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廉政建设

新加坡廉政建设

（一）

提倡廉政和彻底贯彻法治精神是新加坡生存和发展之道，新加坡廉洁程度多年来都排在世界各国前十名。我们不在炫耀自己在这方面的成就，而是希望藉此优势赢得更多国外朋友和商家来到我们这个开放的小岛花园城市参观和投资，携手共商创造更适宜的生活、竞争力的商业环境以及寻找致富之道。

为了新加坡未来五十年的持续繁荣，无论是谁主政，在反腐和防贪的工作上，我们还得继续以铁腕护廉政和执行六亲不认的政策，官员的诚信度必须是选贤与能制度的基本原则。建国一代之一的我同勤奋的年轻的一代共勉之。

简介：

自从当时的海洋强国英国于一八一九年选定开发新加坡岛成为一个区域贸易转口站、船队补给港和远东军事基地，新加坡就如一块强力的磁铁吸引了南亚、东北亚以及东南亚不同种族移民的到来寻求新机遇，它也逐渐形成了各类精英人才、英雄好汉的一个多元文化汇集地；早期（十五-十七世纪）在马来半岛的槟城和马六甲两地定居、开荒和经商成功的华侨大商家也纷纷南下参与新加坡的建设和作出贡献【注一】。

半世纪后（一八一九 - 一八六九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和较早前蒸汽轮船的问世加速了这个占有地理优势商埠（本身是个天然深水港，周遭是盛产热带农作物的南洋群岛 - 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的发展以及突显其战略位置的重要性；与此同时东南亚橡胶种植业的成功和随后在印马泰等三国的蓬勃发展结果，首先为当地社会带来了创造财富的新源泉以及提升了较后南来华族移民（他们被称为“新客” 著名代表人物如陈嘉庚、陈六使和李光前等人；早期土生华侨则被称为“峇峇/”如陈齐贤，林文庆博士（医学）、李清渊、李俊源等人）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

【注一： 一八二六年新加坡连同马来半岛的槟城和马六甲两地成为英国海峡殖民地。一八六七年四月一日三地又提升为直辖殖民地（Crown Colony）; 据估计，一八六零年的新加坡人口有八万人，华族人数约占百分之六十二。移民人口中华族居多的原因之一是鸦片战争后清廷被逼开放海禁和 “卖猪仔”似华工出口的盛行；另一因素是英商和殖民地官员考虑到华工中具有生活技艺的一部移民，如工匠、建筑工人、农夫、中医师和裁缝师等，认为他们有助于当地土著社会的发展和殖民地政府开荒掠夺资源大计。】

一、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战结束后的新马政治局势 - 独立运动。

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和平时代的新加坡和马来亚领袖（如拿督翁、陈祯禄、敦阿都拉曼、敦阿都拉萨、马绍尔、林有福、吴庆瑞博士、李光耀、杜进才博士和林清祥等人）和人民都在极力为争取脱离英国殖民地政府做国家主人翁而奋斗。几经多回谈判，马来亚终于在一九五七年八月三十一日获得独立，成为马来亚联合邦国；新加坡人民则迟至一九五九年六月五日才获得自治的地位，但此刻也同时掀开了一段长达（一九五九 - 一九六八）十年的激烈党内和党外之争以及引来生死存亡的社会高度动荡局面（如一九六三 - 六五年期间印尼特工的公然入侵和暴力破坏和两地贸易的全面停顿，导致经济衰退；马来西亚中央政府同新加坡政府对种族问题与对治国原则之巨大分歧等不停歇的争执）。

新加坡较稳定的社会局势是在主要在野党–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马来语/国语：Barisan Sosialis/英语Socialist Front，领袖大部分是退出人民行动党（PAP）的工运领袖、专业人员）选择退出议会政治斗争之后才出现的，因为他们的主要领袖，除李绍祖医生外，在《内安法令》下纷纷被拘留，造成群龙无首，激进党员只能诉诸街头斗争。由行动党三位巨头组成的核心领导层（李光耀、杜进才博士和吴庆瑞博士等）掌政下的新加坡，强势或威权型政府由此逐步形成，社会一切权益以法律秩序为重、种族和谐、稳定和经济建设为优先。

二、建立一个廉明有效为民谋利的政府是大家的坚定目标。

二次战后英殖民地政府再次回来统治的新加坡是一个贪污腐败猖獗盛行的社会。虽然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和主要在野党（王永元领导左倾的统一人民党和李绍祖医生领导的左翼社会主义阵线）政见相左，但在未分裂前和之后，以及在建党之时（一九五四年十一月月）各派系的核心领导的心中早已有了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和共识。那就大家一心致力为民服务、彻底反腐、反黄色文化，一扫上届政府的恶劣贪腐形象和行径，以建立一个具有清廉政风、公正平等的多元化新社会。

在一九五九年五月末的首届新加坡立法议会（Legislative Council）选举，人民行动党代议士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选举结果：行动党赢得51总席位中的43席），也应验了政风清廉是大部分百姓的心愿。所以搞好廉政建设成为新政府的社会战略发展重点之一，也绝不得推诿的政治任务。新加坡建邦和建国之初，也就因为有了这项神圣任务 – 长期的社会系统工程的建设和对癌症毒瘤蔓延的抑制、切除；结果经过一代人的努力拼搏，新加坡才逐步由第三世界迈入第一世界，同时又避开了西方和部分东方民主国家、地区存在的“黑金政治”或“金钱政治”所带来的祸害。

三、反腐倡廉是党内三股派系势力的主要焦点。

全体党员身穿耀眼的洁白衫裤（人民行动党党制服的颜色）以显示其建立公正廉明政府的坚韧决心，党内其中三股中流砥柱势力是：

（1）人民行动党内受英文教育留学归来的知识型核心领导层：李光耀、杜进才博士、吴庆瑞博士和拉惹勒南等组阁后对自己和政府部门一切要求从简、但坚决要求公务员尽忠职守、办事快速和讲效益。我记得当时的西方和本地媒体形容他们是遵循英国清教徒治国之道，本地部分闽南籍商家则批评李光耀政府是“吝啬”政府（因为他是客家人；民间普遍认为他们生活俭朴、几乎接近闽南方言形容的“咸涩”程度 ），很难从他们身上取得任何“好处” 。

另一社会发展战略是政府大胆地把好大部分国家常年开支投放在人力资源（培养和扩大有高学历、专业和具有道德认知的公务员班底）的长期培育。后来果然证明这是一项高瞻远瞩的培养人才重点战略，因为它成为了辅助政治团队创造新加坡社会“奇迹”的主要支柱。

人民行动党核心领导对反腐倡廉运动最大亮点，就是一上台执政立刻展现出不妥协以及不可收买的坚决、鲜明立场；内阁部长们穿上洁白衫裤党服就是建立廉政决心的表白。一九六十年代初，对外李光耀曾多次公开和毫无含糊地告诉西方社会和列强（当时是针对肯尼迪时代美国国务院的抨击），别把人民行动党领导层视为亚洲部分“可商量”的国家或地方领袖一样（如当年的韩国李承晚总统或南越的吴庭艳总统以及林有福政府时代被爆出受贿的教育部长周瑞麒先生），也警告外国势力别尝试“收买”行动党其他领袖和政府部门的高官【注二】。

【注二：

1据媒体报道，美国在一九六十年代初曾用大笔金钱设法收买两位敏感部门的高官，但他们不为利诱所动，反而勇敢地向当时的总理李光耀举报，证物为双方谈话的录音带。由于美国官方坚持拒绝承认此丑事，立场坚定的李光耀毅然公布此事件，在外交场合上狠狠打了美国国务院一巴掌。从此次得到的教训，美国官方终于认识和领教了这位学识渊博、逻辑思维敏捷和说服力极强的东方廉洁先生。

2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上台执政的第一件任务就是对部长和公务员减薪，以避免第二年面对财政赤字的痛苦或尴尬局面（据报道，身为首届财长的吴庆瑞博士在皇后坊大厦点算上届政府财务交接时，发现了五千万元的无法交代的款项）。在开源节流的措施方面，据一位曾陪同部长出国公干的早期国会议员说，身为总理的李光耀出国办事也是坐经济舱位的。

但是这批知识型政治领导者不忘通过财务辅助（如当时的哥伦坡奖学金和自治邦政府的奖学金和助学金等等；前总理吴作栋、现任总统陈庆炎博士和前公务员首长林祥源等都是当时政策的受益者）和委任中立的《新加坡公共服务委员会》（PSC）来公开选拔（不分种族和宗教信仰为基本原则）优秀学者出国留学，以培养各政府部门以及公开市场（满足外商办公室和工厂的人力需求）需求的人力资源；这大批源源而来的后起之秀和学有专长的生力军陆续进入公务员部门服务，他们的参与不但提升了公共部门办事水平和效益，同时协助行动党政府建立了廉洁正直的公务员队伍形象。

3具有历史视野的行动党核心领导团队在执政前，他们便不断在寻找适合治理新加坡这多元化社会之道，但最终还是放去了印度、斯里兰卡和中国模式。较前的十年（一九四九）他们目睹了因腐败为主因之一而丢失政权的中国国民党政府，这是一个历史教训和做为时刻不忘的警惕；十年后（一九五九）人民行动党有机会上台执政，并彻底击垮林有福领导的上届政府，主要因素是后者也是因腐败无能而失去民心，如教育部长周瑞麒被爆收取美国方面一百万美元的贿金为一实例。

新加坡对防腐治贪的经验总结：天然资源匮乏的新加坡小岛社会如果要继续生存和发展，大家仅能靠自己的智慧和尖锐的眼光、可行性和务实计划、可靠的法律制度（一九六零年通过《防止贪污法令》；一九六六年行动党政府挤走了涉嫌受贿的国家发展部政务部长陈家彦，因为他的诚信受到质疑）、敢执行的胆识和国际竞争力去努力争取。所以，上世纪整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期，新加坡国民经常看到的和媒体媒体频频报道的就是政府在努力打造一个讲高效益、去贪污和选贤与能的新加坡；当时两位最突出的反腐治贪悍将是总理李光耀本人和以节俭和无事办不妥著名的财政部长吴庆瑞博士，同时代的内阁成员和他们的坚韧政治意志力以及对反腐倡廉立场的持续坚持，终于为新加坡的廉政制度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2）另一股汹涌澎湃反贪腐和反黄色文化浪潮是来自以受华文教育为主干的工运领袖团队，如林清祥、方水双等为代表以及受英文教育的蒂凡拿（后来曾出任新加坡第三任总统一职）、兀哈尔、林福寿医生、傅树楷医生、普渡遮里兄弟等人所组成的。他们当时给中学生的印象是肯拼搏、生活俭朴和不计较个人利益，为的是实现自己的社会主义理想。他们愿意吃苦（三餐吃不饱）和为社会大众牺牲的精神，对受英文教育的行动党高层来说，既是激励也是一股巨大的道德压力。

（3）第三股则是留学澳大利亚归来的前新加坡首任市长王永元。他是一位传奇性政治人物，鲜为建国后出生的一代所知。一向痛恨民事服务部门贪污受贿和专门挖苦不尽职官员的他，在掌管新加坡市议会期间建立了亲民为民的绝好形象，经常处心积虑解决劳苦大众生活上的大小问题【注三】。至今年龄上七旬或以上的新加坡建国一代大部分人，不会忘记这位曾经对反殖民地主义和反贪腐运动作出巨大贡献的急先锋、领军大将和新加坡第一位（时任年龄33岁，他也是殖民地时代最后一位市长）民选市长的王永元先生。

【注三：

1 王永元先生对反腐倡廉的和贡献：（1959年6月3日成立新加坡自治邦政府）此前，已经是群众心中强悍反腐先锋队领导者是澳洲留学归来的王永元先生（Ong Eng Guan，1925 - 2008，会计专业；新加坡自治邦首任国家发展部部长）。

从1957年末出任新加坡首任市长一职，在职的十八月里（1957年12月-1959年6月初）他大刀阔斧整顿新加坡市议会（他成功废除市议会权杖一事让市民津津乐道，因为此象征权力之物是代表殖民地主义文化之一）；他还设法铲除官员间的裙带关系，并积极推动官员守时上下班规定），切切实实捍卫百姓的权益，其中包括提升卫生水平（提醒国民摒弃随便吐痰的恶习，也使到当时的乡村百姓有水供），设立直接投诉部门。

在政治上，他鼓励和推动下乡访民运动，以接触百姓和了解民情，全面展现爱民、清廉勤政之风；他也鼓励官员和百姓们积极使用用母语发言，此举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新加坡政坛来说，确实是非具有超凡凡胆识和气魄才能做出来的。无可否认地，他为后来行动党取得首届立法议会选举的压倒性胜利居功不小。

2 新加坡是在一九五一年人口达到一百万后升格为市。在1957年12月21日市议会选举，人民行动党派候选人竞选14个席位，夺得13席而赢得市议会行政权。党代表之一的王永元出任新加坡第一任民选市长，副市长是健在的王邦文；1959年6月5日行动党执政后，便废除了市议会（City Council, Singapore）。

他在党内早期具有威信和支持者，曾一度挑战李光耀的总理职位。据美国政治学教授托马斯湃洛斯的博士（Dr Thomas Bellows）论文中曾指出，王永元在党中委的秘书长竞选中仅以一票之差失去总理一职；一九六零年他同党高层领导决裂后自组《统一人民党》，于一九六三年的第二届立法议会选举在芳林选区击败人民行动党对手。一九六五年他全面退出政坛后，原因不详。回到民间生活后，他重操会计行业，深居简出至二零零八年逝世】

新加坡共和国      武吉园主

公元2015年3月27日星期五

新加坡建国一代谈历史 - 为什么日本国至今不道歉？

为什么日本国至今不道歉？

一、   为什么日本对二战暴行不向亚洲受害国正式和严肃做个道歉（承认错误），我想只有该国保守派政治人物和右翼极端分子心中有自己的答案。但这是亚洲其他国家领袖和人民对本区域和平与安全担忧的主要因素之一。虽然日本不是一个大国家，天灾又多，而且今天的邻国同以往不同了，但是日本的工业建设基础、世界级科研水平和人民的组织能力，足以让他逐步变质，在短期内发展成一个超级军事强国。保守派政治领袖（如小泉纯一郎和安倍晋三）因对局势的误判，再次出击、重蹈覆辙的可能性还是存在。

二、二次大战期间日本对邻国造成的破坏和人命伤亡是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不单单是口述历史可依据，还有黑白相片和记录片为证），对大部分无辜百姓及其后代，在心灵上的创伤至今还未痊愈。当时作为英国远东军事基地的新加坡也是受害、摧残地区之一，前后被日本宪兵部队统治了三年零八个月，史称“昭南”岛（日本语：“南方光明之島”的意思）时代的各族百姓都过着苦不堪言的日子，华族社群的命运更是凄凉悲惨【注1】。

【注

1-1：日本海军于1941年12月7日偷袭美国珍珠港成功后，东条首相军政府挥师南下，于第二年1月31日攻占了整个马来半岛，并于2月7日开始攻打驻新加坡。2月8日由千多人华侨、华人自愿组成的 “华侨抗日义勇军” 加入新加坡（时称“星州”）防卫战。斗志不强的13万英联军抵抗一周后，于2月15日选择弃械投降，顿时失去保护的各族百姓的命运任由日本宪兵部队主宰，他们从此进入了一千三百多天的人间地狱似的生活。

1-2: 华族面对悲惨处境最大原因之一是，日本宪兵部队报复“华侨抗日义勇军”的参战，其次是新加坡华人社群领导南洋各地华人族群奋起抗日（例如华社大规模抗议日军于1930-40年代对中国大陆的侵略以及上世纪初林文庆博士等人发起杯葛日货运动和以财物支援国民党政府；更惹得日军将领山下奉文（号称“马来亚之虎”）恼羞成怒的是，原以为只需短时间（一周佔领了马来半岛）即可攻陷没有外援的新加坡，出乎预料的他们得耗上八（2月7 - 15日）天才能攻陷此小岛。因此，佔据新加坡前消耗了日将山下奉文不少军力和火药。所以一进驻新加坡后，马上大事搜捕华侨领袖（如陈嘉庚和林文庆博士等华人领袖）和进行全岛“肃清大屠杀”，下个大马威、大惩戒（入城后便有计划地枪杀大批18岁壮丁）；此前，据当年目击者说，由于在武吉知马山顶插上了“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日军误以为国民党军队的参战，所以，由马来亚柔佛州新山长驱直入新加坡后就开始屠杀受嫌疑得平民，武吉知马河水变成一片鲜红。

1-3: 日将山下奉文又下令南洋华侨必须筹出出五千万元俸纳金给日本（新加坡得负责其中的一千万元，理由是要惩罚华人援助中国大陆的抗日运动），被逼成立“南洋华侨协会”的会长林文庆博士（专业：医学）是筹款的总负责人，目的之一是对他进行彻底的人格侮辱、摧毁。对此，也是1920年代的厦门大学首任校长，他常常达观地见人就以法国话的“谢谢”回应：“不久要死”（法语发音Merci Beoucoup 接近福建闽南方言的“要死不久”），意指日本人图谋陷我本人于不义 – 制造我的 “日本汉奸” 形象；为掩饰内心的痛苦，他常借酒消愁、麻痹自己。这位战后幸存的新加坡伟大教育家、学者、企业家、科学家和社会领袖从此深居简出，不再出现公众场所至1957年初去世为止】

三、二战结束至今已经进入了第七十个年头（1945-2015），1951年9月8日在美国旧金山签署的《对日和平条约》（Treaty of Peace with Japan，通称旧金山合约或旧金山和平条约于1952年4月生效）慷慨地给了日本一个回归国际社会的大好机会（成为联合国第80个会员国，放过了本是甲级战犯之一的保守派政治人物岸信介和日本裕仁天皇），可是经过几代民选政府领袖漫长岁月的思考、自我反省、再反省，日本还是难于用书面向受害国百姓表达“道歉”（1947-2015二战后期间共有五十一位政党领导出任首相一职）。

四、几乎是过了半世纪后（1995），只有前首相村山富士（日本社会党委員長，不是来自1950年代末前首相岸信介领导的自由民主党）愿意正视历史，且有足够勇气在口头上表示歉意。当年他同日本驻新加坡大使出席了由新加坡中华总商会（SCCCI）每年一度组织的日本佔领时期（1942年2月15日，正是农历新年头一天 – 1945年9月12日太平洋战争结束为止）死难人民纪念碑祭礼仪式（除总商会董事和新加坡政府代表以外，出席者也包括来自各国使节团代表、企业人士和部分学校学生），纪念碑地点是在新加坡美芝路和政府大厦（City Hall,日军在此建筑物内向盟军做无条件投降）地铁战附近。【注2】

【注

2-1：新加坡怎么看待日本的二战侵略？新加坡对此段人间最惨痛的历史经验总结是，我们可以宽恕侵略者的极恶劣暴行（我们知道战争是无情的），但绝对不能忘记这一段非常不幸的过去。新生代必须以此作为警惕向前看、与此同时必须时刻居安思危，切记今日和平的代价是当年众人的血汗和牺牲换来的。前外长杨荣文准将曾说过类似肺腑之言，勉励大家力争上游。

2-2：新加坡中华总商会（Singapor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SCCCI）于1962年初发动全岛挖掘受日军无辜杀害平民后被乱葬的遗骸。最后结果确定有600多坛，并准备向日本政府讨个公道。1963年8月25日约十多万各族同胞聚集在政府广场（马来语：Padang/今日地铁政府大厦站对面的草地广场）举行了追讨血债群众大会（对此反应：日本政府于1965年同意提供给新加坡马币5千万元的赠款和贷款，但未就日治期间干下的暴行向新加坡人民表示任何歉意。鉴于新加坡需要同各国进行经济合作和促进国际贸易，政府采取了较务实态度，不再同日本纠缠）一柱高耸云霄的人民死难纪念碑于1967年竖立在美芝路一段公园地。建纪念碑的另一重要目的是，让受害者的家属、后代可以在每年阳历二月十五日上午共同祭拜他们，同时唤醒国民深入认识国家血泪史的重要一页。

2-3: 1942年2月15日–是日本皇军击溃英联军、占领新加坡的第一天，也是噩梦开始的第一天。第三天新加坡改称昭南岛，被英军置之不顾得各族百姓们只好默默承受着三年八个月的铁蹄下生活，生命由皇军主宰，“今天不知明天是否在人间”（借用上世纪70年代末，我同前部长林金山在东京日比谷公园晚间散步时对我说的一句话，至今还在我耳边环绕着）。在昭南岛时代他和吴庆瑞博士（新加坡首任财政部长）曾被日本宪兵调去两回问话，幸好再从鬼门关回来。】

五、细观前首相小泉纯一郎（生于1942年1月8日－，属于保守派政治人物）于本世纪初（首相任期：2001年4月26日 - 2006年9月26日）三次组阁到今日的安倍晋三（也是三次组阁，政治立场与小泉纯一郎一脉相承）的言行举止（如多位政治领袖参拜靖国神社、修宪扩大自卫队活动范围以及购买钓鱼岛引发中日主权争执等争议性议题），我相信战后出生的新加坡建国一代，这一生中没有机会听到未来的日本首相有胆量、气魄做出书面上的道歉，好让邻国百姓相信日本的军国主义不会死灰复燃以及相信日本是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民族。【注3】同另一战败国德国领导老早坦然承认过去的错误作一个比较，许多人也确实对此打了不少问号，为何最讲究礼仪和纪律之邦的日本难于仿效？是否担心正式承认错误后，随时将面对邻国战争索赔？

【注3-1：

从《明治维新》第一任首相伊藤博文（1841年10月16日－1909年10月26日，曾留学英国）就任开始，至今共有62位日本政党领袖出任过此职位。来自显赫政治家庭的现任首相安倍晋三（1954年9月21日－）是于2014年12月第三次组阁；他也是前首相岸信介（1957年2月25日- 1960年7月先后出任两届首相，是战后被列入日本14位甲级战犯之一）的外孙，另一首相佐藤荣作是他的外叔公；父亲是安倍晋太郎（あべ しんたろう、Abe Shintaro 1924年4月29日 - 1991年5月15日），不幸于出任首相的前夕突然病逝】

六、有学者尝试从客观视角去分析日军侵华、占领朝鲜和挥师南下东南亚区域的来龙去脉，可是就是不能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迟至二十一世纪的第十五年拒绝对邻国造成巨大伤害作道歉的原因。近二十年的日本政府和得势的右派政治团体还在继续耍赖，目空一切，大舞关刀，变本加厉，使到邻国政府和百姓更加警惕、不安（如引发日韩的独岛／竹岛和中日的钓鱼岛/尖阁岛主权纠纷）。为什么战后成长的日本政治人物要坚决否认过去的暴力行为和提出新的争论性议题弄得亚洲局势沸沸扬扬？

穷兵黩武和可以不负责任的妙论。

七、这可能同日本右翼政治人物始终认为日本帝国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计划是正确的一套战略理论有关联。他们认为发动战争仅仅是手段，所以牺牲生命和造成破坏是在所不免；否则就无法把长期受殖民地政府统治的千千万万亚裔百姓解放出来当家自主（印度尼西亚从荷兰政府手中脱离独立、缅甸是脱离英国统治而独立等事实）和激起亚洲民族主义风起云涌的浪潮。日本军事胜利同时彻底摧毁了白种人至上的心态和垄断两、三世纪的优越感，日本史学家和政论家的辩词确实堂皇有理。可是他们忘记了这个过程中日本也成为二战时期彻头彻尾的法西斯主义者。【注4】

【注

4-1:其实，经《明治维新》三十年的“脱亚入欧”（请参阅明治时代思想家福泽谕吉著的《脱亚论》，内容重点学习西方文明、抛去落后的中华文化）努力学习西化后的日本，在军事科技和组织能力上已经超越了西方部分国家。例如在1904 - 05 年日俄战争，日本海军首先击败俄国远东的太平洋舰队，后再击溃由欧洲远道而来，疲惫不堪的波罗的海舰队，首次重创白种人不可一世的优越感。在不到半世纪的岁月里，日本于1942年2月中旬又再次攻陷了牢不可破的英国远东军事基地–新加坡。当时进攻新加坡的日军人数远比英国13万守军少；后者的弃械投降让各族百姓都生活在暗无天日的三年八个月。

4-2: 何谓“法西斯主义”？据中国《现代汉语词典》的定义它是“一种反动最野蛮的独裁制度和思想体系。对内实行恐怖统治，对外实行武力侵略和民族压迫。起源于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

八、再看看蒙古成吉思汗铁骑横跨欧亚两大洲（包括蹂躏莫斯科城）造成的极大祸害也不就是不了了之，有任何人要求赔偿、道歉吗？时间久了，受害国的人民，尤其是未来的主人翁就会逐渐谈忘此战争的始作俑者。这种“鸵鸟”政策也许会奏效。但问题是，近二十年来日本右倾政府经常以自己所谓的爱国主义行动（如在任首相到靖国神社参拜战犯，但他们敬为“民族英雄”、教育部三番五次修改有关二战部分的学校历史课本等）严重触及邻国神经最敏感处和招惹了人民的愤怒和以实际行动进行反击（如有一回中国百姓在各城市大街上特意砸坏日制汽车，日本汽车对华出口因此受影响），但是日本不会因此有所担心和设法改善关系。这一点是很值得大家深思和不断质疑的。

九、依我在日本东京居住过的经历，如果你告诉彬彬有礼、衣冠整齐的日本年轻朋友，他们的祖父辈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曾经对亚洲邻国作出很大的伤害 – 大规模残杀手无寸铁亚洲平民（如中国南京和菲律宾巴丹大屠杀事件以及新加坡的“肃清大屠杀”行动 – 机关枪射死一批批的十八岁壮丁，连同其他百姓被杀害的人数，估计共有五万多人），他们很难接受此类残酷事件确实发生过的历史事实。他们既感难受、迷糊，也摇摇头说：“不可思议”。所以当我听到日本当权派政治人物否认南京大屠杀（根据“日本产经新闻”到今年2月中旬的说法）或说“慰安妇”是编造的，我的反应也是一样地摇头，因为我相信我了解他们的心态、惊慌和无知。

十、战后一向被普遍认为是自由民主国家的日本，我看到其中的当权者已经成功剥夺了战后出生国民深入了解国家近代史真相的神圣权利，在校园里就开始有计划地歪曲他们客观看待过去重大历史事件的视角。【注5】再回顾日本人对上级或领导绝对效忠的社会行为（例如在60年代我们在新加坡马路上经常目睹纪律一流的日本旅行团团员对持着小旗领队的高度服从，团员们就像一群小鸡“乖乖”地跟从母鸡的“咯咯”指令向前进），我顿悟日本有能力在二战时期把亚洲各国搞得天翻地覆的动力来源所在。现在想起此段历史以及它给我的启示，我甚感心寒、恐惧，因为借用中国前外长李肇星的一句精确形容日本人的话：“可敬、可怕的日本民族”。

【注5-1：

德国前总理认苏密特指出战后出生一代的日本人（例如于1942年出生的小泉纯一郎和1954年出生的安倍晋三）没有接到受良好历史教育，他们所持有的历史观和历史现实有很大出入。曾被列入十四位甲级战犯之一的外祖父岸信介对安倍的影响极大。有学者认为没接触到正确史料和被误导的他们，以当年发动战争的原因和目的，自视为亚洲民族的“解放英雄”，甚至认为日本是欧洲殖民地列强的受害者（1945年8月的美国两位原字弹就是分别投下广岛和长崎）。右派政治团体嘴上挂着的一句口头禅就是，1951年《旧金山和平条约》不就处理好了日本面对的二战问题（包括赔偿的问题在内）吗？】

新加坡共和国   武吉园主   2015年2月21日星期六上午

1964年华巫种族暴乱前： 新马两位政治高手的较量

1964年华巫种族暴乱前：

新马两位政治高手的较劲 

                   

简介：

回顾半世纪前（1964）发生的两次（7和9月）血腥华巫种族大冲突，起因确实错综复杂。首次事件发生在新加坡本岛，日期是7月21日（回教先知默罕默德诞辰日），当时新加坡还是马来西亚联邦的一成员（16.9.1963 - 8.8.1965）。此社会动乱议题，一直是有兴趣研究新马政治社会史学者们经常探索的领域，有助于大家深一层了解两国国情和多元化社会特色以及人口凝集力脆弱的一面。随后13个月（21.7.1964 – 8.8.1965）的政治形势日趋严峻，火药味极浓。最终导致了一个小岛国的诞生 – 新加坡共和国（Republic of Singapore）。

两位政治巨人的对峙：李光耀对擂赛加化阿峇，基本争执点源自于彼此间治国理念的彻底相左，那就是巫统捍卫的“马来人至上”（种族特权）与人民行动党最求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种族平等待遇）之间的争论。在这不幸的种族暴动事件发生之前的10个月（16-9-1963到21-7-1964），最引人关注的是新、马两位智慧型政治领袖的强悍敌对态度和所提出的一连串尖锐性问题（有关社会公正、正义、平等原则和种族特权主张）。他们所触及的部分敏感课题（主要是指种族主义、特权、语文和宗教）随时可让居心不良者很轻易地挑拨离间和挑起种族仇恨的情绪。（独立后的新加坡在国会选举期间，政党言论不得涉及宗教和语文问题）

两位各据一方的政治强人：第一位是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Lee Kuan Yew，1923年出生于新加坡，第三代土生华侨，英国剑桥法律系毕业。他也是时任人民行动党秘书长，发言一向辞锋锐利、见解精辟、说服力强、得理更是不饶人）。另一位是马来半岛上时任巫统（巫统是执政联盟的最大成员党）秘书长赛加化阿峇（1914-1977 Tan Sri Syed Jaafar bin Hassan Albar，阿拉伯后裔、二战前由印尼移居到马来半岛 ），能说流利阿拉伯语和马来语。他的刚毅好强和敢怒敢言性格以及坚贞不移的政治立场（尤其对“马来人至上”特权论的全力捍卫），为他在党内赢得了“巫统之狮”称号。他也可说是“马来人至上”主义的精神领袖，因为自从在1960年代他和他的团队开始狂击李光耀提出的对立性“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口号后，随后半世纪风起云涌的大马政党政治纠纷都带着浓厚的种族主义色彩和内容。

一、双方治国原则上的根本分歧。

国会舞台是两强口舌激烈交锋的开始：

回顾50多年（1962-1963期间）前，新加坡自治邦加入马来西亚联邦情况是相当仓促的，好多基本但重要的细节或问题（《马来联合邦宪法》153条款指定的马来族特权和 “马来人至上” （马来语：Ketuanan Melayu或英语：Malay Supremacy）都未触及，为日后埋下了争端的种子。满怀信心的心务实派新方政治领袖也忽略了马来半岛上巫统领导层是以“大哥对待小弟”（Abang-Adek）的固有心态来处理中央政府与州政府关系。同他们所持的“平起平坐”相互往来基础有了大落差。（如时任行动党党主席杜进才博士曾经指出，中央不能把新加坡和其他13州等同看待，新加坡有其特殊条件，如新加坡原本是一个自治邦和政府首长职称是总理/Prime Minister，不是州长。）

新加坡政府愿意成为马来西亚其中的一州成员的主要考量是政治、经济和治安，同时把治理一个民族多元化国家的公平、公正和平等原则视为理所当然的。所以在第一次（1963年12月）的联邦议会上，以在野党身份发言的李光耀，便毫不客气地、单刀直入抨击中央政府常年预算案在社会设施方面的投资不足，意指中央政府在照顾全民福利方面不足，冲击了向来较平静的联邦议会政治，浪花飞溅，把政党斗争的浪潮推向另一个史无前例的高度。这回正式硬碰引致了巫统激进派和马华领袖陈修信的全面围攻，从此掀起近两年双方剧烈对峙和政治风暴。【注1】

【注1-1：来自马来半岛北部吉打州的马哈迪医生（他和夫人早年毕业于新加坡爱德华医学院，今日的国大），在1963年末他曾大马国会尖酸地道出他心中长期憋住的怨气，要李光耀让尝一尝马来人统治（Malay rule）之味；李光耀则反唇相讥形容他们这一群（主要是指巫统秘书长赛加化阿峇和当时还是政治小弟的马哈迪等人）为党内“极端分子”，英语：Ultras。他也引经据典，口操流利马来语、义愤填膺地告诉国会马来民族也只是在700多年前由其他地区移民至马来半岛，赛加化阿峇是在二战前来自印尼的阿拉伯后裔移民之一，暗指他同样是“寄居者”或“暂居者”（Lodgers），为何可以享有种族特权。遭此重击，近乎受羞辱后，赛加化阿峇一时只能咬牙切齿和怒目相视；可是在随后的半年（12.1963– 21.7.19.64）他所施予新加坡的“回礼”，除了通过受他控制的《马来前锋报》（是用不同于马来文的爪威文报道）不断发表一系列极端种族主义言论和攻击新加坡政府政策外，最后就是以种族血腥冲突为惩戒。】

【注1-2：中央政府回敬的各项反击措施，可说都是招招致命一击，其中包括了：（1）1964年12月，中央政府要新加坡将上缴中央的税收从40%增加到60%。（2）中央政府同年宣布将关闭新加坡的中国银行的分行，原因是中国银行在资助马来亚共产党的武装活动。（3）中央政府多方阻碍外资在新加坡的申办和审批，在分离前的20多个月里，仅有两项外商投资项目被恩准。做出上述诸项决定的财政部长陈修信曾气还急败坏和高声指责李光耀是“马来西亚和马来亚史上最大的扰乱者”，英语原文： "greatest, disruptive force in the entire history of Malaysia and Malaya."】

在国会外政治较劲进入白热化：势不两立

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宣扬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Malaysian Malaysia）概念直接挑战马来族群的神圣种族主义信条和特权。面对这股出自南方小岛来势汹汹以及不容忽视的巨大政治压力和随之而来的后果，巫统第一代领袖和激进派党员以及马华部长们的反应：首先是惊愕和难于置信，因此前从来没有人有胆量质疑过此种族特权的存在，其次是震撼，因他们参与1963年9月的新加坡州立法议会选举（时间是马来西亚成立后的仅仅一周）遭受全军覆没的命运；新加坡联盟（由巫统和马华组成在新加坡参选）败北的主因，是人民行动党为民造福的政策起了即时效应（其中立竿见影的作用是提供现代化和平民有能力购买的高楼组屋/HDB Flats）。对占有各项行政资源和心理优势的巫统和马华老大哥，这是不应该发生的。最终，有远见的巫统高层领导窥视到对手有朝一日是有能力将大部分将多元族群成员为基础的在野党组成统一阵线挑战大马联盟（Alliance）政府，后来成功推出的反对党“马来西亚团结大会”（Malaysian Solidarity Council/MSC）就是一实例、也是双方一场噩梦的开场。所以，立即采取遏制的一系列有效对策变成势在必行。【注2】

【注2-1：中央政府回敬的致命性惩戒包括了：（1）1964年12月，中央政府要求新加坡将上缴中央的税收从40%增加到60%。（2）中央政府同年宣布将关闭在新加坡的中国银行的分行，原因是中国银行在资助马来亚共产党的武装活动。（3）中央政府多方面阻碍外资在新加坡的申办和审批，再分离前的20多个月，仅有两项外商投资项目被恩准。目的是阻延吴庆瑞博士提出的“新马共同市场”的成立。做出上述多项决定的财政部长 气急败坏地形容李光耀是“马来西亚和马来亚史上最大的扰乱者”，英语原文： "greatest, disruptive force in the entire history of Malaysia and Malaya."】

【注2-2：新加坡李光耀提出、鼓吹和在国内外响彻云霄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国家概念是要告诉各族百姓，由14州组成的马来西亚是属于全国人民的，国人可以不分种族和宗教平等地生活在一起和追求同一政治理想的同时，携手创造一个和谐和繁荣的社会。这意味着某一族群持有无限期特殊和受宪法赋予的权益是不合理和不合逻辑的，同新加坡自治邦旗（1965年成为国旗）里五颗五角星代表的五大理想：民主、和平、进步、公正、平等显然是背道而驰。后来更有学者指出在多元社会里某族群对特权的争取和促进之同时，绝不能忽视国家整体利益的存在。】

其实，这也是党内激进派领导，如赛加化阿峇最不能容忍和极不愿看到的政治局势，怎么可以让马来半岛外的一个外族州领导持续自由抨击中央政策、揭疤、挖苦，甚至显露了喧宾夺主之势态（并入大马后，李光耀还是延用自治邦的总理职称，而不是首席部长/Chief Minister或州务大臣/Menteri Besar）【注3】。新加坡政府全国四处敲锣打鼓、积极宣扬的 “马来西亚人的的马来西亚”响亮口号狠狠直击巫统最敏感的神经枢纽，对此事态的急速演变，有强烈历史观和政治敏感度高的执政领导会彻夜难眠的。

【注3-1：面对印尼的对抗和同菲律宾的交恶，为了主动和积极争取第三世界对新生国 - 马来西亚的支持和承认，1964年初李光耀以内阁总理身份代表新加坡到访非洲17国、印度和斯里兰卡等（行程共两万英里）；同年9月为了马来西亚的前程，他又风尘仆仆赶到英国和对英国国民发表多会电视和电台讲话。这为促进国家利益的雷厉风行外交攻势和李光耀的总理风头弄得中央政府非常尴尬和不是味道；巫统内以秘书长赛加化阿峇为首的激进或极端分子的反应犹如新加坡闽南语所形容的：“暗摧心肝”（吃了闷棍），又不能直言抨击。】

所以，试比较一下原先是美国原住民和主人的红印第安人（Red Indian）或日本阿伊努族(Ainu又称虾夷族) 人今日的处境，我们是可以感受到做为领导内心的焦虑和惊恐。于是采取先下手为强，以免后患的霹雳手段成了弦上之箭，处心积虑酿造前后两回种族暴乱事件：7.21事件是首宗，9.03事件是第二宗（但官方都把祸根归咎于印尼特工的挑拨和嫁祸于华族黑帮所干），所幸搞垮新加坡州政府的企图未能得逞。

（三）犹如三国时代周瑜斗孔明，人比人气死人。

巫统秘书长赛加化阿峇持着自己是宪法赋予国家主人翁（Ketuanan Melayu 或Bumiputera）的政治皇牌，根本不把自己早已视为螳臂当车的新加坡领袖李光耀放在眼内（所以，李光耀则公开批评他是巫统“打手”/Hachet Man）。他在有恃无恐和自以为稳操胜券的心态同对手辩论和较量，常因轻敌而暴露了自己在辩词或内容上上缺乏说服力的弱点（例如他公开指责李光耀是马来亚共产党代理人后，面对了毁谤官司和最终还得赔偿对手的名誉损失）。因此，在面对能言善道的李光耀加上他闪电时就事论事的现场驳斥能力，赛加化阿峇经常显得自己处于论战的下风。他也从此认定这位辩才一流、得理不饶人的新加坡首任总理为眼中钉、肉中刺，不将他“教乖”难消心中之愤。

赛加化阿峇急躁或直率的个性也促成他欲速则不达的高价错误。（如他以极端种族路线和挑衅言论挥师南下袭击1963年9月新加坡州议会选举无功而返的一举是经典的一例）。这位党内急先锋也为此付出很大昂贵代价：他被逼缩短了自己在巫统的灿烂政治生涯。由于东姑并没有事前通知他中央已经决定要新加坡退出大马，他愤然抗议离开国会，造成党内无法在国会取得驱逐新加坡出马来西亚的一致决议。因此，同样气愤的东姑首相随着新马分家事件后，就“请” 赛加化阿峇自动辞职。

二、探讨为何巫统秘书长会失手，无法留住李光耀和狮子城？

本是信心十足、胜券在握的巫统秘书长，万万料不到原本被视为瓮中鳖的李光耀和自己认为可以一步一步“处理”的强敌（如秘书长大胆建议中央以内政安全法令逮捕或扣留李光耀等人），竟然让新加坡（也称狮子城、狮岛）能溜出他的手掌心（1965年8月9日新加坡毅然退出马来西亚），同时避免了流血事件再度上演。秘书长失误之处在于他单方面认为无论如何新加坡不会离开这土地肥沃和市场较大的马来西亚（马来半岛、沙捞越和沙巴），因为天然资源匮乏的小岛国是无法孤立生存的，也不允许它脱离在外继续兴风作浪；但是知己知彼的首相东姑则不如此认为，及早除掉潜在的威胁（行动排山倒海的一系列政治攻势）才是上策。

笔者认为巫统秘书长如意算盘未能得逞（新马分家的结局），主要是他忽略了以下几点因素：

1、巫统最高层领导层的首相东姑不完全和他站在同一阵线上。

巫统最高领导层是属受西方教育温和派掌权，他们是根据国、内外事态的发展而审时度势，认为严厉行政惩戒手段就可使新加坡就范。

2、秘书长也许忘记了马来西亚不是印度尼西亚。前者是文官治国而后者是全靠军、警人维系全国个上万岛屿的社会秩序，也没有外国驻军，苏卡诺政权可以随心所欲地干【注4】。马来半岛上没有骇人的排华历史（1969年5.13马来西亚华巫种族暴乱事件是发生在新加坡独立后，据说是巫统内部激进派倒首相东姑的阴谋和借口），而且当时两大族群人口比例相差不大，种族之间的关系和势力绝不是一面倒。彼此之间存在相互尊重的关系，而且民事服务部门内还有一小部分华、印族公务员；中央政府部门里头也有其他族群政治领导担任中央政府内阁部长的重要职位（如来自成员党马华公会的财政部长陈修信和工商部长林瑞安医生等人）。

【注4-1：当时印度尼西亚华族（印尼语：客气称呼：Bangsa Asing/Orang Tionghua，侮辱性民族标签：Cino）全无参政的余地或加入公务机关的机会；二次战后独立的印尼，政府多次以枪杆或行政命令快速处理或解决国内问题，其中包括经常被当做“出气筒”逼害的倒霉少数华族。他们虽是已经入籍印尼国，但因手无寸铁，根本没有反击能力，只能默默受辱和受害（如1998年5月的大规模杀戮华人事件我们在互联网可以见证此世纪末人间惨剧，事后幸存者也没有渠道可向国际组织投诉】

3、大马中央虽握有军权（马来军团），驻狮岛六万英军是稳定关键。1960年代东南区域政治局势高度动荡（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逐步升温和扩大），加上马来西亚还面对印尼苏卡诺政府的武装对抗（印尼派遣特工人员到处搞颠覆活动），英军不得让任何族群通过部队势力独霸一方，造成内部大分裂，让敌人有机可趁。当时的英国首相威尔逊也对马来西亚首相东姑施压，同时要他尽全力稳定内部局势，甚至建议巫统同新加坡领袖联合执政（据说，东姑回绝此献议）。

巫统高层没有轻举妄动使用部队（马来军团 Malay Regiment）对付新加坡的另外一个因素是，马来西亚中央政府和英国也担心在马来半岛森林里的马来亚共产党部队（华人成员多）伺机而动的危险。

三、李光耀和他的政治同僚绝不认为自己是“寄居者”。

对生长于“峇峇”（土生华侨）家庭的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在新马出生的其他内阁成员还有吴庆瑞博士、杜进才博士、王邦文等；他们还持有浓厚的儒家思想）来说，他的家族根植南洋一带上百多年了，本身长期接受英文教育和深受西方文化（例如公正、平等、正义和法治的概念）熏陶，很自然视马来半岛（当时新加坡岛和马来半岛被视为一家）为其故乡。他的社会认同感也就如此逐日形成的；中国大陆仅是其远祖的家乡。

所以被人硬生生贴上标签说，“峇峇”族群（尤其是知识份子）是马来半岛的“寄居者”或“暂居者”（Lodgers），对他们来说简直不可思议的说法。在英国殖民地政府离开后，好多世纪以来在同一块土地居住、开垦、打拼和奋勇抗战（1940年代初抵御日本侵略）而牺牲的先辈以及曾做出无数贡献的他们，却还要面对宪法上规定的不平等社会待遇或歧视对他们这一套理论他们是难于接受的【注5】。

【注5-1：“华人或印族寄居论”迟至今日的21世纪还是有其市场价值，政客或玩弄种族和宗教主义课题者在适当时机还可以利用它来捞取政治资本和选票。例如2008 年8月巫统摈榔屿州开旗山地区支部主席阿末依斯迈在一个政治竞选座谈会发表讲演时称华人是马来西亚寄居者，引致华族口诛笔伐一阵政治风波。2015年2月1日马国农业部长伊斯迈沙比利发表的“杯葛华商论”有意、无意挑起了种族情绪和引发了华社族群的抗议，闹得春节前政坛气氛沸沸扬扬。巫统中央领导高层平息争论的一贯处理法，就是提醒大家息事宁人，别使到1969年5.13种族事件的重演。】

在东南亚区域，新、马两地可视为战后海外华侨或华人后代活得最具基本尊严的多元种族社会（尤其是在新加坡，基本法律规章受到尊重和维护；四大种族子弟受教育和就业机会均等）。新马分家后，我个人更清楚（本人是经历过印尼排华运动的外来移民）认识到新加坡是东南亚区域华人、华侨最后一块堡垒的事实 – 大家可挺着胸、昂着头过活。无论是“新客”（大部分于清末、民初南来华族移民，如陈嘉庚、李光前和连瀛洲等先贤）或是“峇峇”只能风雨同舟，选择全力捍卫这小岛国的一切，如果我们想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和未来（独立后国难当头，被尊称为“解决问题高手”吴庆瑞博士毅然接手国防建设重任，短期内确保小国有基本防卫力量）。

李光耀等有胆识和魄力同中央领导持续据理力争，以捍卫新加坡州的整体权益。为此，他们宁愿和确实冒入狱之危和生命之险是（中央可以引用紧急法令逮捕他们），大家可以理解的，以及赢得了我们建国一代和大部分新加坡国民的赞赏；他们的斗争精神和坚忍毅力让我们上了一堂重要历史课：一个多元化国家或社会（尤其是其中某一族群是占大多数的国家，如亚洲的斯里兰卡、缅甸和新加坡）期望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局面，各族群结社组党必须避免把种族、宗教和语言做为政党路线的思想基础；否则国家要取得族群团结将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种族差别待遇也将打击全民力争上游、提高竞争力的进取心。这一点也许是这位热爱自己族人和党的（巫统）秘书长以及他后来的追随者没有顾及到的因素和难于明白的治国之道。【注6】

【注6-1：由于李光耀坚持“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治国理念和倔强不屈的政治立场以及直言不讳抨击中央政府的不平等政策，巫统党内激进派敌手为此给他贴上华人“沙文主义者”的标签。其实当时任何政治人物触及被视为神圣的宪法153条款，都被冠上堂皇的“种族主义者”大帽子。

注6-2：时过经移超过一代人，21世纪的今天，已退出政府内阁后的李光耀在他的一篇“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的对话，如此地说到：“我不明白对人民爱护有加对一个民族的进取心有多大的意义，我认为这只会降低人们取得的成就、实现成功的愿望。”无独有偶，掌政22年的前大马首相马哈迪医生（一位最不信服李光耀的智慧型马来政治人物）较早时曾以“马来人拐杖”（种族特权和经济优惠待遇）言论直言抨击自己族人的“懒惰、缺乏羞耻心，在管理财务方面缺乏诚信”，以表示虽经官方多年的辅助和维护都无法改变他们的心态和处境而深感失望。】

新加坡共和国  武吉园主    预祝世全界华人农历新年快乐

                                                 

2015年2月15日  星期天中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