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四年“拉裕”号渡轮骑劫事件
（The Laju Incident 1974）
窥探战后日本与新加坡关系（三）
一、小岛领袖眼尖有备“借东风”，助长国际经济竞争力。
（一）脱离英国殖民地政府统治（1819-1959）和马来西亚（1963-1965）独立后，小岛国新加坡继续朝向建立一个多元化种族（四大族群：华裔、马来族、印裔和欧亚混血后裔）移民社会目标而去。战略眼光锐利的小岛政治领导善用冷战（1945年二战终结 - 1991年苏联土崩瓦解）期间有利于第三世界发展经济机遇的降临（所谓“借东风”就是指资本主义先进国资金外溢寻找国外理想投资地点的经济发展战略；而日本也正迈入战后二十年经济高速成长期），再经一代人的辛勤耕耘，新加坡共和国终于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先进国之一。五万多美元（2015）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把新加坡推上亚洲经济荣誉榜上第一位，多年超越了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以及西欧和美国等大部分先进国。【注一】
【注一：新加坡有机会取得如此优越的经济表现，战略秘诀是：
(1) 恰逢拥有科技、管理经验、市场和资金的各洲跨国企业（在亚洲是指战后经济快速复兴的日本），正蜂拥向世界各处找寻生产成本较低的外海投资地点，以提升产业经济效益。这趋势对较落后的新加坡和东南亚地区等国，确是时来运到发展经济的不可或缺要件。
(2) 深谙抢先机和占制高点战略的新加坡政治领导层，尽速制定了一套适时和有效吸引外资的经、贸战略发展大计（如有吸引力的亲商、亲投资政策与相关措施以及官方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和人力资源的重点培育）。这是另一关键因素。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期的东南亚，新加坡致力争取外资（尤其日本企业）所具备的“人为优势”（如有利外商投资政策和措施、国际化的金融服务业、廉能政府和相对完善基础设施），对当时邻国的实力而论，他们是还无法办到，所以新加坡在争夺科技含量高的外资还没有竞争对手。但是印尼、菲律宾、泰国和缅甸等邻国的富饶天然资源和广大市场已经足于吸引日本战争赔款（日本政府所谓的“经援”）的青睐。至于长期处于政治不稳定和战争状态的印支三邦只能暂面对同外资无缘的命运】
（二）自治和独立后的新加坡倾向学习日本和争取该国投资。
新加坡独立后积极推行务实外交（虽是强调中立不结盟，但事实上是略偏向西方经济先进国）和全力捍卫国际自由贸易两大建国发展战略。凭借此策略，新加坡成功争取到同好多国家（包括社会主义阵营成员国）和地区（如香港和台湾）建立紧密和互补的经贸合作关系。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例子和高效生产力管理制度是立国不久的新加坡所致力仿效、借鉴的模式；因此，有意离境外出追寻更大利润的日本劳力密集型企业，便是缺乏资金和科技的新加坡极力争取（在东南亚区域外围的香港、台湾和韩国是新加坡面对的最剧烈的外资竞争者）的目标。
除了在欧美和香港以外，新加坡财政部属下“经济发展局”（简称EDB, 设立于1961年）也先后在日本东京和大阪设立办事处。受到重托的各级官员们都不辞劳苦完成此项既艰辛又重要的招商引资任务。八十年代新加坡能够同香港、韩国和台湾并列亚洲经济四小龙荣誉榜上，应归功于该局早期最高领导（韩瑞生、唐义方和荷兰籍的温思敏博士等）和官员们锲而不舍的办事精神和不断努力的结果以及当时行之有效的引进外资战略方针。【注二】
【注二：
正面了解日本在1945年前有能力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原因，我们惊讶地发现到它是以六千多万人口的国家，竟然把地大物博拥有四亿多的中国大陆搞得天翻地覆，殖民化整个朝鲜半岛和台湾岛，成功偷袭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和最后以相对少数部队人员和有限弹药在1942 年2月中旬击溃了英国远东军事堡垒 - 新加坡，震惊英伦全国和同盟国。此后三年半的东南亚丰富战略物资，如石油、锡、橡胶全都落在日本手上。
在上世纪初的几回日俄战争，日本也把俄国沙皇的海、陆两军打得稀巴烂，史上首次把白人的优越感和形象彻底摧毁。从此，自认天下无敌，在亚洲足于独霸一方，再以“救世主”和“解放者”自居，发动了史无前例的侵略战争来实现其“大东亚共荣圈”美梦。结果还是让美国由高空抛下的两颗原子弹教乖了半世纪。
但是，我们也由此可见，这个由群岛组成的中型国家的侵略计谋之所以能得逞（对亚洲邻国造成巨大伤害），归根究底，取决于它的卓越组织力、制度化管理、纪律、科技和意志力（尤其是日本人所谓的“必胜”精神和种族优越感）；战后（1952-1969）在吉田茂、岸信介、池田勇人和佐藤荣作几位首相（都是学法的精英群，没有军人背景）相继掌舵下，再度恢复法治和文人掌政时代的日本国取得了更辉煌的经济成果，但这回是以和平手段达致的。由此证明了日本确确实实拥有各领域的卓越管理制度和主要工业基础才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以及他们持续给予科研和教育的高度重视。至今日本是夺得亚洲诺贝尔科学奖人数最多的国家。
战后可略举的最好例证之一，就是1964年东京世界运动会的成功举行。我们试试回顾一下在不到二十年（1945-1964）光景的拼搏历程里，日本竟然就具备了足够的条件和能力来主办第十八屆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英语：The Games of the XVIII Olympiad）和推出新干线（高速铁路）陆路交通工具，以展示它领先世界陆路快速运输系统的崭新标识。与此同时该国又信心十足决定在七十年代初主办大阪世界博览会。到了1960年代后半期（1952-1969），以经济合作（战争赔款）为主轴的“吉田茂主义”外交战略，终于将日本成功推向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资本主义经济体（1969年）地位，直至本世纪初中国经济快速崛起后才退居老三的位置。
新加坡虽是在多方面的建设项目得到日本的合作和支持以及维系了超过、越半世纪（1965-2016）的和谐稳健双边关系，小岛国还是没看好日本入常的好处，更不要它扮演军事大国的角色。新加坡毕竟是受二战蹂躏的主要国家之一，受害百姓后代和亲友们很难忘却三年半日据时期皇军的残暴行为。同样令人担忧的另一点是日本战后（例如安倍晋三等）出生的一代对邻国被侵略的想法和心态同经历过二战苦难的前辈政治领袖，就不一样了（前首相佐藤荣作、福田赳夫、大平正芳等），他们上台执政后可能不再顾虑到邻近国家的感受或经常对日发出抗议的声浪。已故新加坡总理敢说敢言的李光耀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曾提出如此的警戒性言论，两代对二战历史的不同看法。
大家意识到日本再度成为世界政治大国和发挥国际影响力仅是时间问题，至于它是否有机会再争取出任联合国常任理事会成员席位就得看那时候各国政治领袖的智慧和判断能力（日本首次尝试是以惨败收场）】
二、日本眼中的新加坡。
新加坡和日本两岛国有着不少相似之处与共同点（两国高度依赖国际贸易立国与国际和平局势的延续来发展经济），日本重视同小城邦国（二战日据时代的“昭南岛”，1942-1945）双边关系，主要因素是以下几点（除了基本印象中的新加坡是一个严刑峻法和社会秩序井然的美丽花园城市和繁忙的东方一个大商港）：
首先，日本一向视马六甲海峡为其经济生命线和战略安全航道。扼守此东西航道一端的新加坡岛，自然是两国建立良好关系的主因之一。
其次、新加坡的自由港地位及其扮演着繁忙的区域转口贸易（如先进国的机械器材、化工制品和本地区的矿产和农产品等）角色和它提供的完善金融服务业。
其三、通过东盟（东南亚国家联盟）平台，新加坡（如李光耀、首任外长拉勒惹南）都在扮演着东南亚区域和平与合作政策制定的主导国之一以及不厌其烦的促进者、落实者的角色。
其四、新加坡政治领导团队卓越的治国富民能力和他们在国际上逐步提升的声誉和地位。为确保生存、自保与发展，新加坡积极推动的“大国平衡战略”，深受日本重视。因为此外交战略对在六、七十年代仅能拥有自卫队实力的经济大国日本是，极有利于该国在东南亚发挥外交优势（经济和政治）的空间。
（一）
对新加坡的基本或传统关注点：
1 为何重视小岛的战略置位？
一九五九年新加坡百姓从英殖民地政府获得自治（英语：Self-Government。外交和国防归殖民地政府）地位后，日本人对新加坡的认知是什么呢（其实，他们非常清楚新加坡对日本的重要性）？简单地说，日本最重视的一点是小岛的战略位置，它占据印度洋与太平洋航道之间的一个要塞，因为它牢牢扼住了马六甲海峡出入口，日本视此区域航道为日本经济和安全生命线。在太平洋战争一开始（偷袭美国夏威夷珍珠港后），日军就急于南下进攻东南亚和占领新加坡以取代英国统治，就是基于这项战略考量。
新加坡百多年来便是一个繁忙的国际和区域商品转口服务大港。其实，在新加坡进入工业化之前（1960年），它就是持续扮演各国货物分销站的角色，以养活岛上百姓和支付英驻军开销。由此可见，小岛对同样依赖国际贸易成长的日本经济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海外销售点和运输枢纽。自1965年独立后的新加坡同世界经济大国的日本建立和维系了超过半世纪的稳健和紧密经贸以及文化关系。
2 对日本难理解的现象：一个高度西化的东方多元族群社会。
在东南亚区域，二战前后的新加坡已经是一个法治相对健全的多元种族移民社会。新加坡受过英国统治150年（1819-1959），周遭邻国是信奉回教的马来人（印尼群岛和马来半岛）大群族。但又因为是该岛华裔人口占多数（华裔超过百分之七十五；华族之间在其他族人也在的场合，也尽可能改用英语或马来语沟通），所以在一般日本人的印象里，新加坡基本上还是一个由华人主政，但是以西方式管理的典型东方国家（最高政治领导成员绝大部分留英、澳华裔毕业生；政治制度延续英国议会制和政党政治）。
独立多年后，新加坡各族族能持续融洽、平等地生活在一起以及共同携手建设社会，这可说是半个社会“奇迹”，各族也享有通婚自由权和宗教信仰权。对一个由单一民族（持有种族优越感的大和民族）组成的日本来说是一个极有趣的社会现象和心理上难于理解的事实。
新加坡宪法规定马来文为国语以及华语和淡米尔语（印都南方语系之一）为官方语，但政府部门、法庭、公立学校和医院则采用中立性英语（曾是英国殖民地政府统治该岛150年的媒介语，联合国的五大官方语种）为官方行政语（法律条文、各类通告、法庭用语和学校教学媒介一律以英文为主）以促进各族群的沟通与了解以及新加坡政府与人民同外国的联系。
在新加坡，英语长期的普遍运用对派驻海外会操英语的日本企业人员带来极大的便利和优势。原本办事纪律高的日本企业人员非常适应以廉政制度和高效益为主轴的新加坡民事服务官员依法（尤其是有关外商投资条例规定：缴税后的企业利润允许全额自由汇出）处事的专业态度，虽然他们不甚了解新加坡这个种族和谐社会环境究竟是如何打造成的。
3 自由港地位和历史悠久的区域货物集散地。
自治前后，新加坡政府继续维系大部分入口商品免交关税的传统地位，因此极有利于商家再出口到欧美和第三世界。精打细算的日本出入口商信赖新加坡高效可靠的港口服务和知道新加坡多年建立的国际运输网络有助于日本货物（包括重机械和电器品等）迅速分销至东南亚各地（南洋群岛）、欧美以及第三世界市场。
其实，这是新加坡近两百年来（1819-2016）持续在扮演着的区域与国际性转口贸易角色。更值得一提的要点是新加坡政府从未同贸易伙伴国（日本、美国、大洋洲和欧洲各国；国际贸易对小岛重要是因为它是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的两倍半到三倍）因贸易逆差的问题导致严重争执（双方设立关税堡垒和行政障碍，如发生在七十年代后期法国和日本之间的激烈贸易摩擦）; 但是在国际场合责任在身的新加坡政府部长不忘强调自由贸易对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以及不轻易放过抨击贸易保护主义（Trade Protectionism）的抬头。新加坡在维护本国核心利益的同时，也因此为自己处境相似的贸易合作伙伴说话，所以战后七十多年（1945-2016）来，新日两地能保持长期和稳健发展的经贸关系是有所根据的。【注三】
【注三：2002年新加坡同日本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Japan-Singapore Free Trade Agreement/FTA），前者成为第一个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同日本顺利（日本向来自愿意签订多边贸易关系的合约）签订这类合约的国家。自新加坡于1965年独立后到今日超过半世纪的历史，新日两国逐渐形成彼此间日益重要的贸易伙伴国。另者，作为一个开放市场和国际商业大都市，新加坡提供的优惠税务优惠和治安良好的环境，有效地吸引到好多跨国企业到小岛来设立营业总部。新加坡港口也成为他们的商品进入东南亚区域的有利试点或贸易前哨战。
据2016年新加坡贸工部发表的资料，新日两国建交后首年（1966年）的双边贸易额是5亿8千8百万元坡币，到了2015年的五十年间跳跃至465亿元坡币，增长了八十倍；在投资方面，1970年日本在新加坡的累积投资额是1亿2千万元坡币，到了2014年则以900倍的增长飞速提升到1111亿元坡币。】
（二）
自治、独立后岛国引起日本关注和重视之点：
1 日本对新加坡民选政府治国和社会管理能力有信心。
战后二十年日本文官政府静观多元种族的新加坡社会发生的多回骚乱（1945-1965）局面。他们见证了宗教兼种族暴乱（如自治前的1950年，“玛丽亚赫托事件”所引起穆斯林族群愤怒地攻击岛上各国白种人暴动）、学潮（如1954年华校中学生反殖民地政府国民服役法令运动）、大工潮（1955福利巴士事件等）、大规模政治逮捕（1963年冷藏行动：不经公开审判长期扣留大批共产党、亲共份子和左倾工运领袖）行动和处在马来西亚期间发生的新加坡华、巫种族全岛大冲突（1964年7月21日）。几回政治与社会动乱并没有击垮民选的新加坡世俗政府（新加坡没选择某宗教为国教），就如新加坡大部分选民一样，日商和其他外企对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维系社会稳定的能力和诚信度有高度信心（1960年代后期，工潮或罢工事件几乎消失。对此现象，日本部分地区县级政治人物与工运领袖甚感迷惑但又羡慕）。
2 智慧型政治领导懂得对外突出自己的优势、观点和引发大国关注。
以严厉稳健治国和具有锐利战略眼光著称的新加坡政治核心领导团队是由一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前、后几年出生的一代新加坡政治精英（土生华裔后代如吴庆瑞博士和李光耀分别在1915和1930之间出生的，他们也经历了二战三年半的洗礼）所组成的，大部分是曾在英国、澳大利亚等著名高等院校（如牛津、剑桥、伦大等）学成归来的超群、优秀毕业生，在素质和教育水平不逊于日本战后政府内阁成员。
在整个六十年代，日本政界和工商界目睹政府领袖的严谨治国之道以及在必要时，以非常手段换来社会稳定和工业安宁（引用相关法令将罢工事件减到最低数字或零点）。为了小岛国民的生存、糊口和稳定发展，当时的建国战略重点是经济建设优先于其他，因为国计民生问题（失业、屋荒、卫生和教育等）不能处理好，一切官方口号都是空洞、不实际。一九七十年代初令日本社会惊讶看到的发展结果是什么呢？属于热带落后地区的小岛新加坡，勤奋节俭的政治领航团队竟然能够打造出一个政风清廉、行政效益高、社会秩序井然、开放和市容整洁的绿色花园般多元种族社会。
新加坡政治领袖在国际和区域论坛纵横捭阖，持续发表受西方政界关注的慷慨激昂言论，以促进和捍卫自己（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邻国和地区都是受益者）的合法权益。小国巨人领袖的凌厉外交攻势令日本政界也不得不另眼看待新加坡以及多加关注其睿智领袖在重要场合所提出对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建设性呼吁和列强争霸可能带来危险局面的警世言论。他们毕竟是经历过二次大战洗礼、时刻居安思危的一群！
此时的日本政商界领袖，虽然还是持有种族优越感的病态心理，似乎在远处看到了落后和烟雾迷蒙的东南亚区域也出现了类似明治维新时期的伊藤博文首相（在世年代：1841-1909，曾留学英国，是公认的日本现代化之父）或较后的高桥是清首相（曾留学美国，1921年11月- 1922年6月出任日本第二十届首相，之前是多届财政部长和日本银行总裁，人称 “日本凯恩斯”的经济管理大师，生于1854年，1936年被陆军军官暗杀身亡）等罕见的出类拔萃政治精英。
【注四：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PAP）核心领导成员中，经常引起日本政、商界关注的是两位土生华裔的正、副总理：李光耀和吴庆瑞博士。两位比起日本明治维新时代留洋学者和赫赫有名的政治人物，如伊藤博文等更加西洋化的东方政治人物，建国治军能力和智慧绝不在他之下。（伊藤博文：公元1841年10月16日－1909年10月26日，日本近代史上首任内阁总理大臣，被公认为日本现代化之父，退任后在中国哈尔滨被朝鲜族军官安重根刺杀身亡）
（1）李光耀是英国剑桥大学法律科系出身的尖顶毕业生（获得第一等双重荣誉学位），思维敏捷、说理、辩才一流，经常持有得理不饶人的性格，以典型的“大家长”姿态治理新加坡。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初入新加坡政坛的他就显露了非凡的政治才能、强悍性格；在上台执政和周游各国数十年（1959-1970）为新加坡争取生存和发展空间而奋力冲刺期间，词锋锐利、一语破的对话或演说使到他在世界政治舞台开始崭露头角。他的精辟政论更引起大国领袖（如一九六、七十年代的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李察尼克松，日本首相佐藤荣作、福田赳夫）的高度关注和重视。他的小国巨人领袖鲜明形象和卓越治国业绩大幅度提升了新加坡这城邦小国的国际地位和声誉。
1978年11月改革开放前一个月，中国最高领导邓小平也选择了新加坡作为亚洲唯一可以和有必要考察的经济四小龙（台湾和香港是属中国的地区，而当时韩国同中国没邦交）之一。此回世纪高人之会，经双方摒弃了各自的传统看法和历史偏见，恳谈结果为新中两国和整个东南亚区域带来了长期稳定和发展机遇。为此，中国在1979年春季不惜同统一后的越南进行了大规模的边境战，以阻止它和苏联军事势力的继续南下（1978年末越南已经入侵和占领了红色高棉）。今日二十一世纪初期的中国、甚至是印支半岛的经济建设大家都有目共睹的。
马来西亚资深新闻工作者和曾长时期居住细察日本的陆培春先生，曾在他发表的“李光耀是日本通”一文里，如此形容日人眼里的李光耀（1923-2015）：是“…一位充满智慧、敢作敢为的政治领导人，且是一个典型东方社会的家长…”。全文刊载在（马来西亚）南洋商报01/4/2015 http://www.nanyang.com。】
（2）吴庆瑞博士是新加坡杰出的强国富民、沉默寡言、低调处事的超群领导者。吴庆瑞博士（1918-2010，1950年代取得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博士）是另一位第二战次后崛起的土生、土长华裔政治领袖，新加坡人民行动党（PAP）核心领袖和建国元勋之一。他是新加坡早期杰出社会科学家和公认的杰出理财富国、治军大师（官至第一副总理，之前出任首任财长、国防部长和教育部长）。生活简朴、低调寡言和谦虚的政治人物也是新加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实现经济“奇迹” 的战略大计首席设计师和落实者，又连同另一部长林金山将绝大部分新加坡百姓安置在一栋栋的现代化政府组屋（HDB Flats）。八十年代中期退休后，吴博士受聘为中国国务院首位外国经济与旅游业发展顾问五年，为中国大陆改革开发大计出谋划策，让自己往更大的经济舞台，为中国和亚洲区域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2010年5月离世不久的几天，受访的新加坡第二代行动党领导曾断言说，要是没有吴庆瑞博士二十五年的勤奋耕耘和无私贡献（从1959年6月初政府库存仅有一百万元坡币坡币到每年都能累积财政盈余，1965年从零基础建军卫国，1968年完成裕廊工业园的基本建设等），新加坡今天的繁荣局面可能要改观。笔者本人则倾向于形容他是“新加坡陶朱公”（最有创意的财富创造者）兼“新加坡曾国藩”（一流的建军和治军大师）和人才培育大园丁（如前总统纳丹、常任秘书严崇涛、经发局主席杨烈国等多位优秀的前公务员都是他最得意的同事和门生）。
吴博士也是极少数几位在内阁会议里同李光耀在意见不一致的课题上，会主动据理力争的部长（据说另三位是杜进才博士、艾迪巴克、韩瑞生和林金山）。2010年5月23日李光耀在对吴悼文中说，他们在内阁决策过程中，由于吴庆瑞博士持有异议而进行更深入的辩论，因此使到新加坡政府制定了更完善的政策。要不是对方确有此料，一向持才傲世的李光耀也不会给自己同僚如此慷慨的赞誉】
3 以李光耀和吴庆瑞博士为核心政治领导层的务实和认真态度，新加坡为自己争取到国际社会的高度敬重和合作意愿。
日本政府和企业界十分敬重新加坡政府寻求国际、区域或国与国之间合作的双赢方式，尤其是公开表明不乞求附条件“经援”的立场与态度。新加坡高效益的行政部门依法争取先进国企业来小岛投资（附带科技和管理经验转移）和公平对待国内、外商家是日本期待的合作基础。新加坡需要的明确和实在的 “外援”（Foreign Aid）就是自由贸易（Free Trade）和商品进入先进国市场的优惠关税待遇，如六、七十年代对第三世界实施的商品入口普惠制（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s，英语简称：GSP）。【注五】
【注五：何谓“普遍优惠制”？：“它是世界上三十二个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给予的普遍的、非歧视的、非互惠的优惠关税，是在最惠国关税基础上进一步减税以至免税的一种特惠关税。这项政策有利于帮助受惠国增加出口, 促进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有关“普遍优惠制”较详细资料，读者可参阅普惠制-MBA智库百科wiki.mbalib.com/wiki/普惠制】
4 东南亚区域组织（东盟）的领导国之一。
在东南亚区域组织的东盟（英语：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或ASEAN，新加坡媒体简称：“亚细安” 成立于1967年8月8日，创会成员国：新加坡、印、马、菲和泰国）里，作为经济持续发展的最小成员国和社会长期稳定的新加坡，扮演着“主要领导者”角色（如总理李光耀和首任外长拉惹勒南）。自该机构诞生的头一天，新加坡便不遗余力地推动和负起区域和平与经济、文化合作的艰巨任务，此新组织大大有别于较早前成立（1954年9月）和军事味道浓厚的东南亚公约组织（英语全称：South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缩写为SEATO。主要成员国：泰国、菲律宾、巴基斯坦、英国、法国、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等国）。因此，东盟有助于淡化此区域是硝烟四处（越战）的印象和塑造有利于争取外资到来的稳定环境。
区域和平稳定以及有经济建设活力的东南亚区域，正符合日本外交和安全战略上的需要（当年的“吉田茂主义”外交重点也在此），这点也同新加坡核心利益相重叠。为了小国的生存、安全和持续发展能获得基本保障，新加坡诚邀区域内、外各国（主要是经济先进国）共同开发东南亚，以形成大国势力均衡的格局和突显区域的中立地位。此举最受经济动物和不能扮演军事大国角色的日本所青睐，也是正中其心怀（它的常年国防开销仅能投放在自卫队的建设）外交战略目的。
政府诚信度高、投资条例透明度深、友善和积极搞好经济发展与和平外交的新加坡是，日本在东南亚不能不交往和接近的战略伙伴国。进入二十一世纪，新加坡也是第三世界国家同先进国进行经、贸合作的楷模之一。很显然的在东南亚区域，此类合作模式成了日本同其他东盟国家进行双边经贸合作可参照的例证，如新加坡带头在2002年签订的新日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新加坡共和国 武吉园 沈园主
公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四日 星期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