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的新加坡第一任财相 - 吴庆瑞博士
事后谈到新马分家，吴庆瑞博士的绝妙回应，常常令我们这一代
津津乐道，回味无穷：“这是有史以来最明智的决定”
一位普通百姓与共和国的关系。
新加坡共和国诞生于1965年8月9日的上午。这是令新加坡人惊愕的一件政治大事。对我们这批二次战后出世的外来华裔移民来说，当时没有注意，也无法了解共和国突然降临于世的来龙去脉。我们关心的一点是，在地图上我们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国家，大家可以当公民和拿新加坡护照，不再寄人篱下，前途可以由自己掌握。至于西方媒体为何把共和国形容为‘第三个中国’（The Third China），对此政治标签我们年轻的一代没认真思考过为什么，只知道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对百姓最为重要。
对我个人来说，住在一个像新加坡这样一个法治社会里，我知道百姓的生命和财物将可以受到法律规章的保障。我的先辈们把我这一代由邻国移居到新加坡，就是基于社会法治化的考量和有机会接触中西文化的机会和环境。独立后，我想象华裔新加坡人将有机会同其他族群生活在一个公正、平等的多元种族社会里。当时的梦想，现今成了事实。
在这之前，我唱过了多所国歌（四首），但在这四十八年里，在适当的场合（在小学、中学和大学）我始终只用国语唱‘前进吧新加坡Majulah Singapura’和用英文念‘新加坡信约 Singapore Pledge’。新加坡共和国灌输给我国家意识和归属感，因为我不需要再改变我的效忠对象或考虑移居。
四位难忘的建国元勋。
2013年是新加坡成立48周年。一想到国庆日，首先浮现在我的脑海里的四位政治领袖是：李光耀、杜进才博士、吴庆瑞博士和拉惹勒南；都是新加坡自治邦（1959 State of
Singapore）和新加坡共和国（1965 Republic of Singapore）成立时的第一届核心内阁成员。第一位是总理李光耀，他披荆斩棘，以坚韧的毅力带领新加坡加入和离开马来西亚（Malaysia）以及最后带来新加坡的不流血独立。第二位是官居副总理一职的杜进才博士，他是新加坡国旗的设计者，在社会最动荡的独立后两周，以党主席身份成功维系人民团结和执政党内部的稳定。第三位是财政部长吴庆瑞博士，常被誉为新加坡国家现代化和‘经济奇迹’的首席设计师和工程师以及新马分家谈判的新方要角，老成持重，深不可测。最后一位是‘新加坡信约（Singapore Pledge）’作者，一位深信人类是平等的我国第一任文化部长和外交部长以及人民行动党党理论家。
吴庆瑞博士是新加坡脱离大马的主导者。
多年来从媒体报导和学者著作的了解，新加坡是因盘根错节的因素被踢出马来西亚（Malaysia，简称：大马）后才独立的。事过将近半世纪（1965-2010），国人才知道当时最后决定离开大马是新加坡本身，而独自使出临阵一脚的龙门射手就是在公开场所拙于言辞但却是大智若愚、思想严密的吴庆瑞博士。他要求的分家立场是彻底分离（Clean Break），不留任何手尾，同李光耀当初期望的‘松散’联办制相异（注：请参阅新加坡海峡时报2010年10月28日报道）。他当机立断向中央说‘再见’肯定有他的把握和谋略。
事后多年被问及新马分家课题时，吴博士曾毫不犹豫的回应说：“这是有史以来最明智的决定”。权衡到新加坡面对中央政府的多种限制和造成‘马共同市场’如同虚设（加入大马到分家，‘经济发展局’向中央申请的外商投资项目没有一个获批准），为了新加坡的生存和自身，与其继续留在大马面对更多的争执、冲突和预想不到事件的发生（如1964年7月21日的新加坡大规模种族暴乱），脱离而独立和另找出路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也是一项大‘冒险’行动，尤其是对一个天然资源极缺乏的新加坡小岛，但未必是绝路一条。
新加坡战略地理位置毕竟是兵家和商家必争之地。据冯仲汉说，新马分家后，华人商界领导高德根（曾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长达九年1954-1963；新加坡独立后出任驻马来西亚最高专员，1966年4月病逝香港）同李光耀总理曾有一段对话，前者充满激情地以闽南话，一语道破了上述兵家道理：“总理不要怕！我们可以同全世界做生意，我们可以活下来的”。这种激励人心的话犹如久旱逢甘霖之感。
新加坡谈判代表组合是天合之作。
据说新马分家谈判始于同年的五月，关键性的商讨集中在七、八月举行的最后四回合。两边的谈判队伍是新加坡的吴庆瑞博士（经济和统计学）和艾迪巴克（法律专业）的组合对垒中央政府的副总理敦拉萨（法律专业）和涉外部长敦伊斯迈医生的组合。前三位都是毕业于英国大学而第四位则先后在新加坡和澳大利亚学医的政治精英。新加坡组员是由一位英女皇奖学金得主（Queen’s Scholar）在牛津大学完成法律专业的优秀律师和另一位统计学专家和精打策略战的谈判高手吴庆瑞博士，这对配搭是再完美不过的组合，也可能是天意吧，好让新加坡代表通过政治智慧和高超说理能力排除多层次的障碍，最终达致双方同意和可接受的安排 – 新加坡的独立。
有观察者认为，谈判能依据时间表完成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吴博士和敦拉萨有着良好个人关系和长期相互建立的信任度。在留学英国期间，彼此经常碰面和讨论马来亚独立运动的课题。为此，前者还成立了‘马来亚论坛’（Malayan Forum）作为新马有识之士的接触平台。在谈判桌两边，大家还是持着顾全大局的原则进行激烈的争论和讨价还价，新加坡百姓有幸，最终避免了流血事件的爆发，让新加坡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离开大马而独立（注：据说时任大马总理敦姑有言“在我有悔意之前，你们离开吧！”）。
在政治上分道扬镳和找寻各自发展的道路后，在世期间两位领导始终保持着友好关系。据吴博士家人说，吴博士始终戴着敦拉萨在世时赠送给他的纪念手表办事，坏了就拿去修理，此后再也没有买其他的表。2010年5月马来西亚总理纳吉（敦拉萨的儿子）夫妇到新加坡吴博士灵堂凭吊，显示了两个家族彼此间敬仰和友好的程度。当然，对天性不持种族仇视态度和开明的敦伊斯迈医生也是另一个对新马和平分家的重要因素。
另外一个重要，也是决定性的因素，便是总理敦姑亚都拉曼和两位大马代表压得住巫统（UMNO）党内激进派领袖（如被称为‘巫统之狮’的查化阿峇Syed Jaffar Albar等），制止他们再次惹事生非（据说新加坡1964年的种族暴动是他一手策划的；同时在党内力主逮捕李光耀总理）坏了大计 。巫统内部留英派的政治精英当时还牢牢地占据核心领导地位。尽快促成来势汹汹的人民行动党（PAP）出局（退出马来半岛政坛）和团结内部以继续面对印尼对抗是为一战略上策，再也不容得托延，因为在这之前，代表人民行动党的蒂凡拿（新加坡工运领袖；曾出任新加坡第三任总统）竞选吉隆坡孟沙区国会议席一击便中的，正式敲起了外岛政治军团入侵的警钟。自从加入大马后（1963年9月16日-1965年8月9日），人民行动党精明的领导层及其咄咄逼人的政治攻势弄得巫统和马华阵营难于招架。
回顾独立当天的一幕。
我记得那是1965年8月9日的上午，我在加冕律两位华中（南洋华侨中学）同学的住家大厅谈话，突然间黑白电视机荧幕出现自治邦总理李光耀（用英语）在讲话的直接广播画面，在其左右两旁有三位较年轻的官员陪伴他，第一位是马来同胞，第二位是印籍同胞，第三位是短头髪的华裔同胞冯仲汉。我是迟至三十年后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同他共事期间，才认识到这位见证新加坡共和国整个诞生过程的参与者。他体格健壮高大，学识渊博，满口标准普通话。我的新加坡独立故事内容，部分是来自这位已故献身电台工作多年的高层职员和资深报人。
同学们和我当时弄不清楚，李光耀总理在同什么人群讲话。第一反应就是觉得奇怪，向来辩才一流的他，这时讲话速度好慢，在思索间哽咽难言，接着呜呜咽咽地泪流满面，自己要求停播休息一阵。这时在座的房东一语点醒我们：“新加坡独立了”。李总理伤心欲绝而流泪的场面，确是令人惊慌不知所措，但那是我们一点也没意识到有重大事件发生。铁汉泪不轻弹的，为什么他那么难过、失望？
根据冯仲汉好几年前的回忆，他在电台厨房拿了好几回的热毛巾给李总理抹脸提神去泪，以便继续面对请来的客人（197O年代末，我在东京办事几年，碰到新加坡独立前的日本驻新加坡领事上田长光，他告诉我这些出席李总理讲话的客人是记者和外交官）和答复他们当场提出的多项问题，包括新加坡政府未来对中台关系的处理。冯仲汉相当肯定地说，李总理台前幕后断断续续前后哭了好几回，其中一次甚至是躺在一座钢琴下继续洒泪。
多年后回顾当时李总理在电视上的肢体语言，他的呜咽挥泪数十次不大可能是装出来的，同媒体评论员所形容的‘鳄鱼泪’不符合。持有这种负面的看法，我觉得是因为有人认为他的政治目的达到了，终于坐上了一个独立国的总理职位，乐坏了才哭。其实，不如说成总理惊恐过度，犹如处在二十年前二战时日军狂炸新加坡的战乱状态，气氛恐怖，而且他还得面对和负责160万各族百姓的生计和如何带领他们渡过难关。此外，印马对抗（Confrontation印方已多次进行单方面的武装破坏，其实就是武装侵略，如印尼特工在新加坡乌节路的麦唐纳大厦引爆炸弹，造成多名百姓死伤）还在持续，离开大马（马来西亚）后的新加坡能否幸免？还是个未知数。新加坡没有自己的国防力量，谁来保护你。一旦社会动乱再发生或外军入侵，谁也不能保证驻岛英军会挺身而出。再来，新加坡得向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和国际社会成员争取承认的工作，申请入会联合国也得争取大国的支持。有把握吗？也是个未知数呀！
三巨头的精诚团结和无私奉献精神。
新加坡脱离大马中央政府没有造成当时新加坡最高领导层的分裂，是不幸中的最大幸。党主席杜进才博士和党中委之一的吴庆瑞博士并没有乘机逼宫，反而是耐心等待几天不见和回复冷静后的李光耀总理（也是党秘书长）进行商讨大计，再度领导大家迎接未来的更大挑战。在顾全大局的前提下，他们的持续和更紧密的团结（1965-1984；杜博士和吴博士分别于1981年和1984年卸下内阁职务）逐步恢复了多元种族关系和社会的正常化；他们三位一体的政治智慧和高瞻远瞩建国计划以及其他阁员（林金山、艾迪巴克、王邦文和拉惹勒南等）的鼎力支持和牺牲，奠下了新加坡今日繁荣的基础。
记得1970年代末的一个秋天，在日本东京大仓酒店（Okura Hotel）有幸陪伴时任外长的拉惹勒南共进早餐，他有感而发地说（当时的话题是谈到金边局势和红色高棉政权带来的悲惨局面），这几位志同道合的留英学生，在伦敦学习时有机会就聚在一起讨论建设马来半岛家园，当时可能是一件巧合之事。回国后他们又在一起组党参与政治活动并且长期携手共创新加坡共和国，这是强烈历史使命感所使然，也可能是天意！外长微笑加了这一句。新加坡百姓能有他们这样完美的人才组合来领导国家，确是大家的福气。
祝新加坡共和国国泰民安！
武吉园主敬上 公元2013年8月6日午后6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