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四年“拉裕”号渡轮骑劫事件 - 窥探战后日本与新加坡关系（二）

一九七四年“拉裕”号渡轮骑劫事件

（The Laju Incident 1974）

窥探战后日本与新加坡关系

（二）

一、简介：

（一）二战结束后，由于东、西（苏联的社会主义集团对叠美国领导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资本主义集团）两大阵营的对峙和明争暗斗，世界局势进入长达半世纪之久的冷战期（1947-1991）。 但这期间世界经济呈现普遍繁荣的景象，与此同时西欧各国和日本纷纷向海外寻找劳工成本低廉和局势较稳定的地区为投资对象，以获取更大商业利润。于是游离资金开始外溢。

幸运的是，当时东南亚群岛一带处在相对稳定的状态（除了印支三邦是处在战争和动荡局面）。恰逢这有利于第三世界进行经济建设的国际大好机遇（先进国海外投资设厂和他们给予发展中地区的商品税务优惠）的降临，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等国成为此历史阶段的受益者。标榜中立和促进和平和合作为重点的区域组织东盟（“东南亚国家联盟”的简称，英语名称：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英语简称：“Asean”，新加坡媒体简称之“亚细安”）也在新加坡独立后的第二年（1967年8月8日）诞生。

（二）一九六十年代进入工业化之前，新加坡已经是东南亚一个法治较健全和华裔人口居多的多族群小城邦（英国殖民地政府留下一套完整的法律规章和基础设施），居民主要是依靠国际和区域转口贸易为生。由于二战后岛上人口的急速膨胀，新加坡面对了高失业率和严重房荒等棘手问题，仅靠传统的转口贸易来维系社会稳定成长已经行不通了。

善于扬长弃短和愿意抛去仇外态度（针对日本）或排外心理（指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新加坡自治邦民选政府内阁团队（1959-1963），尽速探索一套具有高度国际竞争力的招商引资战略大计。在一九六十年代后期，新加坡（1965年独立后才拥有国防和外交权）政府成功说服西欧和日本等跨国企业到小岛投资设厂（裕廊工业园为此目的而建）。危机感意识十足的新加坡政治领导趁着在和平时代和邻国竞争对手未出现前，懂得抢先机带领小岛国朝向亚洲经济四小龙的发展大道稳健迈进。【注一】

【注一：当时新加坡政府面对诸多急待处理的社会棘手问题，如失业、屋荒、人口激增和社会动荡局面（1959-1968）。为了有充分准备的条件来迎接千载难逢的经济建设良机，新加坡政府不打没把握的仗。一九六十年代初新加坡财政部请来了联合国工业与经济发展专家（荷兰籍温思敏博士和华裔唐义方先生）为小岛政府出谋划策，精心制定一套管用的经济发展蓝图。人称“万事通”的吴博士不耻下问的学习态度和不排除“拿来主义”的好处，为新加坡在经济建设道路上少走歪路或冤枉路。在外交战略和生存角度上看，李光耀则认为新加坡可以放下对日本二战时期造成的一段极悲惨过去，继续往前看，选择主动借助这个世界经济大国的资金和科技来实现新加坡的工业化蓝图。

在联合国专家的建议下，博学多识和胆略超群的新加坡首任财政部长吴庆瑞博士（Dr Goh Keng Swee, 1918-2010。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博士，是六十年代第三世界少有精明的社会科学家和实践家）于一九六一年投入一亿元坡币设置“经济发展局”（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EDB）这个法定机构，全权负责向外国招商引资工作。该机构的重点任务就是以精心定制的亲商、亲外资策略来说服跨国企业（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英语简称：MNCs）入驻“裕廊工业园”建厂设办公室，为新加坡社会带来就业岗位。

经历将近十年的苦心耕耘和全力引进外资的结果：数据显示1973年的新加坡国内人均生产总值已经由1965年（独立年）的516美元飞跃到1684美元，1974年超越了2300美元，依当时经济发展水平而论，小岛国民已经脱贫进入富裕国圈子。因此，万一外商半途撤离或因为其他原因不再看好小岛为一处适宜（根据新加坡法令合法经营和管理以及有利可图）海外投资的好地点，那新加坡经济的持续发展将受到打击】 

二、赤军恐袭引起的新加坡隐忧：外资会撤退吗？

（一）由于国小人寡，又是天然资源匮乏，新加坡的生存与发展对外需要一个和平和稳定的东南亚区域作为基本市场，对内则致力构建一个种族和谐、平等、公正和有活力的社会。前者可以通过东盟组织来促进成员国的凝聚力和合作意愿，后者则以本国教育普遍化和就业机会均等来达致目标。以上两点是新加坡上世纪后半期（1959-1980）创造经济奇迹的要件。

（二）从战略角度来看，任何干扰这个平衡局面的内、外因素都可能危害到新加坡核心利益。此回日本赤军（1974年1月31日-2月8日）联合巴勒斯坦游击队成员对新加坡策动的恐袭事件（企图炸毁南部岛屿上的蚬壳标石油提炼厂）是一个严重的扰乱因素，它至少在心理上造成新加坡百姓和外商惶恐不安的情绪。后者会因此对新加坡的社会稳定和个人生命以及安全失去信心吗？这类后顾之忧不是无中生有或空穴来风，我们可以从两方面了解此隐忧：

1．第一点担忧来自历史因素。

（1）日军二战暴行岛上百姓记忆犹新。

被置于惶恐不安和愤怒心态下新加坡国民（尤其是在二战日据期间众多受害华族社群家庭成员后代和受摧残、凌辱的幸存者）会有什么样的强烈内心反应？在战后和平时代突然发生对个人生命和安全构成极大威胁的暴力袭击，并且是由声名狼藉、无恶不作的赤军引发的恐袭事件，新加坡国民在新仇旧狠心态的驱使下，如果会心中酝酿反日情绪是很自然产生的，如再经其他因素煽动而演变成反日运动是极可能的事情。【注二】

【注二：更大担忧是源自同一区域里大国反日运动的影响和压力。环顾四周，有可能触发或引起新加坡在日据受害国民妻儿及其后代的共鸣因素是，来自二战期间同样受到蹂躏过的东南亚邻国国民的反日、仇日情绪以及他们策动的大规模示威抗议行动。

日本二战后（1952年旧金山和约结束后，战败国的日本重获国家主权）基于自身的核心利益（经济、外交、区域稳定、反共战略和自身安全考量）要求和配合美国的全球反共战略大计，为了再次返回土、矿产丰富和市场广大的东南亚区域以及急待修复双边关系的需要，在五十年代末便开始以战争赔款外交武器（“吉田茂主义”）为开路先锋长驱直入该区域各国：缅甸、越南、印尼、泰国和菲律宾。结果是对当地社会既带来建设也引来百姓的不满与愤慨，因为大部分好处落入官员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口袋里。所谓的“经援”其实是附有条件的战争赔偿，其真正目的是：日商一方面在收购当地天然资源的同时，又占据和享有了一个日本货的海外大市场，当然，这一点蒙蔽不了战后有受教育的大城市里百姓。

在七十年代泰国学生已经有组织地开始表达对日本经济渗透的不满。他们在一九七二年末终于诉诸行动，策动了为期十天的抵制日货行动。此次（一九七四年一月中旬）学生团体趁此次具有大财阀背景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代表团到印尼访问期间，举行反日本街头示威大游行，严厉抗议日本的“新殖民地主义”。田中首相在雅加达酒店内呆了三天（一月十四日开始）后，狼狈地由所住酒店乘直升机飞往首都国际机场，才得平安离开印度尼西亚。日本战后推动近二十年的“吉田茂主义”外交（以战争赔款为基轴的经济外交战略）终于严重“触礁”】

（2）日本“手头”（本地闽南方言俗称1942-1945年的“日据统治期间”）对华族男性的大屠杀留下灾难性记忆。

自日本在上世纪三十年初对中国大陆公然发动武装侵略（如9.18事件）到占领新加坡之前的十五年间，新加坡已经成为南洋（东南亚）群岛华侨抗日运动中心，源源不断地给中国提供财力（陈嘉庚领导的华侨赈灾筹款活动）和人力（南桥机工协助战略物资的运输）的支持。所以岛上的华裔领导及其支持者是日本入侵皇军事前锁定和必须铲除的主要要目标，击溃英守军的第三天日本宪兵部队就急不及待的以“肃清”（大检证行动捕杀抗日壮丁）借口在小岛几处集中站用机关枪射、杀害超过五万名18至50岁新加坡男性百姓，新加坡成了二战亚洲三大人类屠宰场之一（另两个是中国南京和菲律宾的马尼拉）。如在今日的樟宜、勿洛和其他海滨一带在六十年代初就挖出了一大片人类残骸，现场顿时鬼哭神嚎，受害者后代怆天呼地，亲友和旁观者怆然涕下。

人们是可轻易接触到二战期间日军对新加坡的铁蹄统治和血腥暴行记载（史书和黑白战争记录片、电影）。恶名昭彰的日本赤军组织两名成员涉及新加坡毛广岛石油提炼厂恐袭阴谋事件，很容易或再度挑动新加坡百姓的神经敏感处 – 反日或仇日情绪的源头。两年前（1972年5月）日本赤军在以色列机场进行自杀式血腥恐袭大屠杀事件，又让民众忆起了二战日本神风敢死队和凶残宪兵队的所作所为，谁（包括日本政府在内）也不敢说他们不会在将来攻击巴耶利峇国际机场（Paya Lebar International Airport。1980年代初才搬迁到樟宜区）的坏念头。总而言之，会影响到新加坡社会稳定和工业安宁的任何形式事件或活动，如反日情绪和种族暴乱都会对新加坡招商引资的工作造成极大挫折。【注三】

【注三：

何谓反日情绪（Anti-Japanese Sentiment）？根据互动百科的定义和说明：“…是指对日本相关事物（诸如日本政府、日本人、日本民族、日本文化等）的不信任、反感、戒备、愤慨甚至仇视的感觉或态度，基于这种态度所作出的行为，上述的感觉或态度，可称为反日情感或反日情绪，当这种感觉或态度固化为一种理念时，则成为反日主义。这种情绪在中国大陆、韩国、台湾、香港、北朝鲜、东南亚、其他地区的一部分人民中存在，尤以中国大陆和韩国为甚。这种情绪的表现包括从对日本政府的憎恨到对这个日本文化或日本人民的憎恨，到最后甚至会倾诉于使用暴力手段”

以华裔人口居多的新加坡在二战前和战后十几年，强烈的反日或仇日情绪是普遍存在的事实。除了二战期间对新加坡造成难于抹灭的伤痕外，日本人的极端民族主义、高度排外心态和对日本政府、商家的不信任感是主要因素。十九世纪中叶，日本虽是成功“脱亚入欧”和以礼仪之邦著称，但他们的战争行为、侵略暴行和种族优越感使亚洲各国对她敬佩之心尽失。战败后处于美国核子伞庇护下，有机会在短期内恢复经济实力的日本，并没有以对等国（日本还是战败国）来处理同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合作关系。日本五十年代后期推出的战争赔款外交的“经援”其实是附有条件的，部分款项是用来购买日本货（机械与零件）和大肆开采受援国的天然资源（农、矿产品）。这种换了外形的入侵，事实上就是经济侵略，七十年代中期（1974年初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东南亚期间）爆发的印、泰反日大规模街头示威游行的祸根之源于此。

未独立前的大部分新、马华人心中的祖国是中国（国家认同），自1931日本侵华政策开始后，马来亚半岛华人的反日情绪和亲中情感日益强化，爱国情绪和救国心切的驱使下，在新加坡著名华人社会领袖（如林文庆博士、陈嘉庚、林日顺等）的领导下，南洋华侨社群在近十五年（1931-1945）的轰轰烈烈抗日运动中成为当时中国政府最大的海外有力支柱和财政来源。这个特殊关系和实际情况说明了为何新加坡一个弹丸小岛会成为二战时期日本亚洲三大人类屠杀场之一（另两个是中国南京和菲律宾马尼拉），对初生婴孩和孕妇都没放过。日军在新加坡所干过的血腥暴行事件可说罄竹难书。

历史伤痕抹不去，惨痛记忆忘不了，这是战后南洋一带年长百姓对日本人的心态。因为在和平时代不能“以暴制暴”进行报复（其实没有此能力），至多人们仅能采取消极不合作和仇视态度。记得一九五十年代在印度尼西亚的童年生活，年长的邻居经常劝我别购买或玩日制（怒骂他们是大坏人、日本鬼仔）玩具，因为品质差、不可靠；七十年代在新加坡完成大学教育和就业后，同学们劝我别买日本汽车（当时有日产的、松田的和三菱的轿车可选择），因为车身是以类似锌片（如装美禄或阿华田饮料粉罐子的品质）组成的，保护作用差，行驶不安全，不耐用（当然比起德国笨重但解释的马赛地和英国制造的车辆是有一段差距）。

日本厂商选择对日态度相对温和的新加坡为东南亚行销试点（我个人记得1964年东京世运期间使用过的日本出租车、德士出口商曾以非常低价格运到新加坡来探市场反应，然后才转口到亚洲邻国如斯里兰卡），理性和务实的新加坡国人以经济效益（车身较轻、耗油量较低以及性能不太差）为主要考量也逐渐接受了日本货（新加坡没生产汽车）。积极促进国际贸易和商品自由进出口（转口贸易）活动创汇，又无自然资源的小国新加坡，为了生存和发展也很自然不会排拒任何联合国会员国的产品。

 2. 第二担忧：回教极端份子趁势火上加油，造成新加坡社会内部凝聚力的趋弱与瓦解。

（1）找堂皇借口离间族群、煽动种族情绪。部分新加坡极端回教族群可能将恐袭因素归咎于新加坡政府同以色列（大家都知道以国是整个国际穆斯林社会的公敌）维持友好关系（军事训练）的后果，而策动为建立巴勒斯坦国兄弟们受欺压的抗议行动,如非法发具有挑拨和煽动性内容内容的传单，甚至举行街头示威等。任何此类群众运动都可能直接伤害到新加坡种族和谐和社会安宁的形像以及威胁到新加坡外商的生命安全和财物。

（2）挑战社会组织脆弱环节：族群向心力。

新加坡是由多族群（华、巫、印和欧亚人混血后裔；前三者的祖先大部分来自中国，马来半岛、印尼和印度）组成的一个东南亚移民小社会，多元化族群文化（多种语言和宗教信仰）和政治环境是新加坡的社会特色和优势。社会学家曾说，新加坡不同种族今日（1965独立年到今日）能够持续多年相安无事相处和成功建立了一个繁荣、平等和和谐社会，确是近代一个“奇迹”，因为大部分国、内外政治活动者都认为，这只是一个政治理想，现实生活里是难于实现的目标。事实确是如此，环顾战后至今七十多年岁月，多民族国家组成的斯里兰卡、泰国、缅甸、菲律宾、印尼、印度等国的社会治理还是不断受到种族斗争和宗教冲突的不停干扰。

（3）新加坡清楚种族和谐绝不是理所当然的事。

从1959年获得自治邦地位第一天开始，新加坡政府当局从未对捍卫宗教和种族和谐或工业安宁的努力松懈过一秒。这是因为新加坡治国之道必须考虑到国内人口结构、国情以及周边近邻的政治环境，尤其是棘手、敏感的种族和宗教问题。

在某些情况下，（如危机、对新加坡不利形势的突然出现）多元族群的组合也是社会结构上的一个可轻易击溃的环节。历史事件、宗教或信仰相异、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和不同治国理念的对峙，其中的任何一个因素都可能导致这种社会因各种形式的斗争支离破碎。在独立前的新加坡经历过多起挑战社会秩序的暴力和颠覆事件，例如一九五零年十二月初发生的玛丽亚赫托(Maria Hertogh)事件（巫、印回教徒全岛攻击白种人，事因祸根是由于白人法官判决将孩子抚养权归荷兰籍生父母所有， 穆斯林马来籍养母因此失去了养育十几年的她）触发全岛大骚乱和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一日爆发的华、巫种族多天流血大冲突是两起骇人和难忘的大规模动乱和近乎撕裂整个社会的典型历史案例。【注四】

【注四：新加坡独立前的几起社会骚乱事件。1950年12月11日在英殖民地时代发生和持续两天的玛丽亚赫托暴乱事件之能够获得平息是，因为当时英驻军中的辜卡军团（尼泊尔族雇佣军）介入干预和才能恢复社会秩序；否则回教族群（巫族和印裔百姓）为了发泄不平之恨，会蓄意继续攻击白种人包括本土欧、亚人后裔和英美荷等国旅客。两天暴乱造成18人死亡，73人受伤和84车辆被毁坏。这是一宗打击当时小岛旅游服务业的典型案例；它和转口贸易是当时创造外汇的经济重要支柱。1964年的种族冲突的严重结果造成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而独立的主因之一，因为此前的多起事件证实种族政治不适宜多元化社会的新加坡共和国。

虽然至今还未有研究资料斩钉截铁地指出谁（新方政治人物、中央政府领导或第三者）是此回种族冲突事件的罪魁祸首，但是知己知彼的新加坡政府却选择即刻着手制定相关的社会管理条例、措施（如公民咨询委员和人民协会改善和促进族群关系）和逐步通过立法使政教分离等手段确确实实地建设一个种族和谐和宗教容忍的多元族群社会。新加坡教育机会均等政策的彻底执行协助了社会背景不同的广大百姓儿女不仅能够公平地获得学识和生活技能，也因此学会珍惜一个得来不易的种族融洽生活的社会以及深深认识到它对自己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大胆地断言，至今在邻近国家大家还未能看到像新加坡这样的社会条件：公正、平等。有关新加坡多元化移民社会及其对新加坡政治的影响专文解释和分析，可参阅李文先生在“亚太地区发展报告书No.3”(2002)发表的“新加坡族群关系的融合及其政治影响”】

（4）见缝插针、祸起萧墙。

新加坡政府一向关注和担忧的是，宗教混杂种族因素被巧妙利用来分化新加坡族群的阴谋。此次对新加坡恐怖袭击阴谋涉及多方势力在东南亚区域较劲，其中令人担心的是在眼前活生生的两股组织：（1）来自中东地区巴勒斯坦游击队的其中一派系（简称：“人阵”）成员/恐怖分子和（2）让人们闻风丧胆的、以大规模屠杀和劫机、绑架以及扣留人质索取赎金或交换牢里囚犯著称的“日本赤军”，他们的胡作非为丢尽了日本中央政府的颜面，也让国际社会惶恐不安。

具有浓厚回教文化背景的“人阵”对外不断传达他们是被西方资本主义阵营欺压和剥削，他们的信息和言论不难获得东南亚穆斯林社会的共鸣、同情和支持。基本上采取西方经济发展模式的新加坡世俗政府（共和国没定国教）最担忧的是，本区域部分回教极端份子是否会率先渗透和以歪曲的回教教义进行误导、分裂新加坡社群的可能性。新加坡一旦失去或动摇了社会安定的基轴：融洽的族群关系，它也将丢失吸引外资入境的根本优势。

三、鹬蚌相争，得利者肯定是渔翁。

恐袭事件过后，更有坊间尖锐言论指出，建国治军不到十年（1965-1974）的新加坡武装防卫力量是有限的，其实际战斗经验更是不足，因此是应对不了犹如大军压境而来的突然失控场面。如果当时幕后黑手是采用“声东击西”的策略，那就是在偷袭毛广岛石油提炼厂的同时，又制造种族和宗教冲突事件（通过金钱诱使不满人士散步谣言、制造误会和肢体冲突等）来扰乱本岛社会秩序和以骚乱来分散官方注意力与反击力，那新加坡共和国今日历史可能要改写了。

 四、新加坡不是鹬，也不是蚌，可能是虾米，但谁是渔翁？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正逢列强（强势的苏联集团对叠无心恋战的美国）在明里、暗里相互剧烈较劲以争取在东南亚区域的主导权时代，我们会因不幸遭受恐怖袭击后，经济受到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失控，新加坡会因生存问题被逼一边倒向某一阵营的可能性吗？

读者们可能会好奇地问，上述恐袭阴谋确有幕后黑手在策划和操纵，它的更大、更长远的目的又是什么？又会是何方神圣？他们为的是仅仅对新加坡岛这个战略要塞的占据吗？这一连串假设和问号也许可点燃大家想了解复杂的国际政治的一点想象力！【注五】

【注五：一九六十年代时任总理李光耀成形容小国如新加坡犹如生活在破涛汹涌大洋中的小虾，随时被大鱼或小鱼吞噬的对象。为展示新生小国生存和发展的铁一般决心，他特别指出新加坡这只小虾是含有剧毒的一类。有部分媒体将之称为“毒虾”论】

新加坡共和国 武吉园主

公元2016年11月20日 周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