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四年“拉裕”号渡轮骑劫事件
（The Laju Incident 1974）
窥视战后日本与新加坡双边关系
一、二战一段历史悲愤和战后新日双边友好稳健关系的发展
（一）“昭南岛时代”（Syonan Era）是指一九四二年二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1942-1945）的三年六个月期间日本皇军统治新加坡的腥风血雨日子。
在上世纪中期、新日两国确有一段令人悲痛难忘的历史：日据时代的铁蹄统治。回顾过去，日军在占领（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正是壬午年正月初一，华人大节日，也是星期天）新加坡的第三天（二月十八日）便以“肃清”借口（对当地华裔男性实施检证看谁是抗日份子，然后加以杀害），有组织地杀害了上五万名华族（18-50岁）男性，以报复南洋华侨长期支援中国大陆抗日运动（1931-1945）。另一起较少提及和不大受国人注意的骇人屠杀事件是，日军在入侵的同一个时刻，便不分青红皂白地用刺刀当场结束了亚历山大医院（Alexandra Hospital，一九三八年成立的新加坡英軍专用医院，一九七零年代新加坡政府接管此医院）两百多名手无寸铁职工人员的生命。此冷血屠杀事件同样令人发指、心酸和悲愤。
（二）自治和独立时代初期痛苦的回忆：新加坡各族群人民对日控诉、追讨血债年代（1962-1967）。
一九四五年八月美国两颗原子弹投下广岛和长崎提早结束了太平洋战争，九月昭南岛又回到英军统治，但是和平后日据期间被践踏、凌辱和被牺牲的百姓也无处伸冤。经新加坡中华总商会（Singapor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多年、多方努力发动下，一九六七年新加坡人民和政府终于在美芝路(Beach
Road)竖起了高耸云霄的“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提醒后代永不能忘记先辈们对和平付出的鲜血代价和牺牲。此后，每年的二月十五日早晨，新加坡各族群、宗教和商业团体、学生和外国使节团（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村山首相执政期间，日本使馆人员包括大使在内曾参加此祭拜仪式）代表也受邀出席此盛大庄严的献花和祭拜仪式。
经多年的交涉后，日本政府对此“血债”的处理方式就是，在立此纪念碑的同一年付了五千万元坡币赔偿费给新加坡，为两国未来关系的正常进展奠下一个起点（虽然赔偿、金钱再也唤不回来我们已被牺牲同胞的生命）。十分凑巧的事，这笔赔款数额同当年被逼以“南洋华侨协会”会长身份的林文庆博士（两位华侨领袖：林文庆医学博士兼社会运动家/Lim Boon Keng，1869年10月18日－1957年1月1日和大慈善家陈嘉庚先生早已是日军入侵新加坡前的眼中钉、肉中刺）筹足五千万元奉纳金献给日本东条军人内阁政府的款额一样样。
（三）赤军发动恐怖袭击：一九七四年“拉裕”号渡轮骑劫事件。
一九六五年独立不到十年（战后三十年），再次令新、日两国双方惊心胆颤的暴力事件又发生了。它就是震惊国际的1974年初“拉裕”号渡轮骑劫事件（英语通称：“The Laju
Incident”）。一九七四年一月三十一日两位日本赤军份子（Japanese Red Army）联合另两位巴勒斯坦游击队成员阴谋炸毁毛广岛上外商投资的石油提炼厂，要以此恐怖行动教训新加坡一向亲西方、以色列的立场。确实目的是因新加坡的庞大石油出口量是供应给越南战场的美军作战部队，所以破坏或消弱了中东石油生产国较早推出针对西方国家的“石油禁运”（Oil Embargo）的惩戒作用。【注一：参阅日本赤军简介】
（四）新加坡共和国面对首宗国际恐怖袭击（International
Terrorism）和触发人民反日情绪的可能。
此次赤军参与的恐袭事件再次使人们陷入二战期间的噩梦，因为在日据期间尝过铁蹄统治的中老年国民来说，他们的记忆犹新，确实难于掩住心中怒火与悲愤。在新、仇旧狠交织作用下的心态，谁也说不准该事件是否会挑起人们的反日情绪或仇日运动的可能性。这种自发的群众运动很容易影响到新加坡招商引资政策、一个几乎无资源小岛依赖生存与脱贫的发展战略。简单地说，积极争取外资（尤其是欧美日等国的跨国企业）参与建立新加坡出口主导型经济计划将受到挫折，失业问题就难望获得解决，极可能又将新加坡打回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社会原形 - 政府官员贪污腐败、社会动荡不安局面。【注二：参阅拉裕骑劫事件简介】
（五）岛国治理之道：资源匮缺，为生存、稳定和发展小岛必须广交朋友（包括社会主义阵营成员）和寻找大量外资进行经济建设。
尽管面对二战日据时代的残酷统治和日本赤军恐袭行动的阴影，智慧型的新加坡政治领导层毅然采取向前看、放下过去的务实策略，瞄准和继续朝友好、稳建和多方面合作方向同日本（战后经济飞速成长的东亚国家）发展双边关系。基于多项综合因素的考量（重要战略位置、推崇自由贸易政策等），日本联同欧、美以及其他英联邦国家承认新加坡共和国（一九六五年八月九日独立）的最早一批经济发达国之一，并在第二年的四月下旬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新加坡首任驻日大使：洪国平博士，驻新前总领事山田常光升任为大使）。
冷战期间的国际机遇(对新加坡而言，欧美日游离资金外溢找市场和先进国对第三世界提供关税优惠)让新加坡官员逮住了此历史时机到各先进国游说商家到小岛来投资设厂。除了廉勤、诚信可靠的民选政府和新加坡的战略地理位置外（区域贸易集散地、金融中心和世界炼油中心之一），新加坡吸引外商成功秘诀的另一要素是，以税务优惠（包括外汇自由出入）和高效治理服务为重点的亲商政策。对讲究效益的日本企业家，这一点正中他们的心意和符合他们办事业的基本原则。
2002年1月13日, 新加坡与日本签署亚洲国家之间第一个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Japan-Singapore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简称：JESPA），通过放宽新、日两国的出入口关税以及投资条例来大幅度促进两国经贸投资及超过四十多年（1959-2002）的稳定关系。【注三】
（六）双赢局面：新日先后两国成为世界先进国。
今天日本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美国和中国为前两位），也是新加坡第二大外资来源国（2014年累积投资额是元800亿美元）和前八大贸易伙伴（2015年的双边贸易额达350亿美元）；但让人们惊讶的一点是：国土仅有700多平方公里和人口不到400万（指新加坡公民）的新加坡小岛是日本第二大投资国，截至2015年的投资额高达180亿美元。
新加坡是继日本战后创造经济“奇迹”的第二个亚洲国家。2015年它的国民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5.1855.08万美元（世界银行数据），此前的好几年新加坡都持续超越日本、美国、英国、荷兰以及许多欧洲先进国在这方面的表现。新加坡在和平稳定的东南亚区域能取得长期的稳定经济成长，主要贡献是来自日本、欧洲和美国等国跨国企业的参与和新加坡的前瞻性和有高度竞争性国际商业战略。
二、回顾往事：日本赤军参与毛广岛恐怖袭击，事件震惊新加坡领导层；日本政府被拖下水，再次被恐怖分子凌辱。
（一）恐袭事件发生在中东第四次（1973年秋）战争后引发的能源危机时段。
恐袭的目标和目的：为何日本政府被卷入一九七四年一月三十一日发生在新加坡共和国的“拉裕”（“Laju”）号渡轮骑劫事件？起因是两位日本赤军份子（英语：Japanese Red Army，日语发音：Nihon Sekigun，两位成员分别是和光晴生和山田义昭）参与中东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简称：“人阵”英语简称：PFLP/Popular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Palestine）主导和策动的恐袭阴谋。恐袭的主要目的是要炸毁新加坡南部的毛广岛上（Pulau Bukom Besar）西方大企业集团投资的壳标石油提炼厂（Shell Oil Refinery），藉此一举切断越南战场（越战时期：1960 - 1974，跨越艾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尼克逊总统到福特总统执政期）美军部队来自新加坡的大部分能源补给，并宣称袭击也是配合越共游击队抗美和反帝国主义战争的行动。
“石油禁运”教训日本外交必须独立自主：此事件发生前三个月，中东第四次战争爆发后（1973年10月6日至10月26日也称“赎罪日战争”，此次交战双方是：以色列部队对抗埃及统领的阿拉伯联军），中东产油国策动了史无前例的“石油禁运”（Oil Embargo）和在短期内大幅度提高油价（本是一桶三美元飞升到十二美元）作为一项外交谈判武器，旨在惩戒、威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在以-阿战争中持中立或骑墙派的一群，逼使他们对亲以色列外交立场改弦易辙，一向高度依赖石油进口的日本就是其中一个主要和高速成长的西方经济体。（据资料显示，1956 – 1973期间日本拥有高达年均13.6%的工业增长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是10%。，中国崛起之前，在本世纪初，它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排在德国之前，美国之后）
外交独立不结盟的新加坡也遭池鱼之殃。于是人为油供短缺触发了世界能源危机和高昂油价，生产成本跟着上升。它不仅教训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打击他们的经济，同时也重挫了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经济建设计划。毋庸置疑，当时正全力以赴发展经济（七十年代初的国民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一千多美元）及拓展国际贸易的新加坡，也是同样受到很大冲击的其中一个小国。在错综复杂因素（如新加坡的国际炼油和石油交易中心之地位）的交互作用和牵扯下，新加坡也成为国际政治斗争棋盘上一个可牺牲的小卒。
小国较易于下手，对局势影响大。其实，政治嗅觉灵敏的新加坡外交部长拉惹勒南（首任外交部长）早在恐袭发生之前的三个月已经联合东盟（Asean）成员国发表一则立场非常鲜明的共同声明，呼吁双方回归战争前各自的疆土和版图，但仍旧未能为新加坡摆脱日本赤军一袭的大阴谋。据说，中东恐怖组织的原先目标是锁定北欧挪威（产油国之一）的美孚（Esso）炼油厂，但不知后来为何改变主意（据说是挪威官方发出预警的作用）。另外，也许是袭击新加坡油库的影响较直接、较大以及更接近越南战场，并可借此事件同时惩戒新加坡自一九六五年独立后开始接受以色列国防部提供的军事训练（此事件后，因新加坡与该国的合约也到期了，大部分军事训练工作便移往台湾进行）。
由此看来，赤军恐袭如得逞，恐怖分子虽然是成功教训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重击他们的经济；面临同样严峻局面的是新加坡的能源产业（能源产业是当时，甚至今日岛国重要的经济支柱），它极可能被置于瘫痪状态或估计至少需要两、三年后才能恢复生产，需要大量能源入口发展国内经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日本国，也将失去来自新加坡炼油厂的原有和未来能源供应配额。
（二）新加坡成了热锅上的蚂蚁：石油工业是小国经济大支柱。
一九七四二月一日，事件发生的第二天，恐怖份子同伙在贝鲁特传来的一则令西方石油垄断集团极度关注的严厉警告，内容直接指出他们的能源垄断专利权与可继续剥削产油国的日子即将结束。这种严峻对峙毫无疑问会打击到新加坡的核心利益，原因所在是靠外资设立的炼油工业，已将小岛发展成当时东南亚区域最大的能源供应基地和交易站（海上燃油补给贸易业也跟着蓬勃起来），也是世界第三大石油提炼中心之一。石油及其制品是新加坡最主要的输出品，实实在在为市场小、天然资源匮乏的小岛带来庞大外汇、税收和许多高薪就业岗位（新科技和高效益管理元素含量高）。【注四】
为了妥善应对当前艰难处境（“石油禁运”造成的原油短缺）和顾全大局的前提下，新加坡政府宣布准备按比例接受当时岛上油库储存量所能给予的配额继续推动经济步伐，时任总理李光耀通过媒体强调愿意以“同甘共苦”原则（Equality of Misery）与各国携手分担责任。对国内人民，他大声呼吁大家通力合作、节省能源，共同面对挑战，度过难关。
三、危机重重的田中角荣政府必须“认真”参与此危机处理。
（一）大半东南亚（印尼和泰国）反日情绪高涨。
为生存、发展新加坡需要区域稳定。此一未能得逞的国际恐袭阴谋当天上午经媒体传开后，处在亚洲的日本显然较其他西方国家更加关注此事态的进展和新加坡对此危机的处理过程；原因是仅仅在两周前，反日和仇日高昂情绪已经在东南亚区域蔓延开来，在泰国和印尼的街头示威抗议行动（泰国和印尼；两者都是日本对二战受害国提供“经援”的两个最大东南亚国家）曾经闹得沸沸扬扬。赤军对新加坡的恐袭事件如处理不好，它极可能加剧东南亚国家和人民对日本的不信任感和排外情绪，这种社会反应、态度对新加坡也会带来负面影响和造成对区域稳定的不利因素。
日本对回教资源大国得罪不得。印尼是世界穆斯林（同中东人民的信仰一样）人口最大、天然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其人民和学生在一月十五日在首都雅加达举行了大规模反日街头示威游行（华文简称：“马拉里事件”，印尼语简称：“Marali”），控诉日本企业掠夺资源和勾结本地华裔商家剥削国家，武装部队也没有马上出面控制局势，任由游行抗议者作乱和烧毁建筑物、交通工具。这种情况的出现使到首次出访东盟成员国的田中（Kakue Tanaka）首相感到十分狼狈和颜面丢尽（首相和女儿一直呆在酒店，最后为了避开示威队伍和人生安全只好乘直升机到雅加达首都机场回国），它也终结了二战后以经济援助为基轴的“吉田茂主义”（Yoshida Doctrine）外交战略。
（二）日本不能失去东南亚市场或面对一个不友善的东南亚大国。
日本官方才惊醒过来和意识到东南亚区域的汹涌暗流，对日本极为不利。因此绝不能让此红灯讯号继续影响它与东盟成员国建立了二十多年的（1950-1974）稳定和友好关系；战后该区域也是日本在亚洲最大的商品市场和农产品、矿产以及能源入口来源。新加坡也不能失去一个资源丰富和好斗的大邻国；否则长期虎视眈眈的苏联势力就将进入、填补势力真空（美国社会反越战声音越来越大、财政负担压力大，白宫主人日夜思考如何退出越南战场）。对苏联来说，简直是久旱逢甘露，天赐良机！【注五】
四、赤军再度逼使日本政府陷入尴尬和非常被动处境。
（一）情势所逼日方再也撇不开应负的责任：安排离境专机给恐怖份子。
恐怖组织有备而来。在新加坡官员和“拉裕”号渡轮上恐怖份子的前段谈判（要点包括：释放被扣五位人质、恐怖份子逃亡的目的地以及保证护送他们顺利离开新加坡的交通工具–飞机；否则面对船毁人亡的后果），后者高度备战状态和随时配合全球性攻击行动的同伙们，又掀起另一阵恐袭旋风。此回在科威特下马威，于二月六日公然突袭当地日本大使馆，再扣留一批人质包括大使本人在内，强逼日方俯首就范，答应他们较早所提的条件，（日本政府派遣日本航空的DC8专机由新加坡巴耶里峇（Paya Lebar）国际机场出发到中东某一指定的国家、地区去）以了结此“烫手山芋”事件。
为什么恐怖分子占据日本驻科威特大使馆？日方斡旋或谈判代表显然低估或误判恐怖分子的实力和赤军在阿拉伯世界享有的地位和影响力。根据当时媒体工作人员的了解，驻新日使馆的第二号人物所持的强硬立场和高傲态度，更是弄僵了本来已是处在缓慢与僵持状态的对话。日本斡旋工作不但未能完成任务，又帮不了大忙，反而使自己大“漏气”（本地闽南方言：“漏气”
意指丢了颜面），包羞忍耻，哑子吃黄连心中苦；而较早领导新加坡谈判团队的内政部戴少华常任秘书以冷静、镇定和谨慎态度面对记者的尖锐询问，如今终于如释重负，这回取得了最后一声豪笑的权利！【注六】
（二）新加坡最后阶段的处理：团队对细节安排绝不松懈、步步为营，避免节外生枝。
新加坡官方为了确保恐怖分子离境后能一路顺利通行，特派遣十三位官员“捨命陪君子”作为对他们一项安全和诚信保证，同机护送他们抵达所指定的中东下机地点。据报道，恐怖分子在科威特下机后转往南也门去，任务完成后，护送队官员则随即回返新加坡。
出发前，新加坡团队（包括几位特种部队人员）选择机舱中部座位，以隔开坐在机前的四位已经缴械的恐怖分子和机后的十几位日本官员（据说，其中成员包括垂头丧气的日本驻新大使鱼本阁下在内）。新加坡护送团队领导是精明能干的印裔高级公务员纳丹先生，时任新加坡国防部安全与情报署主任。退休后他成为新加坡第六任民选总统共十二年（1999 - 2011），于二零一一年八月卸任（2016年8月下旬去世）。另一位则是内政部内政安全署一向冷静处事、观察力锐利的华裔官员翁兆华先生（此前，他是令人闻名色变的新加坡“贪污行为调查局”局长，破过几件大案；四十多年后他透露自己曾是1960年初肯尼迪总统时代美国中央情报部试图收买不成的官方人员之一）。
五、恐袭事件有后顾之忧吗？
此国际恐袭事件虽然是以无人命和小伤亡、最低的财物损失以及恐怖分子的离去而结束，但毕竟是惊动和涉及了好几个国家人员（日本、北韩、科威特等其他中东国家）不同程度的参与。经一周（一月三十一日到二月八日清晨）的神经紧绷谈判的新加坡高层领导并不因此可以松一口气，因为事件的发生确是留下了不少疑虑和多方面必须深思与谨慎处理的问题。
例如，（1）“不友善”势力（如确是有幕后的真正黑手或大后台）是否故技重施，并以更周详的阴谋狡计置新加坡于死地或以此类似暴力行动造成社会骚乱来瘫痪新加坡经济，最后逼使新加坡外交立场一边倒向某一阵营，如南美古巴倾向苏联的例子。(2) 再来，事件后新加坡应采取什么对策进一步确保国土疆域的安全、社会的安定和引入外资的工作不受挫，以及（3）如何强化新加坡船只（海盗）和飞机航班（空中骑劫）的安全措施等。
新加坡共和国 武吉园主
公元2016年9月27日 星期二夜晚
【附注：一到六】
【注一：日本赤军简介。
据报道，日本赤军（英语：Japanese Red Army/JRA，日本语：Nihon Sekigun）原本共分为“赤军派”，“联合赤军”和“日本赤军”三派，都是极左的暴力组织，出现于1969到1971年代的日本社会。各派系的成员拥有高等教育背景，深受中国领袖毛泽东革命思想的影响。他们的存在目的是要推动世界革命，打败帝国主义，包括废弃天皇制度和推翻日本民选政府。由于三派在国内多次被日本警方围剿，成员因此递减，于是各派只好合并，选择转移到海外地区继续策划打击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际暴力活动。合并后的赤军最后把总基地设在中东山区地带（叙利亚控制区附近），以方便取得当地反以色列巴勒斯坦游击队的财援、武器供应（来源据说主要是来自苏联和中欧国家）、易于躲藏的方便和进行隐蔽军事训练。反对和打击帝国主义集团及其全球利益的目标，形成该地域的各种反美和反犹太势力捆绑在一起的一股向心力。
一九七一年重信房子（26岁女性领袖，日语发音：Fusako Shigenobu）与丸冈修（Osamu Maruoka）抵达巴勒斯旦，在这里正式成立从此令国际社会闻风丧胆的恐怖组织 – 日本赤军（1974年才统一采用此名称）叱咤风云国际二十多年（1970-1991）。每次干案（以劫机、扣押人质和血腥屠杀著称）无论大小都震惊世界，也令日本多届的自民党政府（多任首相：如池田、佐藤、田中角荣、三木武夫、福田赳夫、大平正芳、铃木善幸、中曾根康弘、竹下登等）经常陷入尴尬、被动局面、显示对事件无能为力处理而只得每回对恨之入骨的赤军俯首就范，例如同意为解救人质付赎金或释放各国牢里的其他恐怖分子。赤军的洲际性胡乱非为和对以经济合作与和平为主轴的日本外交政策相映成鲜明对照。
兹略举仅仅在七十年代几起骇人案件供大家参阅：
（1）1970年3月31日赤军头目田宫高麿领导八名武装分子骑劫国内日航“淀”号客机（日航351次航班）飞往朝鲜，此为赤军策动的首宗暴力大案，惊醒了整个安逸的日本社会，（2）1972年5月30日在以色列特拉維夫机场掃射屠杀旅客，造成二十四名平民，两名恐怖份子喪生和八十多人受伤，（3）1973年7月20日又再次骑劫日航客机（中东杜拜事件），（4）1974年1月31日偷袭新加坡石油提炼厂以及在2月7日劫持日本驻科威特大使馆和扣留人质，以声援在同新加坡谈判的赤军和人阵份子，（5）重信房子与和光晴生两人领导的恐袭团队于1974年9月占据法国驻荷兰海牙使馆，并扣押了包括大使在内的11名外交官和其他人员作为人质要挟，强求法国政府释放被关押的赤军成员，（6）1975年8月4日的马来西亚吉隆坡恐袭事件，（7）1977年9月28日孟加拉达卡的日航劫机事件，（8）1977年12月4日的马来西亚航空653号劫机事件，造成机毁人亡的大悲剧，古巴驻日大使也是机上其中一位牺牲者。
干案累累的赤军同欧洲恶名昭彰的意大利红色旅和爱尔兰共和军等恐怖组织齐名，但它策动的袭击事件是属跨国恐怖行为（由日本本土延伸发展到东南亚和中东地区），因此，赤军份子被视为彻头彻尾和令人不寒而栗的国际打手。当年赤军的所做所为，成为了今日国际恐怖份子仿效的恐袭模式（如自杀式引爆手段，简直就是二战期间日本“神风敢死队”的借尸还魂），他们不愧是当代恐怖组织（“基地”组织、塔利班、“伊斯兰国”组织和东南亚“祈祷团”等组织）之祖师爷。
八十年代后该赤军组织的运气开始逆转，原本支持他们的国家、组织开始疏远和摒弃他们；九十年代初苏联政权的瓦解更是一个致命打击，于是销声匿迹一段时期，部分年老成员包括重信房子本人也悄悄潜回日本和东南亚的菲律宾等国静修、躲藏。2000年重信房子在日本大阪的酒店内被俘，2001年她在牢里写了《日本赤軍解散宣言》，正式宣布赤军组织的结束，2006年被判入狱二十年。】
【注二：何谓“拉裕”号渡轮骑劫事件（The Laju Incident）。
此国际恐袭阴谋之所以被称为“拉裕”（新加坡国语：“Laju”，意指快速、飞驰或顺利，“拉裕”是译音）号渡轮骑劫事件（“The Laju Incident”，之前，英文媒体也称之“Bukom Bombers” “Laju Ferry Hijacking”），是因为恐怖分子的攻击行动失败后，趁逃亡之际他们劫持了往来新加坡本岛和大毛广岛之间的一艘渡轮“拉裕”号而得名（据该油公司职员透露，该渡轮是当时唯一有空调装置的一艘渡轮）。他们扣押在渡轮上工作的五位（其中两位在谈判期间的夜晚时候成功逃脱）船夫为人质，并命令他们将渡轮驶向公海（新加坡岛之东礁/Eastern
Anchorage）逃亡。当时被称为新加坡水警（Marine Police）的海上卫队和海军炮艇接获相关信息后，很快地将该渡轮团团包围，命令他们缴械、释放人质和投降，但对方似乎有恃无恐地断然拒绝，并通过船上无线电话（当时如此设备是属奢侈级渡轮才有的）坚持要日本大使本人亲身到来对话、谈判。对峙之下，于是双方进入了一周高潮迭起的谈判历程。此前，驻新日本使馆人员还以为恐怖分子全是巴勒斯坦组织成员，但经西方媒体的报道和赤军代表强求对话后，才从梦中惊醒过来，鱼本大使阁下才赶到总理公署会见时任总理李光耀，之前他也获得田中首相和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的指示好好处理此事件。
新方谈判代表包括时任内政部政治署（Internal Security Department/ISD）领导，经验丰富、头脑冷静的翁兆华先生和勇气十足的郑大峇水警局（Marine Police Division）的局长。他们两位也是十三人新加坡护送团队成员，团队领导是SR纳丹先生（国防部安全与情报署主任，本世纪初出任新加坡总统十二年）。他们冒着生命危险陪同这四位恐怖分子由新加坡国际机场离境直飞中东科威特机场为止。
事件了结后，有人问：新加坡政府为何出此下下策把年轻官员送去陪葬？对新加坡如此委曲求全和“讨好”亡命之徒的安排，当时部分驻新使节团代表曾幸灾乐祸地在新闻界朋友之间做出如此的风凉语论。可是他们忘了小国如新加坡得尽量避免任何芝麻小事的发生去进一步激怒巴勒斯坦游击队和日本赤军组织是为最为上策；大家也别忘了他们的后台老板握住原油生产、出售与分配的大权。小国无外交谈判权，但要有智慧和胆略面对问题或危机！
同庞大的日本航空（经赤军多次骑劫，也不会造成航班问题或破产）相比，一九七二年刚和马来亚航空公司（MSA）分道扬镳和正在努力展翅高飞到各洲大都市持着黄色大鸟标志的新加坡航空公司（Singapore Airlines/SIA）是，经不起任何形式骑劫事件的出现，也同样受不了新航在某些空港停靠的班机得不到燃油补给。】
【注三、第一代新加坡政治领袖对日本国的看法和期望。
好多位二战和日据期间幸存新加坡第一代执政党核心领袖（如李光耀、吴庆瑞博士、杜进才博士、贝恩和林金山等））、高官们（如前任已故多个重要部门常任秘书欧亚后裔的佐治博卡斯先生）和社会中坚份子都领教过日本宪兵队的凌辱和折磨；日本的铁蹄统治唤醒了他们要当家自主的强烈政治意识，否则自己就会像祖先的命运一样，任由他人宰割。日本的武装侵略击溃了白种人高高在上的世界地位，也让他们看穿了白种人优越感的神话。
以李、吴和杜为核心领导的新加坡内阁政府坚信，教育、学识、纪律、奋斗和有组织管理能力才是今后富国强民之关键条件；战后经济迅速复原的日本是新加坡学习的楷模，例如它的高生产力、科研能力、勤奋的劳动力和敬业乐业的精神以及两国彼此间在经济制度上、文化上的相似点（前瞻性的战略发展计划和辛勤耕耘的结果：1980年代新加坡成为亚洲“经济四小龙”之一）。
新加坡极愿意为日本与东南亚在各方面合作扮演牵线搭桥的角色，共同携手参与此大区域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建设。但是在促进东南亚经济、文化合作和社会建设的同时，在上世纪整个六、七十年代，新加坡第一代执政党核心领导层不忘提醒日本战后领袖别扮演军事大国的角色。日本外交部在1977年8月推出的“福田主义”（取代此前以经济合作为主轴的“吉田茂主义”外交战略）把新加坡领袖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列为三大要旨之一。自一九七七年的“福田主义”（Fukuda Doctrine，日语：ふくだドクトリン ）开始到小泉纯一郎（2001 to 2006）组阁前，东盟-日本双边关系焦点是着重在这领域。
何谓“福田主义”（Fukuda Doctrine
）？:一九七七年八月时任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在东南亚的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宣布对该地区的外交三大原则）的三大要旨是：（1）不做军事大国，要为東南亞以致世界的和平和繁荣作贡献；（2）建立心連心的相互信賴关系；（3）以对等的立场，积极支援配合加強东盟各国的团結和堅韌性，並致力推动和印支各国的相互理解，促进东南亞地域的和平和繁荣。此次外交战略显示，日本不再是以美国唯首是瞻，推出了自身的独立外交路线，也展现了日本爱好和平与互助的崭新姿态，赢得了东南亚各国的友谊（拥有苏联撑腰的统一越南却没有此看法）。隔年秋天，日本又同中国签署了拖延一段时间的两国友好条约，为亚洲区域的和平与稳定发展奠下了一个重要基柱。
【注四：能源和化学工业是新加坡经济支柱。
根据吴庆瑞博士（1959-1963年受委为新加坡自治邦政府首任财长）和他的超级工作团队共同制定的国际商业发展战略，重点之一就是充分利用新加坡的地理优势（它是来往印度洋和太平洋航道的船只经马六甲海峡时的补给停靠站和货物集、散地）和天然深水自由港将新加坡建设成世界炼油中心之一和国际石油贸易中心以及区域石油产品定价中心（当时世界两大石油提炼中心是：荷兰的鹿特丹和美国的纽约；新加坡今天是排在第三位的提炼中心）。由此视之，能源危机的恶化对以港务生存、发展和以商贸立国、富民的新加坡肯定是致命一击。】
【注五：为什么说这是苏联对印尼扩张势力和影响力的千载难逢机遇呢？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和亚.非/万隆会议（在印尼万隆市举办）后，苏联在位领导赫鲁雪夫就以“军援”取悦印尼军方（主要是强化印尼海军，协助他们夺回还在荷兰手中的西伊利安国土以及于1963年秋对抗新生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是其中以成员州）以争取一块具有影响力地盘；发现了西伯利亚大油田和财力大增后的政权继任者勃涅之列夫更是加紧同美国及其盟友抗衡、竞相讨好东南亚由上万大小岛组成大国印尼（有了新增财力的苏联通过其庞大舰队海军大肆发展世界各地势力范围，印尼是它的东南亚最大目标）。1965年9月末的印尼反军事政变后，陆军强人苏哈多将军推翻了苏卡诺总统，中、印两国（1967年）断交、印尼各族大批共产党员被屠杀，中国及其华侨社群不再是苏联活动的桎梏，勃列日涅夫终于有了发挥影响力的历史时机和舞台。】
【注六：负有斡旋任务的日本使馆一员激怒了恐怖分子，造成另一恐袭事件的发生。
据当时西方外媒报道，面对新方执法人员的包围，四人恐怖分子的赤军成员指定要同时任驻新加坡日本大使鱼本阁下要直接对话。于是，这位极不服气的使馆第一号人物带了他的短小精悍、能言善道的参事官，一同和恐怖分子进行了一轮长约三小时对话（不清楚是面对面或隔空喊话、叫嚣；对话之前，他们还见过时任总理李光耀商谈此事件）。据说，两位怏然不悦的外交好手似乎忘记了“秀才遇到兵”的后果，以说教式口吻激怒了本来对日本政府怀着怒火满腔的两位赤军份子。结果他们的中东同党于二月六日再度动用武力占据了日本驻科威特大使馆和扣留所有在场人员包括大使阁下在内，显然是在回敬日本政府一个“敬酒不喝，喝罚酒”的一巴掌和一个昂贵的教训，急煞了当时一心想要处理好此事件的日本内阁长官二阶堂（八十年代当上了日本首相）。
也有观察者认为，当时如果是曾被受邀协助斡旋的新加坡新闻工作者陈加昌先生（这位能操流利日语的资深退休新闻界老前辈曾出版好几本权威著作，最新出炉的一本是：“我所知道的李光耀”2015年）去面对恐怖分子，以中立、冷静的语调对话，结果可能不至于会导致那么糟糕（恐怖分子可能不需要再劫持驻科日本大使馆人员为人质事件）的下场。据了解，经此事件后，这位被新闻界朋友形容为“不受欢迎的人物”（Persona-Non-Grata）的使馆参事官最后也离新回国。
事过境迁四十年，2016年8月24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他是战后日本首相岸信介的外孙子）及夫人飞抵新加坡，特意来狮岛悼念刚辞世的新加坡前总统SR纳丹，再通过日本外交部网站发表悼文，赞扬前总统是以沉稳和机智处理好“拉裕”号渡轮骑劫事件，协助各方避开了一场腥风血雨的结局。已故总统纳丹是当年（1974年2月8日清晨）带领新加坡官方十三人团队陪同恐怖分子乘飞机离开新加坡到中东去，目的是保证他们顺利抵达他们事先指定的国家、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