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市议会时代
廉政基础建设
简介：
世界第二次大战结束后十五年（1955-1960）的新加坡廉政建设期，可说是始于人民行动党王永元先生（Ong Eng Guan
1926-2008）当市长所领导的新加坡市议会（City Council of Singapore,1957-1959）时代。在这方面的治理工作，无可否认，王永元的团队作出了重大建树，相信大部分现经已迈入七十古来稀岁月的爷爷、祖母级国人会同意这个观点和事实。由于他的积极耕耘、敢闯和战略远见，新加坡各族群中、底层百姓明白了富有使命感的好领导是可以为社会带来公正和平等待遇的道理。他也因此获得了“人民市长” 的荣誉，比时任新加坡首席部长的林有福更红透半天。这位由国外读“红毛书”（闽南方言意指留洋或受英文教育）归来的书生型（戴一副眼镜，但脸上缺乏杀气）领袖当时确实已经在自己党内、党外建立了个人的政治地位和极高威望。【注：一】
自一九五七年圣诞除夕出任新加坡市首任民选市长（年仅三十二岁）后不足两年期间，王永元和副手（王邦文副市长，一九五九年六月初荣任自治邦政府内阁首届内政部部长，本身也是一位反腐肃贪悍将）及其团队所展现的为民服务精神、处事胆略和彻底反裙带关系、反腐败、反黄色文化和反殖民地主义言论，深深地打动了百姓心弦。他们的辛勤耕耘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他给市议会官员的信号也非常清晰：当官、升官者别想发财！由此启动的早期反腐斗争掀开了人民行动党政府掌政后，所进行的大刀阔斧行政改革和推动的雷厉风行防腐肃贪序幕。好的开端和坚持不懈的反腐治贪政治决心，终于奠下了新加坡共和国超过半世纪（1959-2015）以来享有世界最廉洁国家之一的廉政建设基石。
【注一：
1
王永元先生何许人物？一九五十年代后期出生的新加坡国人对他肯定是非常陌生，甚至从未听过此人名。我所知道的是，他出生于马来半岛马六甲的福建（安溪县剑斗镇月星村）人家庭，早年在新、马两地华、英学校学习，后留学澳大利亚，在墨尔本大学专攻会计专业。他在学期间曾领导亚洲学生会组织，非常机智、能言善道、富有政治理想，对平民百姓不摆架子，愿为他们仗义执言；他个人也通晓华文、英文和马来文以及福建省闽南方言，在多元社会的新加坡，他拥有同选民直接对话的绝对优势。
王永元先生何许人物？一九五十年代后期出生的新加坡国人对他肯定是非常陌生，甚至从未听过此人名。我所知道的是，他出生于马来半岛马六甲的福建（安溪县剑斗镇月星村）人家庭，早年在新、马两地华、英学校学习，后留学澳大利亚，在墨尔本大学专攻会计专业。他在学期间曾领导亚洲学生会组织，非常机智、能言善道、富有政治理想，对平民百姓不摆架子，愿为他们仗义执言；他个人也通晓华文、英文和马来文以及福建省闽南方言，在多元社会的新加坡，他拥有同选民直接对话的绝对优势。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人民行动党诞生后，他出任党财政一职，可说是党元老和当时上层核心领导之一。组建党半年后，行动党最高领导层（李光耀、王永元和林清祥等）便兵分两路，雄心勃勃进军政坛（立法议会和市议会）：
（1）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日党秘书长李光耀亲自领军，首次争夺立法议会议席（林德先制下首届立法议会选举），赢得三个席位（共有四位参选；另两位是华裔领袖是吴秋泉和林清祥；印裔候选人帝凡那败选，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受委为新加坡总统一段时间），但仅能扮演不容忽视的新崛起反对党角色。获得席位最多的劳工阵线联合其他少数党成立首个民选政府，党领导刑事案名律师马绍尔成为新加坡第一位首席部长/Chief Minister）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日党秘书长李光耀亲自领军，首次争夺立法议会议席（林德先制下首届立法议会选举），赢得三个席位（共有四位参选；另两位是华裔领袖是吴秋泉和林清祥；印裔候选人帝凡那败选，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受委为新加坡总统一段时间），但仅能扮演不容忽视的新崛起反对党角色。获得席位最多的劳工阵线联合其他少数党成立首个民选政府，党领导刑事案名律师马绍尔成为新加坡第一位首席部长/Chief Minister）
（2）
另一战线则由王永元和王邦文带领十二位党候选人（其中几位代表：陈志成、陈翠嫦、黄循文、黄信芳、何佩珠等）参加一九五七年年末举行的新加坡市议会选举。在竞选之前，虽然该党多位左倾工运领袖已经成为政治犯、阶下囚，但该党仍然声色浩大，以反殖民地主义、反黄色文化口号和全力为民服务、坚决扫除贪污的承诺，成功赢得十三席（该党参选人数：共十四位），铺平了掌管市议会的道路。于是在取得其他政党（巫统和工人党）的合作下，王永元和王邦文（1959年自治邦首任内政部部长）分别受委为首届新加坡市（新加坡于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升格为市）正、副市长。两位都有华文中学底子和俱有强烈使命感，愿为各族百姓实现当家自主的希望和梦想。
另一战线则由王永元和王邦文带领十二位党候选人（其中几位代表：陈志成、陈翠嫦、黄循文、黄信芳、何佩珠等）参加一九五七年年末举行的新加坡市议会选举。在竞选之前，虽然该党多位左倾工运领袖已经成为政治犯、阶下囚，但该党仍然声色浩大，以反殖民地主义、反黄色文化口号和全力为民服务、坚决扫除贪污的承诺，成功赢得十三席（该党参选人数：共十四位），铺平了掌管市议会的道路。于是在取得其他政党（巫统和工人党）的合作下，王永元和王邦文（1959年自治邦首任内政部部长）分别受委为首届新加坡市（新加坡于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升格为市）正、副市长。两位都有华文中学底子和俱有强烈使命感，愿为各族百姓实现当家自主的希望和梦想。
2
一九五九年六月初新加坡自治邦（State of Singapore）首届民选政府成立后，王永元受委为李光耀内阁政府的第一任国家发展部长（Minister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1959-1960）。但因政见、立场同党核心领导相左以及较早的王、李之间几轮激烈权力斗争，（据美国学者托马斯贝洛（Thomas Bellows）搜集的资料说，王永元在党内部最高领导层的一轮民主选举，仅以一票之差失去总理一职；事过多年再提及此扣人心弦的历史一幕，当年投下决定性一票的党主席杜进才博士本人确认有此事件，当时在场的王邦文助理组织秘书也支持此说）党内势力较单薄但政治信心依旧十足的他，一年后离开人民行动党和另起炉灶（他和他的支持者成立人民统一党 People’s United Party，但是他始终无法获得影响力大和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各族左派工运领袖的支持）。在一九六一年他以芳林区补选来来公开挑战李光耀和他领导的政府。选举结果：他以以绝大多数票（多出对手易润堂先生约五千票）胜选，逼使后者曾向党主席杜进才博士提出辞职信，愿为补选失败负全责，但被挽留了。
一九五九年六月初新加坡自治邦（State of Singapore）首届民选政府成立后，王永元受委为李光耀内阁政府的第一任国家发展部长（Minister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1959-1960）。但因政见、立场同党核心领导相左以及较早的王、李之间几轮激烈权力斗争，（据美国学者托马斯贝洛（Thomas Bellows）搜集的资料说，王永元在党内部最高领导层的一轮民主选举，仅以一票之差失去总理一职；事过多年再提及此扣人心弦的历史一幕，当年投下决定性一票的党主席杜进才博士本人确认有此事件，当时在场的王邦文助理组织秘书也支持此说）党内势力较单薄但政治信心依旧十足的他，一年后离开人民行动党和另起炉灶（他和他的支持者成立人民统一党 People’s United Party，但是他始终无法获得影响力大和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各族左派工运领袖的支持）。在一九六一年他以芳林区补选来来公开挑战李光耀和他领导的政府。选举结果：他以以绝大多数票（多出对手易润堂先生约五千票）胜选，逼使后者曾向党主席杜进才博士提出辞职信，愿为补选失败负全责，但被挽留了。
3
可是到了一九六三年的自治邦成立后的首届立法议会选举（The Legislative Council），对王永元来说，整个情况急转直下，除了他本人成功保住了自己的政治堡垒 - 芳林区（Hong Lim Constituency）席位，人民统一党的其他四十五位候选人全军覆没，在政治上他彻底被击垮。行动党赢得绝大多数议席（夺得五十一总议席中的三十七席），继续执政；社阵成为第一大反对党（十三议席）。深知大势已去的他（基层组织局限于市区的人民统一党得面对二个人才济济政党的激烈竞争：
（1）享有行政资源优势的执政人民行动党及其精英领导层和
（2）拥有多数郊外基层牢固选区优势的左倾政党- 社会主义阵线和工运领袖），决定宣布退出政坛和公众生活，从此销声匿迹。他放弃政治生涯的时间是在新加坡宣布脱离马来西亚独立之前的两个月。自从他深居简出后的四十多年岁月里，（一九六五至二零零八年期间；据他在美芝路的办事处隔邻朋友说，他是回到了自己在新、马两地的会计公司重操旧业），他也几乎是消失于新、马两地媒体或任何形式的报导，连他早期轰轰烈烈出席官方场面图片、相片也罕见了，一直到本地一本华文刊物（收集新加坡本土福建名人资料的刊物）出版后，编集工作人员（新加坡资深历史学学家柯木林先生）和读者才知道这位曾经一度叱咤风云政坛人物已经在2008年黯然离世了；据说，至今他的家人绝口不提老人家安息的墓地所在，今天的芳林选区也不复存在了，他率领人民携手建设的“劳动公园”也改称“加冷公园”】
可是到了一九六三年的自治邦成立后的首届立法议会选举（The Legislative Council），对王永元来说，整个情况急转直下，除了他本人成功保住了自己的政治堡垒 - 芳林区（Hong Lim Constituency）席位，人民统一党的其他四十五位候选人全军覆没，在政治上他彻底被击垮。行动党赢得绝大多数议席（夺得五十一总议席中的三十七席），继续执政；社阵成为第一大反对党（十三议席）。深知大势已去的他（基层组织局限于市区的人民统一党得面对二个人才济济政党的激烈竞争：
（1）享有行政资源优势的执政人民行动党及其精英领导层和
（2）拥有多数郊外基层牢固选区优势的左倾政党- 社会主义阵线和工运领袖），决定宣布退出政坛和公众生活，从此销声匿迹。他放弃政治生涯的时间是在新加坡宣布脱离马来西亚独立之前的两个月。自从他深居简出后的四十多年岁月里，（一九六五至二零零八年期间；据他在美芝路的办事处隔邻朋友说，他是回到了自己在新、马两地的会计公司重操旧业），他也几乎是消失于新、马两地媒体或任何形式的报导，连他早期轰轰烈烈出席官方场面图片、相片也罕见了，一直到本地一本华文刊物（收集新加坡本土福建名人资料的刊物）出版后，编集工作人员（新加坡资深历史学学家柯木林先生）和读者才知道这位曾经一度叱咤风云政坛人物已经在2008年黯然离世了；据说，至今他的家人绝口不提老人家安息的墓地所在，今天的芳林选区也不复存在了，他率领人民携手建设的“劳动公园”也改称“加冷公园”】
一、 王永元和市议会的廉政基础建设。
（一） 二十世纪初亚洲汹涌澎拜的民族主义浪潮源于反殖民统治和反殖民地主义群众运动，英、法和荷兰等当时的列强是剥削和欺压势力的代表者；五十年代中期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1954年11月-1957年12月）领导层随着这股政治潮流，以“默迪卡”（马来语 Merdeka：独立）呼声不断唤起长期被歧视族群的政治觉醒，同时大力抨击和全面揭露本地执政党和政府的无能、无法和不愿意认真处理贪腐猖獗和黄色文化泛滥的社会问题。他推出此项“对症下药和一针见血”战略恰到其时，效果非凡，弄得林有福政府非常难堪和无法招架。【注：二】
【注二：
1 王永元先生同多位人民行动党高层华裔和非华裔（The People Action Party）领袖（如李光耀、吴庆瑞博士、杜进才博士、贝恩等）都不幸经历过二次大战洗礼和日本占领期间三年半的残暴统治，尝过受人欺凌、折磨和宰割的幸存者；他们也是战后几年（1945-1954）从西方国家留学归来的一群知识份子、政治活跃人士和专业人员。在这个历史阶段南亚（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和东南亚区域（印尼、菲律宾和缅甸等）的英荷法前殖民地（马来半岛迟至1957年8月31日）以及中国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日诞生）都已经先后成为独立主权国，唯独新加坡（还有文莱）仍旧是英国殖民地。这使到大家要建立自己理想社会的强烈历史使命感不断在昇华。
2 二战后的世界格局是东（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西（欧美主导的资本主义集团）两大阵营的对峙，冷战局势成为常态，局部性热战（在亚洲如五十年代初的韩/朝鲜半岛战和越南战争）也不断在发生。不幸处在如此乌云密布笼罩着的亚洲大陆和东南亚，当时的新加坡还未成为一个国家，其华裔族群和政治、社会领导们，很自然也面对了政治认同的选择难题，如左倾还是右靠、效忠伦敦政府、亲蒋介石还是站在毛泽东一边等。当时虽然彼此间存有政治歧见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但他们还能过达致一个基本共识，那就是因以反殖民地统治和反殖民地主义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如中学联的华校学生运动等）为号召，大家还能够团结一致，直逼殖民地政府放弃新加坡统治权为目标，让人民独立自主建设一个多元化的正义、公正平等社会】
（二）有助于人民行动党扩大政治影响力的客观趋势和气候的逐日形成，大量受华文教育华裔选民也奋勇参政是其中一个大因素，各族工运领袖倒向支持该党是另一重要因素。该党于一九五七年年末一出马竞选新加坡市议会十四议席，便赢得了十三席，同时掌握了市政厅管理权，党领导王永元（党财政）之一出任首届新加坡市市长一职。前后经三年（1954-1957）的努力建立广泛政治基层的人民行动党，首次拥有了实责性公共行政任务和可以全力以赴施展为民服务的绝好表现机会。在市议会里他们以主导地位执订行政措施，为民谋福利和扎实地搞好党的公众形象 – 爱民、反歧视和反腐败的坚决立场。此回政治选战的顺利成功和后来取得的好业绩，对该党未来全面发展至关重要。这是因为当时人民行动党在立法议会（1955年4月-1959年3月）仅占有三个议席（总席位：32），是一个小反对党，仅能扮演监督政府的角色。
（三）虽然新加坡市政会（City Council,
Singapore）在事实上是一个行政机构，其职责和权力范围其实也极有限，无法以立法手段来纠正过时政策或不适时的管理程序（立法权在立法议会，也就是握在林有福政府部长的手里），但它提供了掌权握势政党市议员（City Councillors）一个绝好的展现业绩橱窗和传播官方信息的运作中心。例如经平面媒体的文字报道（当时新加坡还没有黑白电视）或电台的广播、宣传，市议会可以传达他们的利民市政措施（如提供自来水、煤气等给多处乡村地带和多建街灯）、治理社会之道（如反腐防贪和鼓励百姓培养基本公共卫生习惯等）和政治理念（如反殖民地主义和统治、为各族争取基本的公正平待遇等）
（四）因为握住了此公共事务管理权力及其实质性职责，王永元市长和十二位行动党市议员（City Councilors）以雷厉风行之速度在短期内（1957年12月-1959年4月）争取在全岛各角落有效地推展与执行其亲民政策和为民造福措施，高调展示官民双方打成一片的施政作风，大公无畏，光明正大地同控制立法议会的林有福（劳工阵线Labour Front 的领导林有福是第二位首席部长）政府分庭抗礼。王永元本人的卓越演说技巧、对多种语言（华英巫和闽南语）的掌握和令人信服的说理能力把上述社会建设目标和政治承诺都让大部分中低层百姓听得懂、弄明白。他令人听了振奋和陶醉的街头街尾群众演说总是人山人海的事实证明了这点。
（五）此外，他的尖锐和毫不保留地抨击殖民地主义和贪腐渎职政府官员所用的言论和例子起了很大作用；他的为民服务和所采取的实际福利措施的效益也同样深入民心，深信他是一位有为好官。为此，这位年仅三十二岁书生型华裔政治民主斗士和魅力十足的卓越演说家荣获了社会给他的一个实至名归称号：“人民市长”。更重要的是大部分人们信赖他领导的市议会团队及其坚决的反殖民地统治和反腐决心的能力，将行动党廉洁和有所作为形象树立于民间。【注：三】
【注三：
1 针对王永元的激烈反殖民地主义言论和高度不友善态度，社会舆论尤其是来自受英文教育社群，也同样严厉批评他的言行举止鲁莽、极端、同时没耐心听他人意见，一意孤行。对他特意不以英语（仅用华、巫、淡米尔文）发布市政厅各类通告，表示愤慨，不满者形容他是沙文主义者；同样的不满他的情况也出现在华文教育居多的左倾政治圈里，有意见指出，认为虽然王永元有华文底子和反殖民地统治，但他还是被视为右倾政治投机份子、不值得信任。因此，这确使他陷入“里外不是人” 的可悲下场。
不仅于此，他的突出政治秀（他是公认的一流和魅力十足的演说家）、卓越领导能力和为民谋福的一连串业绩，不但惊骇了当时满于现状的保守、倾英（国）林有福政权，也同时和自然地引起自己党内部分留英归来高层领导的极度担忧（王永元声色俱全和流利、亲切的闽南语演说，是当时受英文教育的行动党其他高层领导所缺乏的资源）和高度戒心（挑战党中央领导权）。
2 凭借他短期内累积的政治资本、建立的威信和领袖魅力，果然在1959年5月末举行的党中委选举总理人选，他竟然有能力直接挑战党秘书长李光耀的地位（党秘书长是出任总理的当然人选），而且仅以一票之差与新加坡自治邦总理一职擦肩而过（受此挫折，对他可说是遗憾终身的一件事），但会后还是高居党中央领导第三把交椅。在李光耀领导的自治邦政府内阁，他出任国家发展部部长（1959年6月-1960年6月）一职，可惜一年后他便成了在野党议员直到1965年6月退出政坛为止。前期的权力斗争说明了一山不能容二虎是千古不变的道理，所以王永元的出走离党仅是时间问题】
二、通过与民同在、同甘苦的群众运动，来不断打击染上官僚作风、裙带关系和渎职官员。
（一）王永元市长入主市政厅急不及待要处理的首要任务是，严厉打击官僚作风，裙带关系和官员渎职的问题，不容机关内出现“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惯例存在。他特别和亲身指示官员必须客气对待小市民以及认真和迅速办好分内工作。据当时任职市政局的一位华校出身小职员说，市长特意安排部分人员在每日午后四点，开始观察和留意有否同事在看报或杂志、或不停在注视着手表，甚至提前溜走。他随后根据提呈报告，亲力亲为处理这些渎职、不负责任的所谓人民公仆。
（二）他也要求官员放下身段，别忘自己的公仆身份，职责所在就是为民服务与民共同携手干好社会建设，而不是以权谋私，对公共行政运作设下障碍。他穿着洁白衬衫和长裤（其实是行动党党服）以示清白廉洁和透明，本身也以身作则和带领大家投入社会活动。有一次他率领近两千位公务员，以“大扫除”（Operation Big Sweep）作为群众运动与百姓携手一同清理市容，而且不断激励和教育市民关注公共卫生，不随地吐痰和乱丢垃圾。他旨在借助公众教育祛除“东亚病夫”这侮辱性标签。
三、市议会内建立另一治腐反贪机制。
（一）新加坡市议会于1958年3月设立 《中央投诉局》（Central Complaint Bureau）以方便公众人士可以直接投诉公务员的办事态度、效率、渎职以及贪污行为等。这一招显然给了同势不两立的林有福民选政府一个大巴掌，因为增添新机构的必要性是要强烈、公开抗议和指责政府部门掌管的《贪污调查局》（Corrupt Practices Investigation Bureau成立于1952年）形同虚设，毫无作为；否则当时贪污腐败为何那么猖獗，而且情况有变本加厉的趋势，这种情况几乎是成了1950年代新加坡社会之生活方式。【注四】
（二）虽然《中央投诉局》也是一个行政单位，并不具有提控权（此权力归《检察总长公署》所有），但它收集到的信息是来自一个面对高失业率社会各阶层的反馈，如民生和教育问题等足于放映民间的真正需求和疾苦，同时对反腐作为不大的林有福政府形成一股强大、难于抗拒压力，逼使政府部长们陷入非常被动、难堪、丢尽颜面的处境。所以，《中央投诉局》的工作和对外宣传对遏制贪官污吏的谋私渎职行为起了一定作用。
【注四：新加坡《贪污调查局》设立于一九五二年，附属于本来是贪污问题最严重的警察部队里的一个单位；主管和调查人员全部是借用警察部队人员，官官相护情况的出现是很自然之事；毋庸置疑，其所能作为和效力大家可想而知。反腐治贪环节上的另外一弱点是，当时缺了一项具备杀伤力大的相关防贪法令。目前的新加坡《防止贪污法令》是在一九六零年六月十七日在立法议会经修订和强化后通过的】
四、市议会外也设置民间与市长的直接、近距离沟通渠道。
（一）
另者，为了促进官、民对话和制造深探民情机会，他在市议会外设置和推行与人民直接交流渠道。这类型政治活动制度就如今天新加坡执政党或在野党议员在民众联络所或社区俱乐部或各党办事处晚间接见选民（Meet-the-people-session）的安排，以协助他们处理或指导如何解决问题。这类机关外接触民众使到官职高到政府部长和平日玩忽职守的中、下层官员心里终日忐忑不安，起了一点威慑作用。
另者，为了促进官、民对话和制造深探民情机会，他在市议会外设置和推行与人民直接交流渠道。这类型政治活动制度就如今天新加坡执政党或在野党议员在民众联络所或社区俱乐部或各党办事处晚间接见选民（Meet-the-people-session）的安排，以协助他们处理或指导如何解决问题。这类机关外接触民众使到官职高到政府部长和平日玩忽职守的中、下层官员心里终日忐忑不安，起了一点威慑作用。
（二）
有了此类定期和自由交流和沟通，他本人和团队可以掌握民情和了解百姓面对的抱怨原因、苦处或需要。所收集到的各种宝贵反馈可向相关部门反应，大幅度减少官场繁文缛节。因此，官方单位可以快速找出解决问题方案，例如市议会决定多颁发出租车、小贩执照（Taxi Licence, Hawker Licence）等，以缓和由当时双位数失业率造成的动荡社会和黑社会人物横行霸道的局面，以便进一步协助市民找到生计之道。
有了此类定期和自由交流和沟通，他本人和团队可以掌握民情和了解百姓面对的抱怨原因、苦处或需要。所收集到的各种宝贵反馈可向相关部门反应，大幅度减少官场繁文缛节。因此，官方单位可以快速找出解决问题方案，例如市议会决定多颁发出租车、小贩执照（Taxi Licence, Hawker Licence）等，以缓和由当时双位数失业率造成的动荡社会和黑社会人物横行霸道的局面，以便进一步协助市民找到生计之道。
（三）
在改善和提高百姓的生活条件和素质方面，市政厅更是不遗余力地进行公共设施的投资，如扩大地区范围（尤其是郊外和偏僻一带）的水电和煤气供应、道路、公车站和街灯的建设等。当时这些似如今日中彩票（万字票、多多和大彩）一样兴奋的利民硬件设施自天而降人间，当然是乐坏了战后处在生活线上挣扎的百姓们。为谁辛苦为谁忙？把百姓利益放在首位的王永元市政团队，尽力地将手上行政资源的善用大公无私地发挥地淋漓尽致，所取得的业绩让贫苦大众都能看在眼里和贴身感受到好处。
在改善和提高百姓的生活条件和素质方面，市政厅更是不遗余力地进行公共设施的投资，如扩大地区范围（尤其是郊外和偏僻一带）的水电和煤气供应、道路、公车站和街灯的建设等。当时这些似如今日中彩票（万字票、多多和大彩）一样兴奋的利民硬件设施自天而降人间，当然是乐坏了战后处在生活线上挣扎的百姓们。为谁辛苦为谁忙？把百姓利益放在首位的王永元市政团队，尽力地将手上行政资源的善用大公无私地发挥地淋漓尽致，所取得的业绩让贫苦大众都能看在眼里和贴身感受到好处。
（四）
但在反腐肃贪的斗争线上意义同样重大，因为市议会的这项政治决策几乎断绝了以往经常以权谋私、中饱私囊官员们的歪邪“财路”，执照（小贩和出租车等）申办者只要申请条件具备和愿意顺序排队等待，自然就会有结果。市政官员得保证办事行政有效益。【注五】
但在反腐肃贪的斗争线上意义同样重大，因为市议会的这项政治决策几乎断绝了以往经常以权谋私、中饱私囊官员们的歪邪“财路”，执照（小贩和出租车等）申办者只要申请条件具备和愿意顺序排队等待，自然就会有结果。市政官员得保证办事行政有效益。【注五】
【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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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加坡本地学者研究报告，史料显示新加坡首任首席部长马绍尔名律师（祖先来自伊拉克的犹太后裔，出生新加坡，在本地和英国受教育；为人真诚、天生敢说敢言和富有正义感，可说是最有骨气和主见的极少数新加坡政治领袖）曾经在一九五六年设立了类似今日非竞选期间每周一次接见选民的官、民直通对话渠道。为了确保他本人明白操其他语言的百姓的表达内容，他还自掏腰包雇用五、六位翻译人员和慷慨地腾出他的空调办事处来执行这项工作。值得一提的是，在上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的新加坡社会，冷气（空调）设备还是一项民间生活奢侈品。
据新加坡本地学者研究报告，史料显示新加坡首任首席部长马绍尔名律师（祖先来自伊拉克的犹太后裔，出生新加坡，在本地和英国受教育；为人真诚、天生敢说敢言和富有正义感，可说是最有骨气和主见的极少数新加坡政治领袖）曾经在一九五六年设立了类似今日非竞选期间每周一次接见选民的官、民直通对话渠道。为了确保他本人明白操其他语言的百姓的表达内容，他还自掏腰包雇用五、六位翻译人员和慷慨地腾出他的空调办事处来执行这项工作。值得一提的是，在上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的新加坡社会，冷气（空调）设备还是一项民间生活奢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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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领袖接见选民制度在新加坡是可行的，因为新加坡本岛土地面积小、人口少（1957年新加坡本岛和附近各小岛总面积只有500多平方公里，当人口：大约145万），市议会选区仅有三十二议席。这类沟通形式对了解民意非常有效，因为政治领导有机会经常接近百姓、了解问题以及让百姓认识自己本人。王永元对选民的亲切温情态度，采用简易明了的平民用语和慷慨激昂的演说内容，使他很快地赢得了百姓的信任，爱戴以及几乎成为当时的政治偶像和“王青天”】
政治领袖接见选民制度在新加坡是可行的，因为新加坡本岛土地面积小、人口少（1957年新加坡本岛和附近各小岛总面积只有500多平方公里，当人口：大约145万），市议会选区仅有三十二议席。这类沟通形式对了解民意非常有效，因为政治领导有机会经常接近百姓、了解问题以及让百姓认识自己本人。王永元对选民的亲切温情态度，采用简易明了的平民用语和慷慨激昂的演说内容，使他很快地赢得了百姓的信任，爱戴以及几乎成为当时的政治偶像和“王青天”】
小结：
高瞻远瞩、胆略十足的王永元与市议会团队借重战后高昂的反殖民地主义和反殖民地统治情绪和实际行动来对抗英国统治者‘分而治之’的政治伎俩。他的慷慨激昂和接近煽动性演说不断唤起人民的政治觉醒和强化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在在建立社会群众基础之同时，大批（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极力争取的结果，一九五七年八月份新添约二十三万华族选民）以往生活不受统治者关注的各族居民（绝大部分是不暗英语的华裔群）获得了公民权。因此，他们的即时参政非常有利于当时代表和标榜捍卫各族中、低层权益的人民行动党（PAP），尤其是在积极建立各政党之间的竞争优势和继续巩固自己选区的工作。
根据客观局势发展，政治策略运用得当起了极大作用。王永元的敢说敢为激起了新、旧公民的积极参政的意愿，而他标榜的亲民、反殖民统治、反黄色文化和反腐败的鲜明坚定立场，恰似一块磁铁吸引了广大群众奔向他领导的市议会。这股势力强化了行动党的后盾和支持他的施政作风。市议会团队的各项政策和措施，在一呼百应之下，最终赢得大部分民心和赞赏，其中之一就是巧妙地实现了各族母语的官方地位，并遏制了部分官方领域贪腐问题的继续恶化。【注六】
【注六：
1
据统计数字，一九五七年新加坡人口约有一百四十五万，其中上百万的人数是华裔族群分布在全岛各选区（三十二选区）。巧的是与此同年八月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为大约二十三万新加坡居民（其中操华语或闽、粤和潮州方言者居多）成功争取到公民权（享有政治权力，如选举投票权、被选权和拥有国际护照等权力）；多年来在他们的心目中，英国殖民地统治者及其利益代表者的林有福政府一向是贪腐和不大关注百姓生活的白人特权阶级。这个注入政坛的华裔新选民人数变成对其他说英语政党和商界领袖（他们被设为资本主义集团的代表）极不利的一个选举变数】
据统计数字，一九五七年新加坡人口约有一百四十五万，其中上百万的人数是华裔族群分布在全岛各选区（三十二选区）。巧的是与此同年八月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为大约二十三万新加坡居民（其中操华语或闽、粤和潮州方言者居多）成功争取到公民权（享有政治权力，如选举投票权、被选权和拥有国际护照等权力）；多年来在他们的心目中，英国殖民地统治者及其利益代表者的林有福政府一向是贪腐和不大关注百姓生活的白人特权阶级。这个注入政坛的华裔新选民人数变成对其他说英语政党和商界领袖（他们被设为资本主义集团的代表）极不利的一个选举变数】
2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日市长选举程序如下：
人民行动党市议员王邦文先生首先以马来语提议王永元（议会获得最多席位政党党领导）为新加坡市首届市长，陈翠嫦女士另一同党市议员（后来的王邦文夫人）则以华语附议。他们巧妙地让大家见证了华文和马来文先、后几秒之差的使用完成一件新加坡政治史上的壮举：各族母语顿时登上了“官方” 语文地位，这是英国驻新加坡总督所预料不到以及令他本人和林有福政府尴尬和颜面尽失的事实；另一重击则是他特意采用马来语（今日新加坡国语）做为市议会会歌词（歌名：前进吧！新加坡！一九五九年自治邦成立和一九六五年共和国诞生后成为邦歌和国歌的版本），传达另一则振奋人心的信号给各族百姓：那就是大家皆为狮岛主人翁！族群母语提升为官方沟通工具的媒体报道起了延续发酵作用，其影响力形成了建立各族百姓社会凝聚力的一股无形驱动力，对彻底反腐和反殖民地政府的歧视待遇（英籍公务员享有较高薪酬和较好福利）是个最贴谱战略。】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日市长选举程序如下：
人民行动党市议员王邦文先生首先以马来语提议王永元（议会获得最多席位政党党领导）为新加坡市首届市长，陈翠嫦女士另一同党市议员（后来的王邦文夫人）则以华语附议。他们巧妙地让大家见证了华文和马来文先、后几秒之差的使用完成一件新加坡政治史上的壮举：各族母语顿时登上了“官方” 语文地位，这是英国驻新加坡总督所预料不到以及令他本人和林有福政府尴尬和颜面尽失的事实；另一重击则是他特意采用马来语（今日新加坡国语）做为市议会会歌词（歌名：前进吧！新加坡！一九五九年自治邦成立和一九六五年共和国诞生后成为邦歌和国歌的版本），传达另一则振奋人心的信号给各族百姓：那就是大家皆为狮岛主人翁！族群母语提升为官方沟通工具的媒体报道起了延续发酵作用，其影响力形成了建立各族百姓社会凝聚力的一股无形驱动力，对彻底反腐和反殖民地政府的歧视待遇（英籍公务员享有较高薪酬和较好福利）是个最贴谱战略。】
公元2016年1月11日星期一 新加坡共和国 武吉沈园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