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共和国防腐倡廉沿革史
（三）
简言：
自一八一九年开始，新加坡逐渐扮演东南亚区域货物主要集散地角色，也是当时大英帝国海外重要财源之一。到了一九三十年代，新加坡、香港和上海成为亚洲大陆和南洋群岛一带最繁忙的三大贸易大商港。当时的世界正处于高度动荡的局势；列强（例如欧洲的德国和意大利以及亚洲的日本）通过武力侵略和霸道外交各自继续建立或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以及从事大规模资源掠夺战。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成为各国采取的主要防御战略之一。
第二次大战爆发前的两年，就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新加坡的英国殖民地政府制定了首部遏制贪腐贿赂的正式法律规章。法令出炉的目的是在于确保执法官员能够严厉执行关税保护措施和出入口战略物资的管制到位，使到敌对国无机可乘和进行颠覆破坏工作；可见它是为了应对危急时期的战略措施之一，关键考量因素不在于建立清廉高效民选政府。
一、新加坡第一部反贿赂条例 – 1937年《防止贪污条例》。
新加坡社会人士敬畏的肃贪治腐机构全名为“贪污行为调查局” （Corruption Practices Investigation Bureau，英语简称CPIB）。它设立于一九五二年，比同样是赫赫有名的香港廉政公署（英语简称ICAC：成立日期是1974年2月15日）更早成立二十多年；一九六十年代初开始全面致力于防腐倡廉和经济建设的民选政府诞生后，因为反贪腐效益高，为整个社会和政府各部门带来清廉风气，该机构也随即闻名于世。
当年在警察部队内设置这个独立的反贪腐单位的必要性是，由于英国殖民地时代的主要执法部门之一的警察人员本身知法犯法，部分成员参与走私贩卖鸦片集团的非法勾当，使到原本周详的官方逮捕行动经常面对徒劳无功，失望而归的下场，犯罪集团可以继续逍遥法外。因此，英国殖民地政府心疼大笔税收的流失。【注1】
【注1：取缔走私活动的另一主因是鸦片本被列为受控制的药物买卖，同时是英国殖民地政府的常年庞大税收项目之一，鸦片入口漏税自然将打击到官方财政收入，所以制止这方面的贪腐是必要的。在1942年之前的新加坡市民抽鸦片是合法的，鸦片在华人居多的新加坡社会以及马来半岛有大市场；战后第一年（1946年）新加坡官方才进行管制。】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英语简称：PAP成立于1954年11月）执政前，新加坡殖民地政府反腐肃贪的主要权力根源是，来自于1937年12月制定的《防止贪污条例》（Prevention of Corruption Ordinance/POCO），当时世界正处于战云密布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极纷乱时代。很显然的，法令制订的作用是在于强化英国远东军事基地的战略部署措施之一。该防腐条令目的在于遏制公共部门或私营企业的业务活动涉及行贿（Bribery）和以秘密佣金（Secret
Commission）促成交易或拿回扣等的违法行径。贪官污吏的非法行为将严重危及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利益。【注：2】
【注2： 在《防止贪污条例》基础上以及依据在新加坡市议会（Singapore City Council）期间（1957年12月~1959年5月末）所累积的行政和反腐经验，人民行动党上台执政后的一年于1960年6月17日在立法议会（共有51位民选议员）一致通过《防止贪污法令》（Prevention
of Corruption Act/PCA）。它是一部对贪官污吏威慑力和杀伤力极强的法律规章，条例的可执行性高，从此掀起了新加坡战后一阵阵的反腐倡廉高潮，违纪违法高官或部长一概下台（例如落马的部长或政务官：国家发展部的郑章远和陈家彦、内政部的黄循文，高层公务员有：杨盛德和崔汉添等）；首届民选政府的长期坚定不渝的政治意志力，使到新加坡有机会和时间逐步建设一个清廉社会和高效益的公务员队伍，协助政治领导层和全民投入经济和社会建设，并为新加坡赢得了世上极少数不受到腐败问题困扰的国家声誉；第一届民选政府的内阁部长，如李光耀、吴庆瑞博士、杜进才博士、贝恩律师和王邦文都是强悍和智慧型的反腐倡廉的政治领导。
此前，新加坡首任民选市长王永元（ONG ENG GUAN）及其市议会团队的政绩对反腐起的作用是值得一提的；两年市议会所积极推动的亲民政策和经验、设置的透明反腐败制度（如接见选民、设立中央投诉局、为民修路和铺设自来水管等）和措施以及所提出的反殖民地主义运动言论，为人民行动党在随后而来（1959年5月末）的立法议会选举取得压倒性胜利奠下稳固基础。】
二、乌云满天、硝烟四起的一九三十年代国际局势。
英殖民地时代的新加坡：回顾当时此防止贪腐条令的诞生，我们不难了解其社会特定因素或特殊背景；紧随二十年代末的世界经济大恐慌的发生和随之而来的后果（失业问题、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和各国货币的相继贬值，不再采用黄金作后盾），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国际社会状态进入高度动荡的局势，列强（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苏联）各怀鬼胎 – 持续并吞弱小国家和地区，一触即发的大规模战争的到来仅是时间上的问题。在欧洲英国的绥靖政策对咄咄逼人和公然侵占邻国土地的德国和意大利起不了缓和局势的作用，
经明治维新（1864年开始）运动不到半世纪，就在东北亚崛起的大日本帝国，也效仿老牌列强一贯的恶霸行径，如公然侵占、并吞他国领土的苏联、德国、意大利等国的得寸进尺的野心。步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军人握权掌控的日本内阁政府逐步吞噬东北亚大陆的中国领土和整个朝鲜半岛，蠢蠢欲动的南进阴谋以分享战略资源（石油、橡胶、农产品和矿产等）更加明显。这逼得处在欧洲困在外交泥坑的英、法、荷仅能在东南亚区域采取守势【注3】。
【注3：例如二十世纪初，打败俄国后的日本大帝国开始在亚洲霸道横行，在一九三零年侵占中国东北部后成立了“伪满洲国”，又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此反腐法令推出的前半年）制造了卢沟桥事件，同年12月中国首都南京沦陷，挑起了中国人民八年的全国抗日战争；新加坡也随即成为南洋一代华侨抗日中心，最著名的抗日侨领之一是陈嘉庚先生。为了广大市场和资源的掠夺，在四十年代初英、日双方最终在南洋群岛动起干戈，掀开了世界二战的太平洋战场之序幕，一向采取隔岸观火的美国，因珍珠港事件也被逼参战。1942年2月15日沦陷后的新加坡五万多各族平民惨遭日军屠杀】
三、英属马来亚：英国远东防卫要塞，也是最稳定可靠的百年财库。
有人曾形容如果印度（未独立前）是英皇皇冠上的宝石，那么马来亚半岛（指马来半岛各州和新加坡岛）是皇冠上的一颗钻石。对当时的大英帝国而言，英属马来亚半岛的经济贡献优于整个印度次大陆；新加坡总督在1940年曾说，自1895年到二战前的半世纪期间，英属马来亚从未依赖英国的任何财政辅助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运输公路、火车轨道和港口；货物吞吐量由1865年的150万吨跃升到1930的3353万吨，1940年出口价值高达13亿英镑）和社会发展（民间福利、学校和医院等）。农矿业资源（橡胶、锡、棕油和胡椒等）出口的收入足够承担马来亚半岛的各方面基本建设。
在英国的远东地区，英、法、荷同日本的冲突点自然是在天然物产（石油、锡、橡胶与农作物等）丰富的南洋群岛（包括中南半岛各国）的控制，而可用来捍卫英国势力范围和经济利益的权力中心就落在已经经营上一百多年（1819-1937）的新加坡岛。它是一个天然深水海港，地处马来半岛的南端，恰好扼制马六甲海峡咽喉，形成欧、亚航道商船必经之要塞，占有关键战略位置，也是英国直布罗陀以东的重要军事基地。
所以，面对硝烟四处的世界，英殖民地政府显然必要采取严厉的防范策略，以加强这处被视为东亚大陆到东南亚区域之间三大（其他两大港口：香港和上海）最繁忙港口之一的新加坡之内部行政管理和社会保安措施，其中一项不可缺的相关管理条文便是《防止贪污条例》。【注4】
【注4：三十年代的新加坡还是英属远东殖民地（1819-1959）之一，连同香港、上海已经是亚洲商贸极活跃之海港都市。地处马来亚半岛最南端的新加坡更是整个东南亚区域最繁忙的货物（如欧洲的工业产品和南洋群岛的土产品）集散枢纽，其持有的战略地理优势（欧亚航道）使它成为亚洲各大小国家，尤其是正在逐步蚕食东北亚大陆的大日本帝国的船只必经过或停靠之东南亚深水海港。据部分研究报告，一九三十年代的新加坡港口吞吐量已经达到三千三百多万吨 ；一九三七年新加坡建好了首个民用飞机场 – 加冷机场，就是今日的加冷公园的所在地，较早被称为劳动公园；一九五五年出席印尼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时，中国总理周恩来曾在此机场做短暂停留】
由此视之，英国殖民地政府制订《防止贪污条例》的用意，旨在对进出口货物（尤其是战略物资和武器输送等的管制）条例和关税政策的严厉执行，以预防疏忽或纰漏之处可让敌方有机（如贿赂关税人员等）可乘。英方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及其殖民地派来的军事谍报人员。在经济争夺战（天然资源的掠夺）和国际贸易方面，对英国来说，日本绝对是最可怕的对手。首先，明治维新（欧化）后崛起的日本及其出口货物对英国远东市场已经造成极大威胁。因此，英国殖民地政府以贸易保护主义来打击具竞争价格的日本货，其中一招就是确保没有走私漏税货物（这都因执法官员贪婪而把关不严造成的结果）出入关口。【注：5】
【注5：《防止贪污条例》的另一预防作用：笔者要强调的是，在三十年代至二战前，新加坡鸦片买卖是英殖民地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之一（据史料估计，英属马来半岛的财政收入的每一英镑，百分之四十到六十是来自鸦片专利生意）；部分本地亲英大商家也分得一分羹，显而易见，其目的是在捍卫既得利益集团的肥水不会流入外人田。由此视之，此条例有助于规范官员行为并确保他们严厉执行关税条例以保护既得利益。
另一个考量是不受英国保守政治集团欢迎的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1935年后）已经崛起和逐日在大陆壮大，开始同非共的国民党部队抗衡；与此同时，马来亚共产党也在1930年3月末在马来半岛诞生了，英殖民政府担忧和恐惧的是部分南洋华侨团体可能通过各类手段（包括行贿等），取得方便以提供物资和金钱支援中国共产党】
评语：
如果不是因战云密布的国际局势所趋所逼，殖民地政府的1937年《防止贪污条例》可能不会或更迟些时候才出现。此条例的制定和实施首先是基于政治与国防的需要，经济利益的保障也是至关重要。二战后新加坡人民的政治觉醒和风起云涌的反殖民地主义运动使得英方非进行行政改革不可，其中才发觉到要更有效处理官员贪污受贿问题，相关条令必须赋予执法官员更多权力：如逮捕、搜索和侦查等权力。为此，该条例在1946年才获得修订。
新加坡共和国武吉园主
2016年10月29日（周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