车。对他为国家和百姓做出的贡献而论，政治学者评邓小平为二十世纪自孙中山、毛泽东以来，中国最伟大的三位杰出领袖之一。
邓小平：一流的政治、外交和国防战略高手。
邓小平以锐利的政治眼光和国际大视野逮住了国、内外机遇的再次到来 – 祸害中国国内整整十年的四人帮全面垮台以及国际和平和合作发展的机率高于战争的可能性。大大出乎当时社会主义阵营 “老大哥” （前苏联）的预料，邓小平在仅仅三个月内 （1978年的10-12月）的最后冲刺，所使出的出奇制胜连环招术，为中国取得了空前的外交胜利。他在东盟三国（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加缅甸之旅发出的言论，毫无含糊地指向苏联和他的印支伙伴，他们已经触及到中国的“底线”。另一个讯号是：东盟组织的中立不结盟立场也是符合中国核心利益的，因为中国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才有利于本国的经济建设，所以对外来势力的干预是不能置之不理的。（注：中国外交大攻势：1978年10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署和1979年初中美建交的完成以及同部分东盟成员国对印支局势取得的重要共识。1979年春季，中国人民解放军对越南进行一个月的边境战，制止了苏联势力的继续南下。 因新加坡和泰国在联合国的外交努力，当时的柬埔寨才能保住他的席位，才没有被越南扶持的亨桑林政权取代；此后，中国对东盟的中立不结盟立场和爱好和平的政策不再存有疑问。）
吴庆瑞博士：新加坡一流的经济和国防建设专家。
吴庆瑞博士（1959-65出任新加坡第一位财相，1965-1970担当新加坡第一任防长）同李光耀内阁团队，在执政期间虽面对多次史无前例的挑战，但他还是成功地集众人的智慧、经验和合作炮制出无数的经济发展妙方，逐步舒缓了高度动荡的1960年代社会和政治局势。当时的严峻考验包括了：
（1） 新加坡严重的失业问题和屋荒以及在野党的挑战。
（2） 印尼单方面对抗马来西亚期间引起的严重治安和种族冲突问题。
（3） 因英军提早撤退加剧了本来存在的就业和国防问题。
（4） 新、马分家（1963年9月16日- 1965年8月9日）后随之而来的棘手和不可避免的国防建 设问题；治军费用和兵源的处理就够头疼。
吴庆瑞博士苦心孤诣策划的“新加坡-马来亚共同市场” 富国大计之成了泡影（因为脱离马来西亚，计划无法持续执行，新加坡失去了一个邻国大市场）则是另一个致命的打击。幸运的是，与此同时是国际机遇的到来（经二次战后20年的持续和平与建设，发达国家有了剩余资本，开始外流寻找投资机会和适宜的廉价劳工市场）。因此，1961年成立的经济发展局（英文名称为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 是一个早期法定机构，特为外商投资提供一站式服务，以确保审批快捷，其他相关部门则给予配合和辅助）发挥了极大作用。它可以全力以赴向海外招商引资，以创新、诱人的税务优惠政策，再以开放和高透明度的条例，吸引大小外商来狮城发展出口导向型工业（逐步放弃替代型进口工业）；为了配合市场需求，新加坡政府也每年投下大笔资金培育人力资源（以奖学金每年派遣大批理工科优秀学生到英联邦先进国深造；许多发展中国家忽略了这一要件，尤其是工程师的培养和人数的不足而失去外资），并把世界各地当市场来开拓、耕耘。
他们对国家的贡献。
时过境迁超过一代人（1978-2013），在开放政策的驱动下，他们先后时段的奋斗打拼精神、务实态度和前瞻性发展策略为各自的国家带来了繁荣、安定和经济“奇迹”，这一点两国百姓是有目共睹的，也是其他发展中国家领袖的目光焦点。今日，连邓小平本人做梦也没料到中国经济成就（国际贸易额等），竟然是占据了世界上拥有最多外汇储备国家的地位（当从这一点来评断，中国已经超越了小康水平的国家），而处在亚洲地图上同样引人注目的“小红点” - 新加坡是2012年世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最高的国家，超越了处在榜首的北欧国家挪威。
最关键时刻的会晤：建立区域稳定与和平的共识。
中国最高政治领导邓小平受邀到狮城亲善访问三天（1978年11月12-14日），是在两国没有外交关系情况下进行的。但他一年内马不停蹄地周游邻国（先到日本而后连访东盟三国后加缅甸）必有重要和紧急责任（签订中日友好条约和探讨如何更有效应对苏联“霸权主义”的肆意妄为）在身，而且非完成此任务不可。在这之前新加坡时任外交部长拉惹勒南（1975年）和第一任总理李光耀 （1976年5月10-23日）先后访问了中国，目的是要亲身直接了解这个亚洲大国的确实政治情况及其领导们，取得第一手资料，作出自己正确的观察和判断。可惜的是在访华期间，中国还处在“文化大革命” 和是非倒置时代，他们两位都没有机会见到当时还失势的邓小平。
这一年的历史性会晤和双方领导坦诚的密集式交换意见，对两国以及东盟（东南亚国家联盟或称亚细安）各成员国的意义确非但重大，而且影响也极深远，尤其双方都充分认识到有必要从新评估或调整双方对彼此间的以往固执看法或偏见。回顾历史，我们可确定的一点是，如果邓小平没有主动释出善意和诚意，对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三国领导就当时印度支那（Indo-China）半岛的紧张局势和困境，进行面对面的深入探讨和互换看法，东盟各成员国的历史可能要改写，整个东盟区域的国民今天可能要学俄文或讲越南语了。
（注：1978年11月3日前苏联同越南签署《苏越友好合作条约》，12月25日越南人民军向柬埔寨发动进攻，于1979年1月7日攻佔柬埔寨首都金边。与此同时，统一后的越南制造一波又一波的骇人难民潮，给邻国和香港地区以至其他发达国带来严重社会问题和繁重经济负担。事隔多年吴庆瑞博士曾在本地英文报章特别撰文，指出要不是当年邓小平的当机立断对越南进行1979年春季大规模边境战，为东盟带来了多年的和平局面，否则东南亚后来的处境就不堪设想了。）
对中国推动的现代化，狮城给了邓小平什么启示或灵感？
无论任务是多艰巨，心中多焦虑或一点谱都没有，政治“不倒翁” 邓小平第三次上台，也一定要“摸着石头过河”来达到中国第二次革命的目标 – 通过经济建设取得四个现代化；否则，任其发展下去的局面将会更悲惨、更混乱和导致内部大分裂，因为作为有远见和有使命感领导的他，根据国内外所见所闻，经历了惨痛的十年浩劫，他明白纯朴的百姓不可能再忍下去，新领导必须有所作为。他于1977年7月的再度崛起，虽然带来一片欢呼和希望曙光，四人帮较早的消失顿时也形成了一股求变搞好国家建设的强大压力。当前之急：他领导的团队必须能够在瞄准中国经济脉搏之后，还能对症下药。面对的挑战就是药方何处寻，何处可取经？
东亚模式（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可否参照？当时曾有外国观察家指出，新加坡社会与经济治理之道以及较早前对日本进行十多天的工业考察，对邓小平在1978年12月中旬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讲话起了一定的正面影响。他们甚至说他多次的外国考察、见闻和经验总结（同时代的高层领导缺乏他这方面的宝贵经验和见识；邓小平1974年春季出席联合国大会，1975年访问法国和1978年到日本和东盟三国），促使他更有决心和信心去推动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改革开放政策，目的之一是缓慢同邻国日本和欧美等国在科技水平的差距持续下滑。另一重要的目的是要立即着手改善国民温饱的困境和全面提升百姓的教育水平，尤其是对国家栋梁大学生的培育。
（注：就新加坡对中国改革开放起的影响的说法，一向沉默寡言和谦卑的吴庆瑞博士，可能有所保留。吴庆瑞博士在1984年底退出政坛前，曾语重心长地提醒逐日富裕和教育水平逐步普遍提升的国人，新加坡是小国家，影响不了他人，千万别自我膨胀。）
虽然目前公开资料非常有限，但我们还是可以探讨邓小平在狮岛的短暂三天是否取得了可供中国经济发展的“处方” 。试问他看到了什么好的硬件设施，又同新加坡高层领导触及到什么新思路和适用于中国的施政、规章和管理之道。熟悉西方政治、社会和经济的李光耀、吴庆瑞博士两人的观点、看法和精辟分析，对邓小平探索和思考未来中国建设计划，是肯定具有参照或借鉴的价值或意义。资料显示，从邓小平回国后的14年（1978-1992）政坛生涯，他确实在多次的公开讲话提到、甚至赞扬新加坡的建设和管理经验的可取性和优越性，而且这些肺腑之言都是有感而发的。由此可见他对新加坡的印象是极深刻的。
（例如第二次南巡视察时，他说社会井然有序和美丽的海港城市珠海很像新加坡；又说过新加坡的管理是好的，中国要做得更好。讲到今天欣欣向荣的苏州工业园和后来居上的天津生态城，大家确实看到了新加坡因素的作用）
一、
他见到了新加坡经济和社会管理之道的主要策划人。
知音可遇不可求。1978年11月中上旬出访东盟，原以争取更多周边国家为友好和合作伙伴，以便共同遏制前苏联的霸权主义横行为主轴之旅，邓小平取得一个意外收获，那就是认识了博学和经验丰富的新加坡社会科学实践家吴庆瑞博士以及后来（1985）争取到他出任中国国务院沿海特区经济建设顾问一职，正式成为中国早期改革开放与沿海经济发展智囊团的重要一员。媒体报导吴博士毅然接受中方的邀请这则新闻，当时确是令好多人深感意外，其中一个因素是他的年龄已开始步入老年的阶段（67岁）。
（注：在多次会谈中，邓小平曾公开向李光耀表达希望有吴博士这类专家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出谋划策。）
他终于找到了这位人选。无疑的，邓小平是一位慧眼识人才的高瞻远瞩和明察秋毫的政治人物。当时世界著名海外华裔经济和金融专家愿意为中国服务确是有不少位，但他偏偏先点名吴庆瑞博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1978期间）有史以来首位外籍经济顾问。外界认为，邓小平的主要考量点是因为吴博士不仅仅是经济学理论家，也是一位思想实践家（相信这是邓小平最欣赏吴博士的一点）和政策落实者，新加坡的经济建设成就和亚洲四小龙地位的取得，就是他的一份毫无争议的确证书。另一点是吴博士能够长期同李光耀合作无间打造新加坡，也证实了他们的超凡办事能力、智慧和政治胸襟。
（注：这里值得一提漏网新闻，就是1978年时任总理李光耀也是邓小平敬佩的另一位新加坡领袖。例如，来访新加坡之前，他知道李光耀受不了二手烟，在早一个月的访日，日本外交部朋友说，邓小平为了能同新加坡总理近距离好好一谈，他曾告诉时任日本首相福田赳夫，他已经决定在同李光耀会谈时刻将极力忍一忍，不吸烟。后来我又听到新加坡外交部朋友说，其实，他们也为邓小平预先准备了一个痰盂。在我们这一群，这一段故事成了新中两国英雄敬仰英雄的一时佳话。）
邓小平了解了裕廊工业园区的经营和管理。谁是吴庆瑞博士（Dr Goh Keng Swee
1950年代伦敦大学经济学博士；当年这领域的亚洲籍研究生人数是寥寥无几）？他是李光耀执政时代的副总理、多年来最得力、最能干和最可靠的内阁同僚，也是新加坡公认的经济“奇迹”首席策划师和国家工业化之父，裕廊工业园区（Jurong Industrial Estate）就是他和他领导团队业绩的典型范例。在裕廊镇管理局（JTC）主席郑章远的陪同和安排下，邓小平专程视察和了解了此工业园地，并在裕廊山顶上（Jurong Hilltop）种下了一颗海萍果树。他对现代化的园区管理以及它的出口和创汇能力，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有人说，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从当时宝安县划出今天的深圳市和蛇口区的初期发展模式确是与新加坡裕廊工业园区有着共同之处，所采取的外商投资管理条例，如土地出租给外商设厂和税务优惠政策也相似。
邓小平接触到富有浓厚社会主义色彩的“居者有其屋”和中央公积金概念。在新加坡建屋发展局（英语机构名称：Housing
Development Board/HDB成立1961年2月）主席范佑安的陪同下，邓小平参观了新加坡组屋（现代化的廉价高楼国民住宅）区。新加坡政府于1968年制定的“居者有其屋”的利民计划及其一系列相关政策的有效推动（如“中央公积金”制度 ，是一种强制性的高储蓄率计划；改革开放一段时期后的中国上海市政府也试用了这个制度），似乎触动了邓小平的治国富民灵感。（注：目前约85% 的新加坡百姓是居住在政府栋栋高楼组屋内，其中的95%的居者是拥有这些单位的主人，至今新加坡是世界上极少数成功解决百姓住宿问题的国家。吴庆瑞博士在1972年因在这方面的优异成就，而获颁菲律宾政府的马塞塞奖；邓小平夫人卓琳则在时任新加坡国会议长杨锦城教授的陪同下参观其它组屋区，她惊讶的听到普通百姓就可以用每月交缴的公积金来分期付款购屋）高瞻远瞩的邓小平，仿佛看到了在传统社会主义阵营外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甚感惊叹、兴奋和受到鼓舞。据报道，他在离开狮岛前最后的几个小时，临时决定亲身到组屋单位内来个“彻底” 了解，展现他“打破砂锅问到底” 的性格特色和办事作风。新加坡政府组屋一游的印象，可能是他治国生涯里在国外上的重要一节课。
（注：对新加坡的建设和令人羡慕的表现，邓小平坦诚请教时任总理李光耀新加坡是如何搞好经济，李光耀的两个字回答：“教育”，干脆利落。科教和国际贸易是新加坡立国之本；1979年两国签订了贸易协定和互设商务代表处，进入八十年代后，中国中央和各省官员选择了新加坡为考察和招商引资的主要国家，邓小平要官员们多多了解和借鉴新加坡经验而吴庆瑞博士是这方面的穿针引线人；到了九十年代大批中国各层次公务员团队也开始到新加坡官方和民间教育机构接受培训，其中最有权威的一所是吴博士本人设立和管理的东亚研究所；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NTU）的“市长班” 就在这期间办起来的。）
二、
市场经济制度一定带来不可抵御的冲击：劳工剥削，加剧贫富问题吗？
工业建设用土地出租和当年租借地的概念完全不同。新加坡是东西交通枢纽和国际商港，长期同欧、美和亚洲各国、各地区有多方面的联系。但碍于意识形态和以及美国积极推动的对华围堵政策，战后英殖民地政府也禁止百姓同中国直接联系。在完全没有其他天然资源的情况下，新加坡只能依赖自身地理战略优势和深水港，逐步发展成为东南亚区域货物集散地。百多年来（1819-1959）的新加坡百姓就是依赖国际和区域贸易和服务业来生存和逐步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1959年6月初新加坡自治邦政府成立后，以接受西方教育为核心的上层领导和内阁成员，决定继续沿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国际贸易制度、金融组织以及工商管理模式是必然的。但是二次战后，随着民族主义的蓬勃发展，新兴国家的不断崛起、自力耕生和致力摆脱对西方殖民地政府的依赖，新加坡的繁荣不能单靠区域转口贸易来维系，进行工业化加上本国制造品的出口来创汇，成为一道非走不可之路了；同新加坡一样，亚洲另外经济三小龙：韩国、香港和台湾从六十年代初采取此经济发展路线后，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
当时曾被舆论界讥讽为“吴庆瑞的馊主意” 的裕廊工业园发展计划（曾是一片沼泽地带），园区内的土地或工厂有年限的出租，不单单带给新加坡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和就业岗位，同时为引入新加坡缺乏的高资历或经验丰富的多方面外来人才。借助或参照（当时新加坡可参照的仅有欧洲爱尔兰的香农自由贸易区）他人的优势和经调整适宜本国国情的政策，例如：引进外商高效管理模式和高新科技、人才的借用（如诚邀荷兰籍联合国工业专家温思敏博士和及其副手华裔唐义方先生为新加坡长期服务和协助制定经济建设蓝图的决定）以及向国际组织或世界银行贷款等安排，来协助或加速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结构的改善，其中包括教育制度和师资水平的大幅度提升在内。这一连串举措并没有令新加坡成为任何列强的“卫星国”或“附庸国” 。
自1965年8月9日独立以来和9月进入联合国后，新加坡采取中立不结盟外交政策，并愿意同任何政治体制的国家或地区进行贸易往来；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多方面合作，新加坡也通过区域组织（如东盟，新加坡是这个机构的五位发起人之一）和国际机构（联合国、亚太经合论坛等）扮演小国积极和活跃的角色。
剥削问题在市场经济还是可避免的。尽管新加坡基本上是模仿西方政治模式和经济制度，但领导层和国民依赖自己的智略、符合国情的管理原则、可行性发展计划和明眼快手逮住了国际机遇的出现，把新加坡社会建设搞上去。新加坡并没有向西方列强乞求财政“援助”，政府只兴趣于先进国（日本和欧美各国）的科技援助、市场开放和通畅的双边贸易，新加坡也未曾同其他国家有贸易逆差的争议。在工业关系和谐和稳定的新加坡，人们几乎没有听到或见到职工遭剥削的投诉问题，更见不到工人罢工或静坐抗议的事件，确实引起世界各地领袖的注意。
外商和新加坡互惠受益的局面。时任外交部长拉惹勒南曾特别向邓小平举例解说，新加坡如何以外商投资的税务优惠换来了国民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月薪另加公积金的缴交）。国家可以收取企业所得税，并强调这是一个可接受的互惠互利商业交易。对新加坡而言，另一更重要条件是外商，尤其是跨国大企业也带来了国际市场，产品才能大规模外销，因为小岛国本身市场太小了。由此看来，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商品经济制度和国际贸易制度（自由贸易和科教兴国富民是新加坡战略发展基础）肯定有其对人类文明贡献的一面。邓小平和代表团团员们见证了新加坡多年的实践成果，证明了合符国家利益和民情的政治立场、全力捍卫核心价值的决心以及完备的法律规章，是可以确保确保主权的独立和完整。国小人寡的新加坡可办到的，大国如中国就更没有问题了。
（注：1979年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邓小平首次提到拉惹勒南当初有关外资引进和百姓收入的说话内容，另一回则是邓小平在1992年二次南巡时再次说出；可见他没忘记此宝贵意见和新加坡经验。）
三、
学习和善用他人的长处是新加坡快速成功之道。
取他人之长即经济、又有效。1978年5月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西欧五国经济考察团带回的经济报告内容震撼了整个高层领导（指老帅团队中的叶剑英、王震和聂荣臻等），打开了人人的眼界，因为在科技水平上，中国确实落后外国几乎一代人。各国政府表示愿意同中国进行经济合作；邓小平在同年10月下旬本身也目睹了日本的现代化程度（如机械人代替劳力和提供 “零”误差的保证。）而惊叹不已。对此，他也毫不掩饰地告诉日本和外国媒体中国承认落后，但不会打肿脸皮充胖子，反而是要积极向外国学习搞建设。他的坦诚、幽默、谦卑和机智在日本掀起了一阵新闻界所谓的“邓旋风”，赢得了不少大企业家（如日钢的长野和松下电器的松下幸之助等）对这位中国领导务实作风的赞赏和支持。
再根据令人羡慕的新加坡经济数据和经验总结，“拿来主义”并不一定全是崇洋媚外或是一面倒的有害外来文化，它有其积极作用的一面。学习或参照他国的优势或管理模式（如新加坡财政部对外资的税务优惠政策和外汇的自由流动等）或善用别人的创意，可以避免少走弯道、少浪费宝贵时间和少犯错误，更关键的是能够预测到政策的效益。（注：日本长期学习欧美、再以国情和自身水平调整、改善，最后进入自创境界，如丰田管理模式曾经一度风靡世界各企业的高层管理；新加坡不否认自己也经历这一段历程的学习和不断磨炼。）
必须解放思想和力争上游。
多数人恨之入骨的四人帮倒台后的两年（1976年10月-1978年12月）里，中国确是处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一切百废待兴；严格地说，当时大多数领导、专家和知识分子对未来的道路走向，心里确是没有一点谱。经长达两年在思想和路线的激烈争论，胜利一方的改革派才能确定发展新方向和方针。但与此同时，他们又得面对资金短缺、人力资源不足和必须寻找可参照的发展模式等问题。受委为外国专家之一的吴庆瑞博士的学识和以往建设新加坡的宝贵经验，正是可以在这方面提供解决中国部分问题的处方，让改革派团队可以较“安心”对症下药。借用外来的“长生不老药”处方（意指向日本取“现代化”之经的代名词），即现成又管用，何乐不为呢？引用邓小平本身说过的一句话：在现阶段继续“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可能成功的”。
他周游列国取经、不耻下问和不断思考为中国杀出了一条血路来。
回顾三十五年的过去，我们看到忧国忧民的邓小平完成东盟之旅回国后的十几年（1977-1992），也就是从开始同 “两个凡是” 派进行激烈的争论到他第三次（1977年7月）回返政治权力核心和最后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线为止，他每一时刻都在绞尽脑汁，忙着建立和标榜“思想解放” 和“实事求是”的战略思想，为改革开放的艰巨目标的进展进行理论铺路，严防“左”倾思想的反扑。例如为预防左右思想路线的再度斗争和浪费宝贵的时间，他使出先发制人的一招，提出市场经济制度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专利。其实它是人类文明的结晶，社会主义国家或地区也可参照或采用，才不管他是姓“社”，还是姓“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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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1978年
邓小平访狮城前的双边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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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百人贸易代表团
参加首届广州秋季交易会。
1957年 在9月的新加坡工业商品展览会上入 口商展示中国药品。
1965年 独立后的新加坡政府欢迎中国银行 （1936设立）继续营业。
1971年 10-11月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贸易代表团访问中国和拜会中国领导李先念副总理。
1972年
7月中国兵乓球队访新，在新加坡繁华世界举行表演赛。
197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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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
6月中国羽球队抵达新，在羽球馆举行系列表演赛。
11月中国足球球队访新。
1975年
3月中旬新外交部长率领友好使团访问中国10天。
12月初中国机械进出口公司代表团访新。
1976年
5月李光耀总理首次访问中国。
1977年
9月中国官方贸易代表团首次访问新加坡。
1978年
4月广东少年杂技团抵新表演。 11月12日第一位中国政治领导人邓小平访问新加坡3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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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沿海经济特区享有中国中央政府给予的特殊政策，如长期出租土地和工厂政策的出炉，吸引了无数外商的到来投资，再以赚到的外汇来发展基础设施，解决当时资金不足的问题。整整五年（1979-1984）后的1984年年初，他在首次南巡信心十足地断言，把同隔邻香港的深圳当改革试验田是正确的，并鼓舞大家加快速度和更大胆去闖天下，原因是时间紧迫，机遇也不等人！这一激励和赞赏乐坏了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为核心领导的经济改革派团队（重量级成员包括习仲卿、杨尚昆、任仲夷、吴南生，梁灵光、梁湘等领导），因为这肯定了中国和中央不会走回头路 – 阶级斗争或文化大革命的邪或歪路。他们也肯定在不久的将来，老百姓不需要再冒生命之险泅水逃离大陆到香港找生机。由当今大陆和香港特别行政区两地百姓之间的自由往来的事实来看，我们明白了谁才是笑到最后的一群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将带领中国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千头万绪探求稳定的起点，挺胸昂首踏上稳中求进的另一轮经济改革大道。
武吉园主敬上 2013年11月11日（星期一）
附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