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华人与中国（二）
华侨和海外华人的诞生。
一、
社会动乱是造成迁移海外的主因。
几世纪前为了生活所逼或逃避灾害和政治动荡局面，中国百姓（以男性为主）千幸万苦经陆路或海路迁徙到海外居住和谋生，也有部分百姓为了经商而到海外各地开拓市场。这批当时因多种原因移居到海外的中国人及其无数坚强不屈的后代子孙，就算要忍辱过活也在所不计，因为能够保命就有机会等待和创造一个春天的到来。现在国际社会和学者们都称他们为“华侨”（Overseas Chinese）和“华人”（Ethnic
Chinese）。
今日人口由华、巫、印、巴、斯里兰卡和欧亚混血等多元种族组成的新加坡共和国（1965年8月9日）和马来西亚（1963年成立；1957年独立时称马来亚联合邦）都是二战多年后的独立主权国家和联合国会员国，媒体和学者称其国家的华族成员为某国华裔国民。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界限划分清楚后，西方媒体不再称呼以华族居多（占总人口中的百分之75以上）的新加坡共和国（Republic of Singapore）为“第二”或“第三”个中国。
（注：海峡殖民地时代的新加坡和马来亚半岛华族社会成员指：1。多代以前土生土长的男性华人/在新马印一带马来语称为“峇峇”及他们的家庭成员，其沟通媒介语以英文和马来语为主，如林文庆博士、陈祯禄、张赞美、陈才清、林金山和吴庆瑞博士等人以及2。十九世纪中叶直接由“唐山” 移居东南亚一带的中国人/也称为“新客”，如商家陈嘉庚、郑古悦、李光前、陈六使、连瀛洲、张汉三、高德根、黄望青、胡蛟和孙炳炎等以及从事教育和文字工作者的胡愈之、叶季允和邱菽园为其中代表人物）
以往华侨人数聚居最多的东南亚国家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Republic of Indonesia, 简称“印尼”，据估计在战后有上千万华族后裔，但至今人数约600万的华裔能操华语的少之又少）。自印尼“万隆会议”（1955 Bandung Conference）以后，以及经过数次的大规模“排华”运动，一直到中、印两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复交为止期间的动荡局面（注：因印尼国内发生军事政变和反政变，两国于1965年9月后断交；该国政府下令所有的华文中、小学校和华文报章停办；印尼籍华裔公民姓名必须一律改为印尼名字，例如姓孙的华裔闽南籍或潮籍人改成“Suntianto”，姓陈的则改为“Tanato”。在文化上进行全面的“斩草除根”），当地华侨在情势所逼之下都陆续归化为印尼国籍，目前无国籍的华裔几乎没有了。
（何谓某国“华裔”公民？新加坡可略举的代表人物有：如华裔著名银行家李光前、陈锡九、陈振传、高德根和吴水阁等，教育界则是壮竹林博士、刘英舜博士、李昭铭博士和魏维贤博士等几位；马来西亚的著名华裔代表人物有：政治领域则有陈祯禄、陈修信、林苍佑、林建寿、陈志勤、陈凯希、林吉祥、林冠英和许子根等。美国华裔闻人呢？他们是前美驻中国大使和政治人物骆家辉、网球高手张德培、2012年一度风靡美国篮球界篮球高手林书豪和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教授和丁肇中教授等多位。在政治领域方面，我们不能不提第一位亚裔/华裔美国夏威夷参议员邝友良先生，同时也不能忘记女电影演员卢燕。）
二、
中国人何时开始外移？
据史料指出，中国海外移民的足迹早在秦汉代开始已经在东南亚一带出现（在印尼群岛发现不少宋代的文物）。俗语说，“海水到处，就有华人”，中国大陆百姓频频向海外迁移是出现于元、明和清三朝（1206-1911）。明朝郑和舰队七次下西洋（1403-1433；经南中国海到南洋群岛、斯里兰卡以及非洲）精确地划定了中国至东南亚一带海域的安全航线，为后来的中国航海人员和贸易商家提供了可靠的安全航行指引，其中还列出中途的主要补给站，如今日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婆罗洲（现称‘沙朥越’和‘沙巴’）、文莱和印尼爪哇岛的三宝垄市等。六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在这些城市还可以看到郑和舰队留下的文化遗迹，如马六甲的三宝井和三宝垄市的三宝公庙。
（注：201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马来西亚的首站是选择历史古城马六甲，以显示和纪念马、中两国在六佰多年前已经建立的官方联系，友谊深长）
出于内部原因和海外（英荷法在东南亚殖民地政府）对劳工的庞大需求以开发东南亚和其他地方的丰富天然资源，中国百姓的大量（以卖猪仔式的人口交易）外移时期是处在公元十九世纪的八十年代到第二次大战前的历史阶段。中国南部沿海省份如福建、广东和广西省等贫穷农民和少数有识之士（如罗芳伯和黄乃棠等）持续不断地向东南亚（主要地区是指：越南、泰国、新加坡、东西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群岛；新加坡是主要的货物和人口转口港）以及其他区域（日本、朝鲜和美国等）移居找寻新生活，是始于逐日衰败的满清王朝和后来因军阀割据而动乱不断的国民党政府时代。
再基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和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以及在此之前的两党（国民党和共产党）多年大规模武装斗争（1945-1949），纷乱的局势又引发了一批又一批百姓外迁大浪潮（此时的难民中部分是带有黄金和贵重物品逃亡的，不再是空手到国外），但此时的迁徙范围扩及世界各地，就不再限于的香港、澳门和东南亚区域。因面对西方阵营的长期围堵和孤立，以防共产中国输出“革命”思想给一向被认为亲中的华侨，在1949-1978的30年期间中国百姓和海外华侨的自由交往全面受到管制，移民的流动几乎停歇了。仅有少数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华裔商人通过香港和特殊入境（不在两国国民的护照打入境盖章印）安排进入中国大陆采购日常生活用品和粮食等，以供应南洋群岛的华社。
（注：尽管西方的隔离手段，新加坡同中国还保持贸易关系和允许驻新加坡中国银行分行继续营业；只是因为马来亚共产党武装部队对英殖民地政府的安全威胁，当局在五十年代还是不停地把新加坡和马来亚的急进派或左倾华校中学生遣送回大陆，其中几位后来在中国当上官的，曾在上世纪80和90年代带领代表团访问新加坡。）
长期和平时代的海外迁移。二战至今，处在长时期稳定局势的中国人民（最大不同点：他们是富有的、有一技之长或有受教育的一群）继续向海外尤其是西方国家移居、投资和留学的人数也不少。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在执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政策期间，中国政府大幅度放宽国民出国经商、留学和省亲的条件。据有关报道，最后留在海外居住的人数高达五百万以上，大部分放去了中国护照，如在北美的美国和加拿大、欧洲的法国、西班牙、德国、荷兰、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泰国和新加坡等可经常碰到该地的中国新移民。 （据中国媒体的报道，目前中国每年出国留学的人数高达40万，在2012年其中的20多万是赴美、加两国学习）
财雄势大的华人族群和知识分子。他们带出来的财富或具备的知识层次和人际网络足于让他们同当地的主流社会成员平起平坐，子孙后代享有在重点大专院校受教育和就业机会。但是在新加入的国家里，不同族群之间的长期和谐和融洽关系的有效建立是一项社会工程建设的大挑战，其中最大的障碍就是文化差异和宗教信仰。因此，这需要看中国新移民如何融入当地社会的各民间组织以及可能做出什么贡献，如通过投资建厂和设立企业单位提供更多就业机会或定期主办文化和教育活动以促进彼此间的交流和深一层的了解。当然，居住国政府有关方面的政策制定和努力也是关键性因素。
[注：据中国学者统计数字，海外华人和华侨人口约五千万，2011年12月1日新加坡《联合早报》转载《上海新华报》。360百科的资料指出，目前“华侨华人广泛分布在世界五大洲的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按国家和地区划分，华侨华人的85.5%集中在东南亚地区，仅印度尼西亚（600万）、泰国（465万）、马来西亚（509万）三国就有1574万人，占世界华侨华人总数的60%多]
[注：19和20世纪东南亚著名的华裔企业家、政治和文化社会活动家有：新加坡的林文庆医学博士、宋旺翔律师、陈嘉庚、胡文虎、张永福、陈楚楠（1884-1971）、林义顺、陈六使、李光前（1893-1967）、高德根和孙炳炎等，印度尼西亚的大富商黄奕住、投资兴建潮汕铁路的张榕轩和张耀轩兄弟、糖王黄仲涵和大教育家李登辉，菲律宾献身独立事业的刘恒赙、马来西亚的政治领袖如：陈祯禄、李孝式（1900-1988，1957年马来亚政府第一任财政部长）、林苍佑医生、林建寿律师、教育家林连玉和革命家吴世荣、医学家伍连德等以及企业家如：陈旭年（1827-1902）、李延年（1906-1983）、叶祖意、林连登和林梧桐等]
三、上世纪中期之前，华侨在暂时栖身之地只想默默耕耘。
在居住国的海外“弃儿”只想找一碗饭吃。几经历代的艰辛拼搏和殖民地政府造成无数的悲惨过去（如印尼1740年发生的红溪事件 – 荷兰殖民地政府军队屠杀华侨；2013年荷兰政府为此终于向世界华人致歉），在世界各地区落地生根的早期海外华侨及其后代，不单是能够保存和发扬中华文化的传统精髓之同时，还对自己暂时栖身之地（当时都是荷英法的殖民地）的独立运动和社会建设作出无限牺牲和贡献。华族移民带来的古东方文明、生活技艺、智慧、社会组织和商业经验提高当地社群的生活水平和无形中加速了西方各殖民地政府对天然资源的开发和掠夺。这一正面辅助角色在殖民地政府的眼里，勤奋耐劳的华侨确有利用的价值而获得暂时栖身机会。
（注：华族社群对当地社会做出的贡献，主要是通过开荒、开矿、耕种、手艺、经商 - 扮演殖民地洋商资本家的中介和零售或分销商）
顺便自问一下，为何在海外生活定居百多年以上的华侨没有“顺手牵羊”占领东南亚区域任何一个角落，不敢划定势力范围，并将当地资源占为己有呢？从欧、美殖民地宗主国和日本的角度来看这是难于理解，自然可以讥笑华侨为一群“笨蛋”。也许这是明朝郑和的庞大舰队订下亲善友好关系政策的影响以及华侨只认定中国才是自己故乡的原因吧，暂居所谓‘番邦’和落叶归根的心理永远挥之不去。另一个重要因素在于他们不是清朝统治层的利益代
表，其实是自认和也被认为是一群天朝“弃民”和反清复明组织的残余分子，因此缺乏“祖国”武装势力作为土地和资源侵夺的后盾，同来势汹汹和咄咄逼人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就不能相提并论了。（注：以往确有中国移民群划区建立自己的山寨或“王国”如坤甸的兰芳王国、泰国南部和马来半岛北部的吴姓马来王国等；但他们先后都被殖民地政府军队武力解决了。）
在异地不忘负起传统文化的传承工作和共患难。在暂居和谋生的东南亚地区，华侨社会通过‘侨社三宝’（侨团、华校和侨报）来延续和发扬了传统中华文化以及紧密团结自己的族群同胞。例如在海峡殖民地三市：槟城、马六甲和新加坡的华族领袖，他们以血缘、姓氏和地缘关系，共同建立宗祠（如槟城的龙山堂邱公司和福德祠等，马六甲六桂堂和徐氏大宗祠以及新加坡的林或陈氏大宗祠等）、庙堂（如南洋各地大伯公庙、关帝庙和妈祖庙等）和会馆（福建会馆、广东会馆和客属公会等）等机构，确保族群的团结、互助、基本自卫能力以及处理内部的纠纷和应付面对外来的干预。随着各地宗乡会馆的生而来的社会组织单位便是商团和报章的出现。前者是促进华侨商家的商务活动和利益，后者则扮演着各地华侨信息报道和文化教育转播的渠道。
[注：侨团指血缘、业缘性以及超地域、帮派和行业的社团组织，如1819年在新加坡成立的宗亲会馆-“曹家馆”和后来的“福建会馆”（创会于一八四零年）和“南洋吴氏总会”等以及1906年成立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侨团中还有慈善机构，如同济医院、广惠肇医院和中华医院等。超省籍和超帮派的‘南洋华侨中学’也于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由陈嘉庚、胡文虎和黄仲涵等先贤创办，以吸收和教育来自各帮派会馆设立的小学毕业。受孙中山革命运动的影响和响应民族觉醒的号召，比华侨中学更早诞生的各地中学有：一九零一年的印尼雅加达八华中学、1913年的马六甲培风中学和1917年的槟城钟灵中学]
在培养人才和社会未来栋梁的使命上，他们也同样不遗余力地推动民族教育事业，以提高自己族群的生活素质和社会竞争力，例如林文庆博士和宋旺相律师等为了提高华族女性的教育水平和社会地位，早在一八九九年七月成立了以英语授课的“新加坡华人女子学校”。陈嘉庚先生则于一九二零年代倾资办福建厦门大学而林文庆博士在前者的诚邀下，毅然弃商和愿意把自己的医学专业暂搁置一旁，艰辛经营厦门大学（当时是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还得一提让人听了振奋的一件事，就是一九五零年代教育程度不高但高瞻远瞩的陈六使树胶业巨子，以福建会馆主席的身份，振臂一呼领导各地南洋华社创办东南亚第一所以华文授课的“南洋大学”。它为新加坡和泰马印等国的华校高中毕业生提供了一个高等教育的培育环境，因此、台湾不再是他们唯一可完成高等教育的去处。（注：基于意识形态和西方阵营对中国围堵政策，当时的新加坡殖民地政府不允许新加坡学生到中国留学）
四、十九世纪后期杰出海外华侨领袖开始浮现。
新马印三地的华族领袖提高了华侨的社会地位。秉承着博学好问和坚忍不拔的华族，十九世纪中期后，世界各地华裔社群里栽培出不少杰出科学家、企业家、教育家、学者、报人、社会领袖和政治人物，致力于为民服务和造福族群的工作。这批华社精英包括：新加坡海峡殖民地华人/“峇峇”后代的林文庆医学博士（1869-1957，首位获得英女皇奖学金的海峡华人在英国完成医学教育；据说，他也是首位在英国取得最高医科学历的华人）和宋旺相律师 （1871-1941 一作宋鸿翔，第
二位获得英女皇奖学金的海峡殖民地华人）；马来亚槟城方面则有名满中国东北的“防疫斗士’伍
连德医生（1879-1960；1896年的英女皇奖学金得奖者）、曾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大儒学家辜鸿铭（1856-1928）和出生马六甲的华裔政党领袖陈祯禄（1883-1960，马华公会首任会长和参与马来亚独立谈判）爵士。印度尼西亚的著名学者和教育家李登辉（1872-1947，曾当过上海复旦大学校长一职），驰名中外的企业家是‘爪哇糖王’黄仲涵（1866-1924）。
海外华族的优异表现改变了国际社会的偏见。到了二十世纪中期或第二次大战后，海外华人和华侨在各领域的非凡表现和成就，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重视，逐渐开始淡化了西方社会对华族长期存在的种族偏见 -“东亚病夫”或落后的黄种人，华族社群也因此获得了定居国政府和其他族群的尊敬而社会地位逐渐提升。例如荣获诺贝尔奖的美籍华裔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等多位科学家对世界科技领域的开拓和贡献大家有目共睹的；还有在体坛方面有杰出表现的华裔选手，如一九五十年代华侨羽球好手陈友福为印尼赢得汤姆斯杯而印尼归侨容国团则协助中国首次赢得世界乒乓球男子团体赛冠军等，确实使到国际体坛刮目相看。当然，台湾一九六零年奥林匹克选手杨传广夺得十项全能运动的银牌奖，也让美国田径界不能再忽视亚洲选手的潜能。
[注：海外华裔科学成就突出和影响深远不单单是诺贝尔奖得奖者，其他响当当或默默耕耘的世界级华裔科学家还有：吴健雄、袁家骝夫妇、吴宪和吴瑞父子等；出生新加坡和长期旅居美国从事研究的生理学家林可胜博士，于1942是第一位华裔科学家荣获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的身份，他是林文庆博士的长子]
五、二十世纪华侨和华人回归参加中国经济建设。
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政策重建中国同海外华人和华侨的经济联系。这是中国历史转折点，大家从濒临绝望之际看到了隧道另一端的曙光。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旬，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改革开放政策。这大胆、开放性和革命性的经济建设策略吸引了大批海外华侨和华人企业家和大小贸易商的回归和参与这世界未来最大工商业市场的发展。可见当时驻扎在南方深圳的中国改革团队的眼光是锐利和视野是宽广的，知道首先成功争取海外华人商家的经济参与是必要的，也可能办到的任务。
他们把政治意识形态暂时搁置一旁，对务实和改革派的邓小平领导层似乎都充满信心并给于实际行动上的支持（如香港的李嘉诚和霍英东、马来西亚的郭鹤年、印尼的林绍良和李文政家族，新加坡中华总商会领导团队里的孙炳炎、陈共存、林荫华、陈永裕和郭令裕等以及以李光耀和吴庆瑞博士为首的新加坡政治领导等）。另者，经美国尼克松总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访问中国和卡特总统于1979年初同中国建交后，随之五十年代开始对中国的围堵政策几乎被大部分人遗忘了。华族企业家也对日本媒体提出的“最终中国会将外国人的投资国有化”的警告也置之不理。
（注：一九八零年秋季一个由联合国资助和由江泽民任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出国考察国外12个进出口中心和自由贸易区。根据团员之一的厦门市委陆自奋的评估：“实事是除了我们在新加坡的会谈，整个行程一无所获。”这个考察全程四十天，其中两周是在新加坡；最后江团长指定新加坡裕廊工业园和爱尔兰的香农自由贸易区作为中国可能学习的“经济特区”模式。当年在位的副总理吴庆瑞博士在这方面的穿针引线工作和建议起了很大的作用。新加坡“奇迹”和裕廊工业园就是衡量他业绩的指标。）
一九八零年四月香港的伍淑香女士获批设立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企业0001号批准书），是以外商身份投资和参与经营的第一家；新加坡企业家罗新权（他是来自印尼苏门答腊占碑市客家华侨企业家）领导的罗敏集团也不落后于他人，抢先在北京首都机场附近投资建酒店。紧随而来的便是以新加坡为领头羊的东南亚各地其他华裔企业家的蜂拥而至，其中包括一批原本在新加坡投资设厂的第三国商家，如来自韩国、马、印和台湾等地区。自一九七四年开始到1990年未建交前期间，新加坡政府高层领导对中国大陆的频频访问和积极参与经济建设的活动，协助了还未同中国建交的其他国家与地区商家可缩短了他们需要‘观望’或等待投资的时间。
华人和华侨的投资加速了中国建设步伐。世界华人经济圈活跃成员的参与一九七八年末开始的中国经济建设，同早期（清末和民国时代）回中国大陆参与经济和社会建设的归侨祖辈（如马来西亚华侨张弼士于一八九二年创设的张裕葡萄酒公司）有着显著的不同，那就是说，这批现代华裔（如来自西方诸国、日本和东南亚的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企业家所拥有的海外资金中还夹带着高新科技和现代化管理经验以及国际市场联系。不仅如此，他们还带来了另一个重要和不可缺的商业优势，那就是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初期最需要的外商投资关键条件–环球商业销售网络，协助中国制造业产品寻找国际市场和赚取外汇。此外，他们有了自己的国家效忠对象、国籍和护照，例如新加坡共和国和马来西亚两国华裔公民都持有各自的国际护照，凭此官方证件才能自由出入中国两岸、三地办事、经商和旅游。在中国领土上他们虽是华裔外国商家，但与其他国民受一视同仁，不得涉及政治领域的任何活动。
（注：参阅任贵祥主编：《海外华侨华人与中国改革开放》2009年，第192页）
世界华商的参与对各国外商起了示范作用，也是一颗投资定心丸。回顾这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1979-至今），尤其是在早期的起步阶段和相关政策制定上的探索，海外华人企业家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假使没有华人和华侨商业代表团（尤其是港、澳、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一带的大企业家和小商家）率先投资设厂，频频充当领头羊以及获得以谷牧（主管经济建设的国务院前副总理）为核心领导的改革队伍（团队中高瞻远瞩的捍将有习仲卿、杨善昆、袁庚、宋任穷、梁灵光和吴南生等多位，其中几位对海外市场极有了解）的积极配合和支持，对第三国和地区（如韩国、日本、欧美和台湾）的商家起了正面和激励性的示范作用，社会和经济建设速度就要慢些。相当肯定的说，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进也许需要更长‘摸着石头过河’的时间去取得预期效益。所以，无可否认的，中国今日累积的三万五千多亿美元外汇储备（至2013年6月）是中国人民拼搏和展现政治决心的结果，但“勇气”十足海外华商的带头作用，把世界各地的非华商投资引进这一个计划经济国度里，他们的贡献是不能忽视的。
更重要的另一点，也是海外华人长期期待的是，中国的和平崛起将会继续促进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和区域的和平共存。世界舆论认为中国最终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是指日可待的，其实在唐朝和清朝康熙鼎盛时期的中国就曾有如此骄人的成就。海外华裔政治观察家和学者则提醒影响力逐日上升的中国要尽可能别犯上或扮演：
（1）前苏联同美国进行军事竞赛和武装干预外国内政而忽视经济建设（如上世纪对的匈牙利和阿富汗的武装干预以及在六十年代初在美国的大后方-南美的古巴装置导弹，差一点引发世界大战）和
（2）美国西部牛仔型持枪平天下的“世界警察”角色，既劳民伤财，也连累各国的无辜人民间接为美国总统买单。（据报道，中国对美国国家债券的持有额可以让1.3亿的中国国民每人可分得1000美元）
六、华侨催生了辛亥革命，它加速了亚洲民族运动。
“华侨是革命之母”– 说明华侨大功可居。今天来回顾上世纪的百年史，略数海外华人对中国和亚洲（除日本外）各国的最重要贡献，我个人认为是他们心甘情愿支持和完成1911年的辛亥革命为最大的一项行动。他们协助革命党推翻了权力世袭的王朝帝制，彻底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家天下”的政治制度，实现了人人都有当家作主的机会。被尊称为“民主革命先行者”的孙中山先生才会断言“华桥是革命之母” 。相信今日大陆两岸和三地的国民以及海外华人时刻不会忘记1911年（农历辛亥年）的起义成功对整个中华民族命运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注：2011年4月28日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会见辛亥革命先驱的后代，“与他们一起缅怀先贤的光辉业绩，共话振兴中华的历史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赢得政权–华侨领袖的支持是关键。随之而来的是国民党政府的治国和于一九四九年因内战失利败退台湾以及今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长期执政（1949-至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共产党说服了有影响力的华侨领袖站在他们那方。当时面对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之间发出的呼唤和招手，海外华侨大幅度急转向对后者的支持，是因为华侨领袖陈嘉庚等对他们未来要建立的“新中国”更具信心，而前者的腐败程度太令人失望了。毛泽东之所以后来毫无保留地赞赏他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对此荣誉他确是受之无愧。再从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逝世后，周恩来总理亲自当葬礼主祭人的安排上来观察，就可以推断这位新加坡侨领对后期共产党逐步赢取政权和海外民心所扮演的决定性角色。
（据说，1940年在延安毛泽东对来访的陈嘉庚如此描绘了他未来要建设的“新中国：一没贪官污吏；二没土豪劣绅；三没赌博；四没娼妓；五没小老婆；六没叫化子；七没结党营私之徒；八没萎靡不振之气；九没人吃摩擦饭；十没人发国难财”）
“华侨是革命之母”是主观性的一时之乐的快语或孙中山为了讨好当时华侨领袖的客套话。要知道，如果在上世纪最初几十年，同盟会无法获得东南亚和美、日等地华侨领袖致始至终的的鼎力相助和财力支持，辛亥革命可能需要更长时间去完成。孙中山先生本身也是华侨之一，深悉华侨领袖同他有着相似的理想和扶助他的网络组织与财力。再说，当时假使没有槟城愿意倾家荡产的华侨领袖吴世荣（1875-1944年，他是当时的马来亚槟城同盟会会长；据史料报道，“华侨是革命之母”是孙中山于1913年在上海迎接吴世荣由邮轮上岸时说出来的肺腑之言）和黄金庆等在庇能会议 （庇能/Penang为槟城另一称） 的临门一脚 （他们决定为武昌武装起义成功筹款买武器），武昌起义可能不会在1911年10月10日爆发和完成使命。（注：2011年4月28日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问马来西亚期间，在百忙中曾在吉隆坡会见辛亥命先驱的后代，“与他们一起缅怀先贤的光辉业绩，共话振兴中华的历史责任。”）
辛亥革命是亚洲各国独立运动的精神驱动力。在国外，此政治创举激起和加速了一阵阵澎拜汹涌的亚洲民族主义运动浪潮。二战期间亚洲百姓目睹了英法荷部队不堪一击的事实，白人优越感的神话顿时消失，最终导致了欧洲势力的退出和殖民地主义时代的结束，除了较圆猾的英国在马来亚半岛和新加坡的统治权还能苟延残喘到一九五十年代末。在一九四十年代中期的亚洲局势就是独立自主国纷纷出现：例如巴基斯旦、印度、越南、缅甸、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国等。（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印尼独立运动领导和后来成为该国的第一任总统苏卡诺，就是深受孙中山影响的亚洲民族领袖之一）
极不幸的是，明治维新虽然带给了日本现代化，但同时把它推向帝国主义道路。从十八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中叶日本不断侵略、占领和掠夺亚洲各国的土地和资源，梦想实现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首当其冲。当时的东南亚华侨同样是日本皇军的眼中，因为他们是中国抗日战争和海外抵制日货的长期和忠实支援者。因此，大家可想而知日本皇军一旦击溃了英军和占领了新加坡后，岛内华裔百姓将面对的报复–好多18岁男性成了刀下魂。
战后已过七十年（1945-2014），从一九六七年开始的每年二月十五日新加坡中华总商会领导风雨不改地到二战被牺牲国人的“日本佔領時期死難人民紀念碑”举行祭礼。上了年纪的新加坡各族国民（尤其是在1941和1942年是17-18岁的男性青年）更不会忘记肃清（日本宪兵也称之大捡证，估计约有五万新加坡百姓被牺牲）这个等同死亡的代名词。每每到农历新年这一天，七十二年后（1942-2014）幸存的高龄国民以及当年受害百姓的后裔都在默默流泪或静默三分钟，因为那天（1942年农历马年正月初一）正是他们亲人或父亲在日本皇军的尖刀下丢失了生命的日子，也是当时所有新加坡华人最惨痛历史阶段的开始 – 三年六个月的黑暗时代。
（注：2006年9月14日以九十六高龄去世的新加坡二战抗日女英雄蔡杨素梅，英文名字为Elizabeth Choy是一位在世时永远不会忘掉日本宪兵的暴行；日军对他们“夫妇严刑拷打，施以电刑、灌水，还剥掉她的上衣，把她的丈夫绑来，跪在她身旁看着她受电刑。她被日军囚禁二百多天。战争还夺走她的四个亲人。“）
多任日本首相曾否认真考虑过放弃祭拜靖国神社里的战犯（经国际法庭裁定的）而选择到新加坡和其他亚洲受害国的阵亡战士以及无辜被牺牲的百姓纪念碑来献花圈？从一九四二年的农历马年到2014年的农历马年这段人生漫长的七十二年岁月里，你们难道还未认清谁是真正的“侵略者”和上世纪四十年代亚洲悲局的主导者？岸信介（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日本首相）外孙子别再幻想你可以搞乱东亚局势，也别再天真演独角戏，邻国不会上当的。
我们即将再度迈入和庆祝本世纪第二轮马年的到来，继续生活在一个安定和繁荣的新加坡，但我们不忘在七十二年前的同一天里受尽苦难和被牺牲的同胞。借用已故冯老大仲汉好友于一九九九八月九日编著的一书（居安思危–大战前后新马史料汇编）中激励和警示大家之语：“居安思危，永远捍卫和平，杜绝战争”。
武吉园主 衷心祝愿 大家万事如意、身体健康！ 2014年1月29日星期三深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