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共和国防腐倡廉沿革史（三）

新加坡共和国防腐倡廉沿革史

（三）

简言：

自一八一九年开始，新加坡逐渐扮演东南亚区域货物主要集散地角色，也是当时大英帝国海外重要财源之一。到了一九三十年代，新加坡、香港和上海成为亚洲大陆和南洋群岛一带最繁忙的三大贸易大商港。当时的世界正处于高度动荡的局势；列强（例如欧洲的德国和意大利以及亚洲的日本）通过武力侵略和霸道外交各自继续建立或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以及从事大规模资源掠夺战。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成为各国采取的主要防御战略之一。

第二次大战爆发前的两年，就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新加坡的英国殖民地政府制定了首部遏制贪腐贿赂的正式法律规章。法令出炉的目的是在于确保执法官员能够严厉执行关税保护措施和出入口战略物资的管制到位，使到敌对国无机可乘和进行颠覆破坏工作；可见它是为了应对危急时期的战略措施之一，关键考量因素不在于建立清廉高效民选政府。

一、新加坡第一部反贿赂条例 – 1937年《防止贪污条例》。

新加坡社会人士敬畏的肃贪治腐机构全名为“贪污行为调查局” （Corruption Practices Investigation Bureau，英语简称CPIB）。它设立于一九五二年，比同样是赫赫有名的香港廉政公署（英语简称ICAC：成立日期是1974年2月15日）更早成立二十多年；一九六十年代初开始全面致力于防腐倡廉和经济建设的民选政府诞生后，因为反贪腐效益高，为整个社会和政府各部门带来清廉风气，该机构也随即闻名于世。

当年在警察部队内设置这个独立的反贪腐单位的必要性是，由于英国殖民地时代的主要执法部门之一的警察人员本身知法犯法，部分成员参与走私贩卖鸦片集团的非法勾当，使到原本周详的官方逮捕行动经常面对徒劳无功，失望而归的下场，犯罪集团可以继续逍遥法外。因此，英国殖民地政府心疼大笔税收的流失。【注1】

【注1：取缔走私活动的另一主因是鸦片本被列为受控制的药物买卖，同时是英国殖民地政府的常年庞大税收项目之一，鸦片入口漏税自然将打击到官方财政收入，所以制止这方面的贪腐是必要的。在1942年之前的新加坡市民抽鸦片是合法的，鸦片在华人居多的新加坡社会以及马来半岛有大市场；战后第一年（1946年）新加坡官方才进行管制。】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英语简称：PAP成立于1954年11月）执政前，新加坡殖民地政府反腐肃贪的主要权力根源是，来自于1937年12月制定的《防止贪污条例》（Prevention of Corruption Ordinance/POCO），当时世界正处于战云密布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极纷乱时代。很显然的，法令制订的作用是在于强化英国远东军事基地的战略部署措施之一。该防腐条令目的在于遏制公共部门或私营企业的业务活动涉及行贿（Bribery）和以秘密佣金（Secret Commission）促成交易或拿回扣等的违法行径。贪官污吏的非法行为将严重危及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利益。【注：2】

【注2： 在《防止贪污条例》基础上以及依据在新加坡市议会（Singapore City Council）期间（1957年12月~1959年5月末）所累积的行政和反腐经验，人民行动党上台执政后的一年于1960年6月17日在立法议会（共有51位民选议员）一致通过《防止贪污法令》（Prevention of Corruption Act/PCA）。它是一部对贪官污吏威慑力和杀伤力极强的法律规章，条例的可执行性高，从此掀起了新加坡战后一阵阵的反腐倡廉高潮，违纪违法高官或部长一概下台（例如落马的部长或政务官：国家发展部的郑章远和陈家彦、内政部的黄循文，高层公务员有：杨盛德和崔汉添等）；首届民选政府的长期坚定不渝的政治意志力，使到新加坡有机会和时间逐步建设一个清廉社会和高效益的公务员队伍，协助政治领导层和全民投入经济和社会建设，并为新加坡赢得了世上极少数不受到腐败问题困扰的国家声誉；第一届民选政府的内阁部长，如李光耀、吴庆瑞博士、杜进才博士、贝恩律师和王邦文都是强悍和智慧型的反腐倡廉的政治领导。

此前，新加坡首任民选市长王永元（ONG ENG GUAN）及其市议会团队的政绩对反腐起的作用是值得一提的；两年市议会所积极推动的亲民政策和经验、设置的透明反腐败制度（如接见选民、设立中央投诉局、为民修路和铺设自来水管等）和措施以及所提出的反殖民地主义运动言论，为人民行动党在随后而来（1959年5月末）的立法议会选举取得压倒性胜利奠下稳固基础。】

二、乌云满天、硝烟四起的一九三十年代国际局势。

英殖民地时代的新加坡：回顾当时此防止贪腐条令的诞生，我们不难了解其社会特定因素或特殊背景；紧随二十年代末的世界经济大恐慌的发生和随之而来的后果（失业问题、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和各国货币的相继贬值，不再采用黄金作后盾），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国际社会状态进入高度动荡的局势，列强（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苏联）各怀鬼胎 – 持续并吞弱小国家和地区，一触即发的大规模战争的到来仅是时间上的问题。在欧洲英国的绥靖政策对咄咄逼人和公然侵占邻国土地的德国和意大利起不了缓和局势的作用，

经明治维新（1864年开始）运动不到半世纪，就在东北亚崛起的大日本帝国，也效仿老牌列强一贯的恶霸行径，如公然侵占、并吞他国领土的苏联、德国、意大利等国的得寸进尺的野心。步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军人握权掌控的日本内阁政府逐步吞噬东北亚大陆的中国领土和整个朝鲜半岛，蠢蠢欲动的南进阴谋以分享战略资源（石油、橡胶、农产品和矿产等）更加明显。这逼得处在欧洲困在外交泥坑的英、法、荷仅能在东南亚区域采取守势【注3】。

【注3：例如二十世纪初，打败俄国后的日本大帝国开始在亚洲霸道横行，在一九三零年侵占中国东北部后成立了“伪满洲国”，又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此反腐法令推出的前半年）制造了卢沟桥事件，同年12月中国首都南京沦陷，挑起了中国人民八年的全国抗日战争；新加坡也随即成为南洋一代华侨抗日中心，最著名的抗日侨领之一是陈嘉庚先生。为了广大市场和资源的掠夺，在四十年代初英、日双方最终在南洋群岛动起干戈，掀开了世界二战的太平洋战场之序幕，一向采取隔岸观火的美国，因珍珠港事件也被逼参战。1942年2月15日沦陷后的新加坡五万多各族平民惨遭日军屠杀】

三、英属马来亚：英国远东防卫要塞，也是最稳定可靠的百年财库。

有人曾形容如果印度（未独立前）是英皇皇冠上的宝石，那么马来亚半岛（指马来半岛各州和新加坡岛）是皇冠上的一颗钻石。对当时的大英帝国而言，英属马来亚半岛的经济贡献优于整个印度次大陆；新加坡总督在1940年曾说，自1895年到二战前的半世纪期间，英属马来亚从未依赖英国的任何财政辅助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运输公路、火车轨道和港口；货物吞吐量由1865年的150万吨跃升到1930的3353万吨，1940年出口价值高达13亿英镑）和社会发展（民间福利、学校和医院等）。农矿业资源（橡胶、锡、棕油和胡椒等）出口的收入足够承担马来亚半岛的各方面基本建设。

在英国的远东地区，英、法、荷同日本的冲突点自然是在天然物产（石油、锡、橡胶与农作物等）丰富的南洋群岛（包括中南半岛各国）的控制，而可用来捍卫英国势力范围和经济利益的权力中心就落在已经经营上一百多年（1819-1937）的新加坡岛。它是一个天然深水海港，地处马来半岛的南端，恰好扼制马六甲海峡咽喉，形成欧、亚航道商船必经之要塞，占有关键战略位置，也是英国直布罗陀以东的重要军事基地。

所以，面对硝烟四处的世界，英殖民地政府显然必要采取严厉的防范策略，以加强这处被视为东亚大陆到东南亚区域之间三大（其他两大港口：香港和上海）最繁忙港口之一的新加坡之内部行政管理和社会保安措施，其中一项不可缺的相关管理条文便是《防止贪污条例》。【注4】

【注4：三十年代的新加坡还是英属远东殖民地（1819-1959）之一，连同香港、上海已经是亚洲商贸极活跃之海港都市。地处马来亚半岛最南端的新加坡更是整个东南亚区域最繁忙的货物（如欧洲的工业产品和南洋群岛的土产品）集散枢纽，其持有的战略地理优势（欧亚航道）使它成为亚洲各大小国家，尤其是正在逐步蚕食东北亚大陆的大日本帝国的船只必经过或停靠之东南亚深水海港。据部分研究报告，一九三十年代的新加坡港口吞吐量已经达到三千三百多万吨 ；一九三七年新加坡建好了首个民用飞机场 – 加冷机场，就是今日的加冷公园的所在地，较早被称为劳动公园；一九五五年出席印尼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时，中国总理周恩来曾在此机场做短暂停留】

由此视之，英国殖民地政府制订《防止贪污条例》的用意，旨在对进出口货物（尤其是战略物资和武器输送等的管制）条例和关税政策的严厉执行，以预防疏忽或纰漏之处可让敌方有机（如贿赂关税人员等）可乘。英方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及其殖民地派来的军事谍报人员。在经济争夺战（天然资源的掠夺）和国际贸易方面，对英国来说，日本绝对是最可怕的对手。首先，明治维新（欧化）后崛起的日本及其出口货物对英国远东市场已经造成极大威胁。因此，英国殖民地政府以贸易保护主义来打击具竞争价格的日本货，其中一招就是确保没有走私漏税货物（这都因执法官员贪婪而把关不严造成的结果）出入关口。【注：5】

【注5：《防止贪污条例》的另一预防作用：笔者要强调的是，在三十年代至二战前，新加坡鸦片买卖是英殖民地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之一（据史料估计，英属马来半岛的财政收入的每一英镑，百分之四十到六十是来自鸦片专利生意）；部分本地亲英大商家也分得一分羹，显而易见，其目的是在捍卫既得利益集团的肥水不会流入外人田。由此视之，此条例有助于规范官员行为并确保他们严厉执行关税条例以保护既得利益。

另一个考量是不受英国保守政治集团欢迎的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1935年后）已经崛起和逐日在大陆壮大，开始同非共的国民党部队抗衡；与此同时，马来亚共产党也在1930年3月末在马来半岛诞生了，英殖民政府担忧和恐惧的是部分南洋华侨团体可能通过各类手段（包括行贿等），取得方便以提供物资和金钱支援中国共产党】

评语：

如果不是因战云密布的国际局势所趋所逼，殖民地政府的1937年《防止贪污条例》可能不会或更迟些时候才出现。此条例的制定和实施首先是基于政治与国防的需要，经济利益的保障也是至关重要。二战后新加坡人民的政治觉醒和风起云涌的反殖民地主义运动使得英方非进行行政改革不可，其中才发觉到要更有效处理官员贪污受贿问题，相关条令必须赋予执法官员更多权力：如逮捕、搜索和侦查等权力。为此，该条例在1946年才获得修订。

新加坡共和国武吉园主

2016年10月29日（周四）

新加坡廉政建设 （二）

新加坡廉政建设

（二）

简介

在小国新加坡触犯反贪腐法令，无论数额多大、多严重、对社会影响多深，被判罪者都不会面对死刑，每一罪名最高刑期只是七年、罚款十万元新加坡币。但为何新加坡的治腐倡廉成效还是十分显著，而且多年在世界最廉洁国家排行榜上居前几名？

大部分学者和评论家认为政治领袖群的坚韧意志力、个人的素质、能力与理想是关键；其次是他们所制订的相关政策和建立或不断改善的制度，使到反腐败法令获得彻底执行，公家机关严守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新加坡的肃贪治腐的机制就在此，人们也明白在此严刑峻法和人们以品德为重的小岛上贪污、行贿和受贿的最终结算是得不偿失，贪腐成本太高了。

新加坡反腐倡廉上轨道的主要因素：

（一）坚韧的政治意志力 - 建立廉效和有诚信的民选政府。

新加坡在反腐倡廉方面能取得较好的效益，最根本因素是早期智慧型核心领导层的政治意志力和坚定不移的决心为廉政建设定调。另一关键性因素是他们全力以赴培育和随后组建成功的高素质政务官与公务员团队，并以雷厉风行的步伐整顿各政府机构和逐步取代殖民地政府时代留下来的各层官员。

首任内阁总理李光耀（1923-2015）生前多回公开强调的所谓“好政府”的其中两个重要支柱便是廉洁能干的好政治领导层和高效的民事服务机关。最终目标：对外建立一个有诚信、可靠的政府，对内尽全能为民造福和打造一个种族和谐社会。【注一】

【注一：

1 除国防和外交事务以外，新加坡民选政府自一九五九年六月初组阁后，开始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当时新加坡的政治或法律地位是一个自治邦，不是一个独立国家，国家防卫之责任归英驻军。兴邦富民的发展战略有二：（1）是以教育改革培养民事服务和市场所需的人力资源，（2）通过招商引资推行工业化政策。其他有利于新加坡稳定发展的其他因素：新加坡政府不是军事强人作后盾，免了军事政变发生的可能；再来是新加坡的政治体制是党、政划分清楚，政府机关事务是由来自执政党核心领导所组成的内阁团队（部长）主导一切。

2 自治邦行政权归民选政府，独立司法权归法院而立法权力则属当时的立法议会（今日的立法权则归民选总统和国会）。依据《伦德宪法》规定，一九五五年新加坡各政党首次参加自治邦成立前的立法议会选举，马绍尔律师领导的工人党赢得多数票上台执政；他因为与英政府不合，愤而辞职，由林有福接任为首席部长。】

（二）法治社会的基本条件已经存在。

我们不否认经百多年（殖民地时代：一八一九到一九五九）的发展，新加坡已经打下了法治社会的基石（如依法治理多元化社会的制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法庭独立运作和政党政治活动的存在等）而且实行的法律规章也较完善。此外，二战后教育的普遍化和新加坡（一九五九年代的人口大约是一百五十万人）国小人寡较好管理的事实，确实有助于有宏愿、决心进行改革的政府，把廉政体制这社会系统工程较快地建立起来。同样是法治意识较浓的前英国殖民地香港及其廉政公署是，另一个在亚洲治腐有效的好例子。两者在世界或亚洲的政府廉洁透明度经常榜上有名【注二】。

【注二：新加坡国家体制是采取三权分立：(1) 获得国家宪法保障的司法权赋予独立运作的法院、(2) 立法权在立法议会或单院国会、(3) 行政权在政府内阁（通过每五年国会议席选举，赢得多数席位政党，成为执政党组阁）。其次，新加坡有三个独立的国家机构：总检察长公署是国家（独立于政府律政部门）、政府和个人的公诉人 (律师制度：律师代表个人或团体出庭等业务)、总审计署（审查政府部门和国企账目）和公共服务委员会（中立和公开地选拔和管理公务员以及负责颁发奖学金等事务）】

（三）上台的新政府没有政治包袱的问题。

人民行动党天下一开始是自己打拼下来的，不是受恩于某人或某一既得利益群体或压力集团而赢得政权或领导是经党内派系多位头目妥协后而推出来的总理人选。它没有受到政治“包袱”的拖累。所以为了铲除腐败 - 公认的社会毒瘤，内阁无所顾忌地大刀阔斧进行多方面的整顿，废除或设立机构和强化原有单位，最后顺利立法和推出处理问题的各项行之有效的对策与措施。名符其实的铁腕护廉政策响彻云霄，效果显著，引起国内外士关注和羡慕，一谈起廉政大部分人便会联想到新加坡这个花园城市国家【注三】。

【注三：

1通过土地征用法令，官方各相关主管机构（如律政部、国家发展部、土地局和建屋发展局等）拥有权力征用私有土地和以极低的赔款给地主，以供建造现代化、廉价政府组屋卖给各族百姓（他们则以每月累积的公积金分期付款）。此为稳定多元化社会的重要战略发展之策。

2不少第三世界、地区或新兴独立国家在上台之前，就没有那么幸运不受“恩情”和裙带关系的影响；更遗憾的是他们在难于抗拒大势所趋的情况下，而加入贪腐圈内成为领导。台湾的陈水扁、菲律宾的马科斯以及韩国多位总统，如全斗焕和卢泰愚等。

3在一次重大鸦片走私案件，殖民地政府发觉官匪勾结的严重问题，于是於一九五二年在警察部队内设立了贪污行为调查局，英语简称：CPIB，调查员由警察调排过来服务，难免有官官相护之嫌；该局于一九六三归检察总长公署（国家公诉人）指挥；一九六九年后内阁将它设置总理公署下，只向总理本人负责，其他部门一概不能过问其职务。法庭控诉事务由检察总长公署全权负责】

（四）《防止贪污法令》与反腐败的社会背景。

二战后到自之前的新加坡社会官员贪污行为猖獗，民怨沸腾，严重腐蚀了民事服务部门组织和破坏了行政效力，早已经达到不可容忍的情况。更可悲的是连政府部长（时任的教育部长周瑞麒）也牵涉在内，竞然被爆接受外国的行贿。一九六零年六月（上台执政后一年）年十七日经修订以及其权力显著膨胀的三十五节《防止贪污法令》就在这种反腐愤气冲天的情况下，在当时的立法议会（Legislative Assembly）顺利通过；触犯法令者，不论数额（一元或千万元）多寡或所持官阶多高、服务年限多长、属执政党员与否，一经法庭公审罪名成立后，就得面对罚款或坐牢或两者兼施，而且还得退回贪污受贿的金额或财物。

在新加坡，虽然贪污、受贿罪名成立不须面对死刑，但一天或上年的牢狱之灾肯定毁了一个人或国家精英的大好前途，代价之高起了非常有效的震慑或阻吓作用，“不敢贪”和“不能贪”的道理在此【注四】。前途如日东升的公务员或政务官，不幸或万一在品格上受质疑或涉嫌贪污事件，那他的仕途日子是不久了。以李光耀、吴庆瑞博士和杜进才博士为核心的领导层要求官员代表政府为人处事，必须做到无可指摘的地步。

【注四：

1《防止贪污法令》修正的重点在清楚确定贿赂案件中“报酬”一词的定义和内容（共五大类包括有形和无形的财物或服务）以及扩大和强化调查局的调查权和逮捕权。其中引入的杀伤力极强的条文有：“意图贿赂”、“有罪推定”和“举证倒置”、后者把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交给受嫌本人，而不是控方。贪污罪较难举证，尤其是无形或抽象的证据，例如，以身居高位的影响力或以内部信息交换受贿。

2该法令从一九六零年到一九九一年共修订了六次，由三十五节增加到三十七节, 之后又修订了两次，堵住任何可能出现的法律漏洞；一九八九年国会又立法增添了另一相关法令 - 一九八九年《反贪污法令》，分四章共有二十四节，重点是在充公受嫌人无法说明自己金钱或财产的来源】

依我了解，此项新修订法令的主要目的有三：

其一，以往的相关法律已经不适用；所以进行修订是要传达防腐条例的震慑 性作用及其巨大杀伤力，预告大家政府是来真的、法令是六亲不认，千万别带着侥幸的心里或态度，尝试以权谋私的勾当。

其二、兑现竞选期间许下的政治承诺 - 反腐倡廉，根绝任何哟组织性贪腐活动的存在,才能继续取信于民和争取支持以及制造舆论吹起廉政之风来遏制政府圈子里让人窒息，呕吐的污水味。

其三、为推行工业化和确保招商引资政策能顺利进行以及赢得外商对新加坡 政府治理能力（建立和维持社会秩序、没有工潮干扰）的信心；也是为了让外国投资商不会质疑对新领导层的诚信（履行或兑现税务优惠待遇、外汇自由）。对投资政策或条例官方解释是统一的、执行是快速的（避免贪官阻碍）。

总而言之，态度一向严肃、铁面无私和生活简朴的时任总理李光耀和吴庆瑞财长就是要传送官方“零容忍”反腐的清晰信息到国内、外听众以及新政府要建立和捍卫廉明政体的决心（组阁上任第一天，全体成员穿洁白衫裤以示廉洁），同时直接警告政务官、公务员和公众人士别以身试法。新加坡独立后（一九六七年），首位落马的行动党政府最高官仅是意图贪腐（他没拿到“好处”或《防止贪污法令》所指的 “报酬” Gratification）的国家发展部部长陈家彦。被令离开政府部门和退出政党生涯的他，从此一生落魄潦倒，新加坡官员贪腐代价太高了。

（五）用廉政捍卫以公正和平等对待各族的治国原则。

新加坡客观环境让政治领袖清楚认识到一个事实：以华人居多组成的多元族群移民社会，公正与平等是打造新加坡种族和谐和相互共存关系的基本原则，因为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旦有任何种族歧视或待遇不公、甚至是误解或对局势误判的出现，都可能触发一场社会暴乱【注五】。因此，如何长期维系和捍卫这两大原则是个史无前列挑战和艰巨使命。

【注五：一九五零年十二月中旬，因马来籍回教徒的养母和荷兰籍天主教生母争夺女孩子的抚养权，新加坡法庭判决有利于白人生母而引发了玛利亚事件（Maria Hertogh Riots）（大规模种族冲突，回教徒和马来族群有组织性地攻击白种人）；由此事件的经验总结，种族和宗教属于高度敏感性问题，必须妥善和优先处理。】

具有强烈历史观和法律意识特高的首届自治邦政府内阁成员（至少两位律师、医学家和会计师各一位和一位经济学家）有效运用严刑峻法和凡腐必得严惩的舆论所吹起来的廉政风气，斩钉截铁地指出任何族群触犯反贪法令的官员无论官阶多高、执政党党员与否，首先一概由执法部门依法处置，驱除任何族群脑海里存有“特权”（如人们常说的刑不上部长、高官或其儿女们）这类封建阶级观念，确保多元化社会的新加坡各族市民眼前没有“例外的公平”事件发生。有问题的官员都在短时间内在法庭公开受审和裁决，如果是无辜者可以要求以书面还其清白。

这一颗定心丸给非华族群对政府执行防腐倡廉政策有了信心和信任感，因此，也有勇气举报（根据事实举报的事件，揭发者是受到法令的保护，在法庭呈堂文件上可以不显示其名字和身份）。这也说明了新加坡为何在防贪和治腐领域工作比其他多元族群社会和国家（以在亚洲前英国殖民地为例：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缅甸和马来西亚）取得较显著成效，而且自一九六九年六月后新加坡再也没有出现过种族冲突事件。【注六】

【注六：

1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曾有一位德高望重的退休法务部长（早期英国女皇奖学金得主，未当政府部长前的职业是律师），也是新加坡建国元勋之一），因晚间酒醉驾车闯祸，被控上法庭；惩罚的结果是：终身吊销驾照和罚款了事。另外一位是国立大学大名鼎鼎的医学院拉南教授（S S Ratnam），被称为东南亚试管婴儿之父，亦同样因酒醉车祸被罚款上五千元新币。但因为他是在职的公共机关职员，还得面对部门的纪律处罚；最终还是选择静悄悄离职；否则将面对被解雇的难堪局面.

2一九六七到一九八七年的二十年里，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曾公开调查和开除了至少三位部长级党领导，他们是：国家发展部长郑章远和陈家彦，内政部政务部长黄循文，新加坡全国职工总会领导彭友国。 因家变、婚外情（如上任国会议长麦克柏默）和个人健康理由而丢失官职或离职的政务官员也有几位。新加坡政府肃贪严惩的对象包括了触犯法令的任何高官（如前民防总部首脑林新邦）和个人品德水平达不到内阁设定的要求者】

小结：

新加坡廉政建设历程早期一段走来十分艰幸，当时能够遏制腐败的继续恶化，是全靠有胆识、气魄的政治领导层的铁一般决心、毅力和说服力。大多数是属无产的贫苦大众和服务殖民地政府的中小层官员相信自治邦政府确实拥有“铲除贪污”的能力、诚意和富民治国之道
【注七】。

【注七：“铲除贪污”是行动党参加首届立法议会选举的竞选海报上的大口号；这和党内拥有广大群众基础的左倾工运领导派系的目标是一致的；前新加坡市长王永元（后成为自治邦首任国家发展部部长）的早期亲民和在市政会的严打贪腐、裙带关系工作也起了作用。所以左派的影响力和王永元的贡献对行动党的压倒性胜利是个关键因素之一】

充满期待的平民大众被核心领导人物（如李光耀、吴庆瑞博士、杜进才博士、贝恩、王邦文、王永元和拉惹勒南等）的教育水平、国际视野、集体领导能力和富民兴邦的宏大计划所吸引，而李光耀内阁团员又能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过着俭朴生活，但威严绝对不减，令大部分党中坚支持者（如陈志成、庄日昆、潘峇厘、何家良、邝摄治、何振春、钱翰综和林源河等华文教育者以及其他受英文教育的工运领袖）信服和愿意长期追随。从自治到脱离马来西亚独立的整十年（一九五九到一九七零），几乎是新加坡“谈贪色变”的日子，贪官污吏人人自危。此时廉政建设之根已经慢慢地延伸于整个新加坡社会层面【注八】。

【注八：这里的“贪”是指“贪污行为调查局”，群众普遍认为一旦是被该局请去约谈、在低温空调室内喝“咖啡”，那你不是主犯、嫌犯，就是案件证人，被定罪的成分是九成以上，否则该局不会对你采取行动，浪费国家宝贵的行政资源。一九七十年代是外国投资大幅度提高，经济活动更繁忙，因此，转移总理公署管辖下的反贪局负有更重大的护廉责任】

与此同时，建立在这个广大市民对政府信任的基础上，吴庆瑞博士领导的财政部通过招商引资，全力以赴推动工业化政策。留学回国的子弟人数也大幅度提升民事服务机构人员的素质、品德和专业水平。经十年的辛勤耕耘，进入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后，公务员和企业界员工开始享有常年加薪的待遇、表现花红和公积金（强制储蓄制，在未退休前就可用来购买房屋或官方指定的股票）缴交率的不断攀升（达到了官员“不需要贪”的境界）。因为随着二战后欧美和日本的经济蓬勃发展，新加坡政府机构面对了国、内外商业机构在劳动市场激起了“人才争夺战”大浪，员工薪酬高低成为留人的主要法宝。“高薪养廉”或“高薪养贤”是此时期才产生的所谓治腐“灵丹妙药”。【注九】

【注九：

吴庆瑞博士熟悉国际政治局势，商业远光也确实锐利、为国寻宝嗅觉一流，七十年代初他的黄金投资（当美元同黄金还挂钩，他静悄悄地向南非购买了一百公吨黄金；美元和黄金脱钩后，该贵金属价格立即暴涨）回报给公务员带来了一身以来首次享受到的“第十三个月”薪酬。这项史无前列的现金奖励，随后成为了新加坡薪酬制度的一部分。

新加坡政府如果当时不是靠强制性服务合约和其他措施绑住奖学金得主，好大部分人才将流入私人企业机构；据说，新加坡第二任总理吴作栋就是其中一位，但当时他已经履行了服务合约，本是可以在劳动市场自由选择自己的职业。据说是在吴庆瑞博士的规劝下打消加入私人商业机构】              

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新加坡廉政体制之所以能长期顺利运作，是因为它一起步就在法律规章（《防止贪污法令》、《刑事法典》和后来的《反贪污法》）轨道上和行之有效的政府行政管理条例（如《公务员指导手册第二零五-二零九条文》、《公务员惩戒准则》、个人财产申报制度以及简化审批程序，把贪腐的机会减到最低点等）监督下运行。

上述法令和规章，连同也是普世价值观的儒家伦理道德（如礼、义、廉、耻等软性行为规范），加上政府对官员品德的高水平要求（不能涉及桃色事件或酗酒和赌博等与自己身份不相称的举止言行），有机地构成了新加坡反腐倡廉的一道法网；看似天网恢恢，但经常疏而不漏。【注十】

【注十：一九八四年政府又在警察部队理设立了商业事务局（Commercial Affairs Department），其中主要的职责是打击和制止对扰乱和破坏金融市场秩序的违法行为；有权逮捕嫌疑者、冻结其资产和要求赔偿损失。它也起了遏制黑金或金钱政治萌芽的作用。此单位的出现一方面辅助而另一方面也分担了反贪局在这方面的工作】

新加坡共和国  武吉园主          （园主也以此博文悼念逝世五年的慈母）

公元二零一五年五月十四日晚

新加坡建国一代谈历史:回忆建国一代领袖的贡献 - 他们的团结一致和持续耕耘，带来半世纪后的繁荣新加坡。

新加坡建国一代谈历史

回忆建国一代领袖的贡献 -

他们的团结一致和持续耕耘，带来半世纪后的繁荣新加坡。

在一九五九年六月五日成立的新加坡自治邦政府，首届的九位内阁成员超过半数（至少七位）是受过西方高等教育（其中两位持有博士学位：杜进才和吴庆瑞），他们是英国和澳洲著名大学学成归来的各领域专业人员。在当时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有如此高资历内阁阵容是少有的。因此，他们给外界的第一个印象是，一个有才华、有能力但也是一个毫无执政经验的学者型内阁团队（有两位曾是殖民地政府的民事服务部门高官：吴庆瑞博士和有律师背景的 K M贝恩，没有一位是来自武装部队），队长（总理）是从事律师业务的李光耀，毕业于赫赫有名的英国剑桥大学法律系（他获得该大学一等双重荣誉学位）。

【注一】

【注一：

1六位华族阁员教育背景：李光耀（出生于新加坡剑桥大学法律系）、杜进才博士（伦敦皇家医院生理学博士学位，来自马来半岛的霹雳州）、吴庆瑞博士（伦敦经济学院博士，出生马六甲）、王永元（来自马来半岛的柔佛州，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会计系，曾出任澳洲亚洲学生会领袖）、王邦文（来自雪兰莪州的吉隆坡，毕业于马来亚大学）、杨玉麟（莱佛士学院毕业）；一位马来族阁员：阿末易卜拉欣（来自槟城，工运领袖，可惜英年早逝，一九二七-一九六二）；一位斯里兰卡族阁员：拉惹勒南（来自森美兰州，留学英国）和一位欧亚籍人：KM贝恩（来自槟城，英国牛津大学法科硕士）。至今（二零一五）健在的第一届政府阁员仅剩一位沉默寡言、温文有礼已达八十六岁高龄的王邦文，（能操三语：华英巫；一九八四年离开内阁后，继续当国会议员到一九八八年退休）他也是新加坡第一任内政部长（反贪腐和反黄色文化的悍将之一），后来的教育部长、劳工部长（现改称：人力部）、环境部长和交通部长。

2 1959年6月初成立的第一届内阁的部长年龄一览表：

出任党秘书长和总理的李光耀仅是36岁（1923-2015），最年轻的阁员是30岁的王邦文（1929 -，内政部长）和32岁阿末易卜拉欣，最年长的阁员分别是KM贝恩46岁（1913-1990，劳工兼律政部长）和拉惹勒南44岁（1915-2006，文化部长）。杨玉麟（1918-2012，教育部长）和吴庆瑞博士（1918-2010， 财政部长）分别为41岁，任首届党主席的杜进才博士（出任副总理一职）也不过是38岁，王永元34岁（1925-2008，国家发展部长）。李光耀、吴庆瑞博士、杜进才博士、拉惹勒南和杨玉麟都是年龄上九旬才离世的高寿者。

3 他们的另一共同的人生经验，就是大家都经历过二次大战洗礼的青年人，大部分人目睹了白人殖民地政府部队在抗敌时的软弱、组织上的松散和对百姓安危不负责任态度以及亚洲人（日本皇军统治新加坡三年八个月；新加坡改称：昭南岛）蹂躏和屠杀亚洲人的骇人一幕。这种寄人篱下和命运任人主宰的惨痛经历使这批有识之士萌生了有朝一日我要当家自主的抱负；相对来说，他们倾向实现社会主义国家的理想，重点在为大多数的百姓谋福利。】

九位部长人选代表了新加坡社会四大族群（华、巫、印以及欧亚籍同胞）的精英和有志献身的领袖们，同时彰显了在朝政党（名称：人民行动党，党制服：全白衫裤，党徽：闪电为标志）准备全力以赴，在世界二战后快速建立一个多元化、廉洁和公正平等的亚洲社会的坚定目标与雄心。

对首次上台掌政和由年轻成员组成的内阁来说，这种承诺肯定是一项艰巨的使命，因为新加坡是个天然资源匮乏的小岛，种族多，人口少。它仅有的明显优势就是其战略性地理位置，恰好处于东、西（印度洋和南中国海之间）航道的交汇处（马来半岛最南端），百多年来扮演着繁忙的区域货物集散港角色，没有本身制造业可支撑经济可言。

首任外交部长拉惹勒南在一九七十年代后期的某一次轻松的小场面，笑谈他们在英国伦敦求学时期的政治交流舞台–“马来亚论坛”对新马两地后来造成的巨大影响。他说学成回归新加坡后的当年“论坛”参与者继续相聚和商讨，结果演变成一个志同道合的政治组合（人民行动党在一九五四年十一月月二十一日诞生）而他们其中几位留英同学也成为了新政党的高层领导，展示和包容了一个来自不同出生地、不同种族文化和家庭背景政治人物的大汇集。他形容此团队为“天合之作”，百年不遇之一次巧合。【注二】

【注二：

“马来亚论坛”（Malayan Forum）是由吴庆瑞博士同马来亚半岛知识分子（如马来亚的敦姑阿都拉曼、敦拉萨和林建才等）在留学英国伦敦期间发起的一个谈论战后新、马独立议题的非正式交流场合，但却吸引了不少有抱负的留学生参与交流，其中包括了还在剑桥大学学习法律的李光耀等。回国后，在杜进才博士的建议下，他们联合有广大群众基础的左倾工运和中学生领袖于1954年11月21日组建声势浩大的人民行动党；建党之日，马来亚政治领导敦姑阿都拉曼（后来的马来联合邦的第一任首相）也亲临新加坡维多利亚纪念堂（Victoria Memorial Hall）现场祝贺。】

虽然其中几位是属重量级内阁成员和可以独挡一面之才（如杜进才博士和吴庆瑞博士等），但最难能可贵的一点，拉惹勒南指出是他们能够长期的保持紧密合作（三位核心领导：李光耀、杜进才、吴庆瑞保持了近二十五年的内阁成员工作关系），一心围绕在以李光耀为权力核心的领导班子，共商大计，发挥各自的优势和才华，为打造一个现代化的新加坡而奋斗一生。

一九六五年独立自主后，政治人物的团结一致和社会稳定给了新加坡建设和发展的绝好机会。经过了一代人（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九五年）的努力拼搏，凭借他们的政治智慧、超凡毅力、胆识（铁腕治国、经济挂帅）和高瞻远瞩的发展战略（如眼明手快逮住冷战时代对有利于经济建设机遇的到来和西方、日本等国游资向外找廉价劳工和市场），在第三世界圈子里新加坡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社会和经济“奇迹”，并由此迈进了第一世界。【注三】

【注三：今日的新加坡被世人普遍认为是秩序井然和廉洁守法的社会、政府行政效力高、街道整洁和通畅；新加坡政府除了取得持续的经济成长和提供就业机会以外，还成功解决了人民的住宿问题。目前超过九成的新加坡国民是入住《建屋发展局》所建造的现代化高楼组屋。但是在取得物质高度文明和百姓生活素质普遍提高的同时，新加坡在非物质文明方面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例如多年来华文书写水平的下降，联合早报读者的大幅度下滑和精英主义等负面问题的出现。】

所以，要不是核心领导成员没走拉帮结派的路线或不曾在党面对危机之时趁机夺权或倒戈，否则新加坡很可能没有今天的繁荣和稳定。回顾行动党党内以往发生过的大、小危机，我们庆幸最后都没有造成核心领导层的再次分裂。（早期党内唯一惊天动地大分裂是发生在一九六十年代初：以华文教育者居多的左倾党领袖如林清祥和方水双等纷纷离党和成立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阵线”以及另一派系大将王永元的自立门户，组成“人民统一党”）

例如一九六五年八月九日的新、马分家的政治大事件，其他党内高层领导（如吴庆瑞博士和杜进才博士是最受看好的总理一职接班人）并没有趁机发难、逼宫，或要求当时几乎崩溃或六神无主的李光耀邦总理下台负责任。这一群理智的政治领袖痛定思痛，以大局为重，不仅不容许外来势力有机会见缝插针，反而更加团结一致，咬紧牙根另寻生存空间和发展之道。【注四】

脱离马来西亚后，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新加坡以独立主权国的身份在国际社会驰奔半世纪，战绩如何？大家有目共睹！

【注四：

1 当时身为党秘书长和内阁总理的李光耀，他的早期政治生涯并非一路平川。首先，他得面对自己党内拥有广大群众基础的左倾派系领导争夺党领导权的挑战。与此同时，引发权力争夺战的另一派系是来自在党内外已经威信十足的王永元。据外国学者的专著指出，在一次党中委选举，王永元获得的支持票数同李光耀平分秋色。要不是时任党主席杜进才博士之决定性一票投向李光耀，支持他当党秘书长，行动党后期发展和历史会全然不同。王永元在此回权力争夺战失败后也断送了自己在行动党内的领导地位。

2 再来是上台执政不久的人民行动党，在随后两次立法议会选举失败对党最高领导层造成了巨大压力（如一九六一年芳林选区和安顺选区的补选相继失败；在前者输给了王永元，在后者则被工人党的马绍尔律师击败），李光耀为此事件准备辞官以承担责任，因此要求党主席杜进才博士继任；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日发生的种族暴动后，李光耀再次打算交棒给杜进才博士，但深明大义的后者和其他高层领导坚决要他继续干下去。李光耀的总理一职一直持续到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交棒给吴作栋为止，将近三十一年的政治生涯。此后，他继续留在政府内阁当资政到二零一一年大选结束；在二零一五年三月二十三日去世前，他还是丹戎巴葛集选区的国会议员，一共为该区选民服务了一甲子，也为新加坡共和国付出了一生的新血】

新加坡共和国 

武吉园主  2015年4月3日星期五（公共假日）

新加坡廉政建设

新加坡廉政建设

（一）

提倡廉政和彻底贯彻法治精神是新加坡生存和发展之道，新加坡廉洁程度多年来都排在世界各国前十名。我们不在炫耀自己在这方面的成就，而是希望藉此优势赢得更多国外朋友和商家来到我们这个开放的小岛花园城市参观和投资，携手共商创造更适宜的生活、竞争力的商业环境以及寻找致富之道。

为了新加坡未来五十年的持续繁荣，无论是谁主政，在反腐和防贪的工作上，我们还得继续以铁腕护廉政和执行六亲不认的政策，官员的诚信度必须是选贤与能制度的基本原则。建国一代之一的我同勤奋的年轻的一代共勉之。

简介：

自从当时的海洋强国英国于一八一九年选定开发新加坡岛成为一个区域贸易转口站、船队补给港和远东军事基地，新加坡就如一块强力的磁铁吸引了南亚、东北亚以及东南亚不同种族移民的到来寻求新机遇，它也逐渐形成了各类精英人才、英雄好汉的一个多元文化汇集地；早期（十五-十七世纪）在马来半岛的槟城和马六甲两地定居、开荒和经商成功的华侨大商家也纷纷南下参与新加坡的建设和作出贡献【注一】。

半世纪后（一八一九 - 一八六九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和较早前蒸汽轮船的问世加速了这个占有地理优势商埠（本身是个天然深水港，周遭是盛产热带农作物的南洋群岛 - 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的发展以及突显其战略位置的重要性；与此同时东南亚橡胶种植业的成功和随后在印马泰等三国的蓬勃发展结果，首先为当地社会带来了创造财富的新源泉以及提升了较后南来华族移民（他们被称为“新客” 著名代表人物如陈嘉庚、陈六使和李光前等人；早期土生华侨则被称为“峇峇/”如陈齐贤，林文庆博士（医学）、李清渊、李俊源等人）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

【注一： 一八二六年新加坡连同马来半岛的槟城和马六甲两地成为英国海峡殖民地。一八六七年四月一日三地又提升为直辖殖民地（Crown Colony）; 据估计，一八六零年的新加坡人口有八万人，华族人数约占百分之六十二。移民人口中华族居多的原因之一是鸦片战争后清廷被逼开放海禁和 “卖猪仔”似华工出口的盛行；另一因素是英商和殖民地官员考虑到华工中具有生活技艺的一部移民，如工匠、建筑工人、农夫、中医师和裁缝师等，认为他们有助于当地土著社会的发展和殖民地政府开荒掠夺资源大计。】

一、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战结束后的新马政治局势 - 独立运动。

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和平时代的新加坡和马来亚领袖（如拿督翁、陈祯禄、敦阿都拉曼、敦阿都拉萨、马绍尔、林有福、吴庆瑞博士、李光耀、杜进才博士和林清祥等人）和人民都在极力为争取脱离英国殖民地政府做国家主人翁而奋斗。几经多回谈判，马来亚终于在一九五七年八月三十一日获得独立，成为马来亚联合邦国；新加坡人民则迟至一九五九年六月五日才获得自治的地位，但此刻也同时掀开了一段长达（一九五九 - 一九六八）十年的激烈党内和党外之争以及引来生死存亡的社会高度动荡局面（如一九六三 - 六五年期间印尼特工的公然入侵和暴力破坏和两地贸易的全面停顿，导致经济衰退；马来西亚中央政府同新加坡政府对种族问题与对治国原则之巨大分歧等不停歇的争执）。

新加坡较稳定的社会局势是在主要在野党–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马来语/国语：Barisan Sosialis/英语Socialist Front，领袖大部分是退出人民行动党（PAP）的工运领袖、专业人员）选择退出议会政治斗争之后才出现的，因为他们的主要领袖，除李绍祖医生外，在《内安法令》下纷纷被拘留，造成群龙无首，激进党员只能诉诸街头斗争。由行动党三位巨头组成的核心领导层（李光耀、杜进才博士和吴庆瑞博士等）掌政下的新加坡，强势或威权型政府由此逐步形成，社会一切权益以法律秩序为重、种族和谐、稳定和经济建设为优先。

二、建立一个廉明有效为民谋利的政府是大家的坚定目标。

二次战后英殖民地政府再次回来统治的新加坡是一个贪污腐败猖獗盛行的社会。虽然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和主要在野党（王永元领导左倾的统一人民党和李绍祖医生领导的左翼社会主义阵线）政见相左，但在未分裂前和之后，以及在建党之时（一九五四年十一月月）各派系的核心领导的心中早已有了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和共识。那就大家一心致力为民服务、彻底反腐、反黄色文化，一扫上届政府的恶劣贪腐形象和行径，以建立一个具有清廉政风、公正平等的多元化新社会。

在一九五九年五月末的首届新加坡立法议会（Legislative Council）选举，人民行动党代议士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选举结果：行动党赢得51总席位中的43席），也应验了政风清廉是大部分百姓的心愿。所以搞好廉政建设成为新政府的社会战略发展重点之一，也绝不得推诿的政治任务。新加坡建邦和建国之初，也就因为有了这项神圣任务 – 长期的社会系统工程的建设和对癌症毒瘤蔓延的抑制、切除；结果经过一代人的努力拼搏，新加坡才逐步由第三世界迈入第一世界，同时又避开了西方和部分东方民主国家、地区存在的“黑金政治”或“金钱政治”所带来的祸害。

三、反腐倡廉是党内三股派系势力的主要焦点。

全体党员身穿耀眼的洁白衫裤（人民行动党党制服的颜色）以显示其建立公正廉明政府的坚韧决心，党内其中三股中流砥柱势力是：

（1）人民行动党内受英文教育留学归来的知识型核心领导层：李光耀、杜进才博士、吴庆瑞博士和拉惹勒南等组阁后对自己和政府部门一切要求从简、但坚决要求公务员尽忠职守、办事快速和讲效益。我记得当时的西方和本地媒体形容他们是遵循英国清教徒治国之道，本地部分闽南籍商家则批评李光耀政府是“吝啬”政府（因为他是客家人；民间普遍认为他们生活俭朴、几乎接近闽南方言形容的“咸涩”程度 ），很难从他们身上取得任何“好处” 。

另一社会发展战略是政府大胆地把好大部分国家常年开支投放在人力资源（培养和扩大有高学历、专业和具有道德认知的公务员班底）的长期培育。后来果然证明这是一项高瞻远瞩的培养人才重点战略，因为它成为了辅助政治团队创造新加坡社会“奇迹”的主要支柱。

人民行动党核心领导对反腐倡廉运动最大亮点，就是一上台执政立刻展现出不妥协以及不可收买的坚决、鲜明立场；内阁部长们穿上洁白衫裤党服就是建立廉政决心的表白。一九六十年代初，对外李光耀曾多次公开和毫无含糊地告诉西方社会和列强（当时是针对肯尼迪时代美国国务院的抨击），别把人民行动党领导层视为亚洲部分“可商量”的国家或地方领袖一样（如当年的韩国李承晚总统或南越的吴庭艳总统以及林有福政府时代被爆出受贿的教育部长周瑞麒先生），也警告外国势力别尝试“收买”行动党其他领袖和政府部门的高官【注二】。

【注二：

1据媒体报道，美国在一九六十年代初曾用大笔金钱设法收买两位敏感部门的高官，但他们不为利诱所动，反而勇敢地向当时的总理李光耀举报，证物为双方谈话的录音带。由于美国官方坚持拒绝承认此丑事，立场坚定的李光耀毅然公布此事件，在外交场合上狠狠打了美国国务院一巴掌。从此次得到的教训，美国官方终于认识和领教了这位学识渊博、逻辑思维敏捷和说服力极强的东方廉洁先生。

2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上台执政的第一件任务就是对部长和公务员减薪，以避免第二年面对财政赤字的痛苦或尴尬局面（据报道，身为首届财长的吴庆瑞博士在皇后坊大厦点算上届政府财务交接时，发现了五千万元的无法交代的款项）。在开源节流的措施方面，据一位曾陪同部长出国公干的早期国会议员说，身为总理的李光耀出国办事也是坐经济舱位的。

但是这批知识型政治领导者不忘通过财务辅助（如当时的哥伦坡奖学金和自治邦政府的奖学金和助学金等等；前总理吴作栋、现任总统陈庆炎博士和前公务员首长林祥源等都是当时政策的受益者）和委任中立的《新加坡公共服务委员会》（PSC）来公开选拔（不分种族和宗教信仰为基本原则）优秀学者出国留学，以培养各政府部门以及公开市场（满足外商办公室和工厂的人力需求）需求的人力资源；这大批源源而来的后起之秀和学有专长的生力军陆续进入公务员部门服务，他们的参与不但提升了公共部门办事水平和效益，同时协助行动党政府建立了廉洁正直的公务员队伍形象。

3具有历史视野的行动党核心领导团队在执政前，他们便不断在寻找适合治理新加坡这多元化社会之道，但最终还是放去了印度、斯里兰卡和中国模式。较前的十年（一九四九）他们目睹了因腐败为主因之一而丢失政权的中国国民党政府，这是一个历史教训和做为时刻不忘的警惕；十年后（一九五九）人民行动党有机会上台执政，并彻底击垮林有福领导的上届政府，主要因素是后者也是因腐败无能而失去民心，如教育部长周瑞麒被爆收取美国方面一百万美元的贿金为一实例。

新加坡对防腐治贪的经验总结：天然资源匮乏的新加坡小岛社会如果要继续生存和发展，大家仅能靠自己的智慧和尖锐的眼光、可行性和务实计划、可靠的法律制度（一九六零年通过《防止贪污法令》；一九六六年行动党政府挤走了涉嫌受贿的国家发展部政务部长陈家彦，因为他的诚信受到质疑）、敢执行的胆识和国际竞争力去努力争取。所以，上世纪整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期，新加坡国民经常看到的和媒体媒体频频报道的就是政府在努力打造一个讲高效益、去贪污和选贤与能的新加坡；当时两位最突出的反腐治贪悍将是总理李光耀本人和以节俭和无事办不妥著名的财政部长吴庆瑞博士，同时代的内阁成员和他们的坚韧政治意志力以及对反腐倡廉立场的持续坚持，终于为新加坡的廉政制度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2）另一股汹涌澎湃反贪腐和反黄色文化浪潮是来自以受华文教育为主干的工运领袖团队，如林清祥、方水双等为代表以及受英文教育的蒂凡拿（后来曾出任新加坡第三任总统一职）、兀哈尔、林福寿医生、傅树楷医生、普渡遮里兄弟等人所组成的。他们当时给中学生的印象是肯拼搏、生活俭朴和不计较个人利益，为的是实现自己的社会主义理想。他们愿意吃苦（三餐吃不饱）和为社会大众牺牲的精神，对受英文教育的行动党高层来说，既是激励也是一股巨大的道德压力。

（3）第三股则是留学澳大利亚归来的前新加坡首任市长王永元。他是一位传奇性政治人物，鲜为建国后出生的一代所知。一向痛恨民事服务部门贪污受贿和专门挖苦不尽职官员的他，在掌管新加坡市议会期间建立了亲民为民的绝好形象，经常处心积虑解决劳苦大众生活上的大小问题【注三】。至今年龄上七旬或以上的新加坡建国一代大部分人，不会忘记这位曾经对反殖民地主义和反贪腐运动作出巨大贡献的急先锋、领军大将和新加坡第一位（时任年龄33岁，他也是殖民地时代最后一位市长）民选市长的王永元先生。

【注三：

1 王永元先生对反腐倡廉的和贡献：（1959年6月3日成立新加坡自治邦政府）此前，已经是群众心中强悍反腐先锋队领导者是澳洲留学归来的王永元先生（Ong Eng Guan，1925 - 2008，会计专业；新加坡自治邦首任国家发展部部长）。

从1957年末出任新加坡首任市长一职，在职的十八月里（1957年12月-1959年6月初）他大刀阔斧整顿新加坡市议会（他成功废除市议会权杖一事让市民津津乐道，因为此象征权力之物是代表殖民地主义文化之一）；他还设法铲除官员间的裙带关系，并积极推动官员守时上下班规定），切切实实捍卫百姓的权益，其中包括提升卫生水平（提醒国民摒弃随便吐痰的恶习，也使到当时的乡村百姓有水供），设立直接投诉部门。

在政治上，他鼓励和推动下乡访民运动，以接触百姓和了解民情，全面展现爱民、清廉勤政之风；他也鼓励官员和百姓们积极使用用母语发言，此举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新加坡政坛来说，确实是非具有超凡凡胆识和气魄才能做出来的。无可否认地，他为后来行动党取得首届立法议会选举的压倒性胜利居功不小。

2 新加坡是在一九五一年人口达到一百万后升格为市。在1957年12月21日市议会选举，人民行动党派候选人竞选14个席位，夺得13席而赢得市议会行政权。党代表之一的王永元出任新加坡第一任民选市长，副市长是健在的王邦文；1959年6月5日行动党执政后，便废除了市议会（City Council, Singapore）。

他在党内早期具有威信和支持者，曾一度挑战李光耀的总理职位。据美国政治学教授托马斯湃洛斯的博士（Dr Thomas Bellows）论文中曾指出，王永元在党中委的秘书长竞选中仅以一票之差失去总理一职；一九六零年他同党高层领导决裂后自组《统一人民党》，于一九六三年的第二届立法议会选举在芳林选区击败人民行动党对手。一九六五年他全面退出政坛后，原因不详。回到民间生活后，他重操会计行业，深居简出至二零零八年逝世】

新加坡共和国      武吉园主

公元2015年3月27日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