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敬昂的国家先驱人物：林文庆博士推动新马橡胶业的第一智囊

回忆亚洲与新加坡领袖、名人的点点滴滴

我最敬昂的国家先驱人物：林文庆博士

推动新马橡胶业的第一智囊

（10 - 02）

简介：

1876年新加坡植物园（Botanic Gardens）试种南美洲巴西橡胶树取得成功。第二年植物园园长里德利（Henry Ridley,1855 - 1956）转移了九颗种子到马来亚半岛瓜拉江沙地区种植，结果也是获得令人振奋的好消息；人类科技工艺的快速进步带来了物质文明（例如1888年英国人邓禄普发明汽胎和1895年美国汽车工业的兴起以及提高橡胶产量的新割胶法也由里德利园长研发试用成功）刺激了国际社会对天然胶的更大需求，胶价自然水涨船高了（例如， 美国在1908年的橡胶入口金额是5700万美元，隔年升至7000万美元；英国的同时期输入由84万英镑跃升到141万英镑。橡胶价格由每磅两、三先令跃升到十二先令五便士）。

由十九世纪末期开始，马来亚半岛上的华裔商家们纷纷加入此属战略物资的热带地区经济作物种植业大队。在大规模开垦种植之下（1912年的产量跃居世界第一位到了1920年代种植面积已扩展至八十万公顷）橡胶业带来的出口创汇额超越了半岛的其他农产品（咖啡、椰子、可可、棕油、木薯、甘蔗、丁香、甘蜜、胡椒等）和另一早期创汇明星 - 锡。

新马随之而来的社会重大变化是，此生财致富之道大幅度、迅速提高了半岛和周围一带华商（来自中国福建省的闽籍著名代表：陈嘉庚、李光前、陈六使，但也少不了林文庆和陈齐贤，两位被赞誉为新马橡胶业之父）的社会地位、形象和影响力；英属马来亚半岛和荷属印度尼西亚群岛(如苏门答腊岛、爪哇岛)也成为了当时世界橡胶原料和制品的最大生产和供应地区。至今，这个优势还是继续由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橡胶业快速崛起的泰国（现排位第一位），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保持冠、亚和季军的国际排行榜。【注一】

 

【注一：1出生于槟城（Penang）的林文庆医生（Dr Lim Boon Keng，1869-1957）是新马史上第一位英女皇奖学金华裔得主（随后两位得主也是来自“峇峇”（马来语是“BaBa”或称“Peranakan”）或海峡殖民地华侨家庭的宋旺相律师和伍连德博士）。他的中学教育是在新加坡著名英文学校莱佛士书院完成，随即于1887（年仅17岁）年赴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学医。

 

2 1893年学成返回新加坡行医的同时，他也积极参加教育与社会改革运动、政治与经济活动、农作物种植园的大规模开发、金融保险发展、更是史无前例能够以英语在中国大陆和新马两地宣扬儒家思想和中华文化；他在新加坡殖民地立法委员会为了捍卫族群权益而经常作出慷慨激昂的演讲深得百姓的敬佩；他也是孙中山辛亥革命的忠诚支持者和新加坡的重要领导之一。1919年香港大学颁发给他荣誉法学博士学位，此后大家都称呼他为林文庆博士。

 

3 1921-1937年期间他在中国厦门大学他出任16年校长一职，这期间同另一慈善教育家陈嘉庚先生倾家荡产在所不惜，志在完成以教育为立国之本的心愿。1937年日本对华发动第二次侵略战争，他不得不回返新加坡但还是继续在东南亚同陈嘉庚为中国筹款（每年上亿元汇给国民党政府）支援抗日活动。他是集多种角色于一身的双文化社会领袖，一位极富有传奇性先驱人物。他的辉煌灿烂的一生可说是自新加坡开埠以来（1819）是前无古人，以后几乎也难再有来者可媲美的。

一、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前半期橡胶业的兴起提升了东南亚华裔族群的社会地位、教育水平以及改变了马来亚半岛的历史。

（一）自十九世纪后半期开始，尤其是苏伊士运河通航（1869）以后和与有关橡胶业科学工艺的继续突破（依赖橡胶原料的汽车轮胎和电线绝缘体以及割胶技术的不断改进和科学化），新马印三地华裔族群的社会与经济地位之所以能够逐步获得提升，应归功一批华商日夜辛勤开矿和开垦种植农作物（尤其是六年就有收成的橡胶树）园地的劳动结果。无可否认的，其中少数几位杰出族群领导者的丰富学识、深谋远略和锐利的商业眼光起着关键性作用，使得华社商界成员没有错失时代给予的机遇和致富之路。

（二）当东南亚或南洋群岛迈入二十世纪初期，如世界第一大战（1914-18）爆发前和第一次（1929 - 32年）世界经济恐慌发生之前，英属马来半岛（British Malaya）上的橡胶出口创汇额超越了锡、咖啡、胡椒和椰干等其他农产品。岛上英国和其他欧洲商家获利甚丰，及时加入分享此犹如点金术可致富行业的华裔（闽籍姓林、陈家族居多）橡胶业巨子也逐一登上商业舞台上。早期最具代表性和著名的一群包括了勇于开拓的学者型企业家：林文庆博士（Dr Lim Boon Keng, 1869～1957）和陈齐贤（Tan Kay Hian,1870～1916）、商业眼光锐利和热爱族群的陈嘉庚（1874-1971）、李振殿（1875～1965）和陈延谦（1881～1943）等先贤们。

（三）1945年二战结束五年后爆发的韩战（也称“朝鲜半岛战争”,  The Korean War 1950 - 1953）再次触发了橡胶原料，此战略物资价格的急速猛涨。东南亚地区作为世界最大橡胶种植园地和产品供应地，其中的大部分英、法、荷大商社以及当地华商都能在此国际机遇里再次获得空前的巨大商业利润。可以列举的突出橡胶业大型经营商家有拿督李光前（1893 - 1967，陈嘉庚先生的女婿，慈善机构“李氏基金”的创办人）、林连登（1893 - 1963北马潮籍树胶业巨子）和陈六使（1897-1972）等新马家喻户晓的商界杰出领导、伟大教育慈善家（在新、马两地大部分早期由各社群会馆（如福建会馆、潮州八邑会馆、应和会馆、海南会馆等团体）创立的大专院校和中、小学校，他们都是主要的长期捐助者）。【注二】

【注二：英属马来亚殖民地政府从橡胶出口的税收数字来看，我们可以推测新马橡胶商在韩战期间也获得了丰厚利润。税收数字由1949年的2亿8千1百万元坡币，逐年跳跃到1950年的8亿9千3百万元坡币，1951年的21亿4万元坡币和1952年的11亿元坡币。1953年朝鲜半岛停战后，官方税收额才降回5亿4千7百万元坡币】

（四）由此可见，橡胶种植业的兴旺和华商经济实力以及社会地位的崛起是有着密切关系，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他们凭借累聚的本身巨大财富、通过各华裔族群会馆的成立享有对特定社群的影响力以及时刻关注族群教育的生存与发展的职责所在，适时地伸出援助之手，拯救了一向被海峡殖民地政府特意忽视、歧视、甚至打压的华文源流教育。偏重英语源流教育是英官方执行对多元民族新加坡社会分而治之的一贯政策。【注三】

【注三：1回顾这些华侨巨商富豪的社会活动和爱国、爱民意识，他们无一不和当代华社教育事业有着紧密关系。从新、马华社百年教育史来看，清晰展现在我们眼帘的一幕是：新加坡于1819年开埠，迟至1899年4月受英文教育的林文庆博士和宋旺相律师（他们都来自“峇峇”或海峡华侨家庭；家中使用语言以英语和马来语为主）以及受华文教育的丘菽园先生（属“新客”华侨）才创办了第一间私立“新加坡华人女子学校”（属英语源流学校），传授罗马化的马来文、华文、英文、算术、地理、音乐和缝纫等科目，旨在教育和提升华族妇女的知识水平和社会地位，打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破旧观念。此前，英国殖民地政府在1823年创立的莱佛士书院，于1844年（早了半个多世纪）开始录取女生；1887年借助教会力量设立的英文女校则有“美以美女校”。总之，华文学校是处在殖民地政府的社会发展政策之外，让你自生自灭。

2在孙中山先生的影响下和林文庆博士的激励下，属“新客”（指不是土生土长的华侨）华侨圈子的陈嘉庚先生同其他不同籍贯华裔富商和社会、教育界领导们（吴胜鹏、陈若愚、林义顺、陈延谦、林淮迁、薛中华、何仲英、曾江水、胡文虎、豹兄弟等）于1919年创立了属于华社大家庭的“南洋华侨中学”（Nanyang Chinese High School，当时简称为“华中”）。在华侨史上“华中”的诞生意义重大，首先它为东南亚华侨子弟提供了一个到中国大陆深造的理想跳板。对岛上的各籍贯华侨家庭的小学毕业生来说，他们家长可以选择在一个更大的屋檐下学习，从小培育团结和互助合作的精神。此前的两年（1917），爱国富商陈楚楠、张永福，两位辛亥革命的支持者，联合其他志同道合之士（庄希泉、庄丕唐、甘清泗等先贤）创设了以华文授课的“新加坡公立南洋女子学校”，就是今天的南洋女子中学。庄希泉夫人余佩皋为该学府首任校长（第二位是刘韵仙女士）。

3此前更早创立的华文学校绝大多数是属小学水平。例如1905年广帮华裔（广恵肇）创建的养正学校，1906 年潮籍社团创设端蒙学堂，后来改名为端蒙学校，二十世纪1950 年代才增办中学。同一年，闽籍商人创立道南学校。琼籍侨胞随着在1910年创立了育英学校。

4有时令新加坡受华文教育者感到迷惑的一点，就是为何东南亚第一所现代化中文学校，使用普通话（当时称官语）教学的诞生地不是新马而是印尼的中华学校（1901年3月17日）。当然这必须感谢林文庆博士到“峇峇”家庭更加多的印尼群岛一带奔波和鼓吹中华文化和语言的重要性，华族后裔不能放弃自己的“根”。为什么他在新加坡办不到这一点（华文授课的学校）？大家都明白华校群体的壮大和形成的社会的压力对英殖民地政府准备长期统治新加坡是不愿看到的局面。】

（五）做为后辈的我们，今天不妨问一问以下问题：

其一、如果1921年没有大橡胶业巨富的陈嘉庚先生和林文庆博士准备倾家办高等学府的决心、热忱和远见，大家可能看不到今日中国福建省的厦门大学（Amoy University或 Xiamen University，著名毕业生有：新马诗人、书业前辈陈育崧先生、篮球界前辈吴再兴先生、驻日韩前大使黄望青先生和南桥中学前校长高亚思女士等，它早年为当时的东南亚一带华裔中学毕业生提供了升学渠道。）

其二、要不是同样负有使命感的橡胶业巨子陈六使先生胆识过人，大声疾呼（当时也是福建会馆主席，大部分理事是有财、有势的巨富和胶商；在新加坡该会馆拥有好多土地和管理几所中、小学校；裕廊工业园附近的云南园，就是福建会馆捐赠给当时的南洋大学的一块宝地）和激励新马两地社团及其领导和华社的每一个行业慷慨解囊，（包括餐馆、娱乐场所、三轮车夫、理发师、计程车司机等；当时新马社会流行的一句激励人心的口头禅：“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排除万难，携手建立海外（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以外）第一所以华文授课的高等学府，那么1953年的南洋大学（Nanyang University）就不会诞生了。【注四】

【注四：1 我们知道的陈六使是一位热心教育、仁慈、见义勇为和追求平等的华商领袖 – 后辈喜欢称他“六使伯”（“LakSai Pek” 闽南语发音 ）以表示对他老前辈的敬爱。他也是一位闽籍（同安）老乡，主要靠经营橡胶出口致富的家喻户晓大华商，因为较长期受到为教育乐善好施的陈嘉庚先生以及学识渊博的林文庆博士的影响下，深深领悟教育对族群生存和国家壮大的重要关系。同绝大部分南来的“新客”一样命运–都是少年失去读书机会的他，一旦有机会可干出同教育相关的轰轰烈烈大事业–筹建南洋大学（Nanyang University, 1956-1980，共有毕业生约一万两千名，包括硕士和博生在内；其中一部分进入教育界服务的南大生缓解了1960 - 70年代以华文授课老师不足的棘手问题，完成当初建校主要目的之一；还有少部分进入新加坡公务员队伍为社会服务）。

2 这所大学是以他和李光前、黄奕欢、高德根和连瀛洲等为核心领导的东南亚华社团体共同创办的一所民间综合大学（三个学院）。大学授课媒介以华文为主，英语为辅（方便让来自北美和英联邦国家的讲师或教授，同时强化南大在籍生的英文使用能力，为他们出国留学准备），因此培育了不少的优秀双语、三语精英，如前驻中国上海总领事王禄敬先生、人民协会理事长林靖忠先生、金融管理局董事经理高铭胜先生、外交部政务次长王书泉先生、教育部政务部长蔡崇语先生、贸工部政务部长柯新志博士、总理公署高级政务部长庄日昆、中华总商会董事吴学光、蔡启生以及华巫双语字典权威林煥文等其中一部校友。（在南洋大学文学院也设有现代语文系，让学生在多元族群的新马社会也享有机会学习新加坡国语 - 马来语、法语等语种）。

3 在此，我们必须一提和同时指出一重点，本属“新客”华裔族群的陈六使先生慷慨捐赠教育基金的对象不仅限于华校和南大。此前他个人也曾拨出三十万元坡币赞助座落在新加坡武吉智马路（Bukit Timah Road）以“峇峇”学生居多的马来亚大学;（University of Malaya，1950，其前身是成立于1905年的英皇爱德华七世医学院，林文庆博士在此出任过讲师一职，当时也为此医学院的成立筹了十二万元的款项）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该大学移往吉隆坡（Kuala Lumpur）成为今天的马来西亚大学；继续留在新加坡的马来亚大学则改称为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简称NUS）各自独立管理。

4对其他语文源流建校基金的赞助，“六使伯”也一视同仁；他这种双文化或多文化的合作精神和热爱教育的强烈倾向，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林文庆博士宽宏心怀和追求民族和谐共存性格、言行所影响。在他的内心里似乎不存在着“新客”和 “峇峇” 对立或“华裔”和“异族”斗争的阴影或包袱。】

二、我们永远要“饮水思源，不忘掘井人”。

上世纪（二十世纪前半期）新、马两地华族社群里，我们熟悉的几位橡胶业、锡矿业等行业巨无霸有：陈齐贤、林文庆、陈嘉庚、陈延谦、曾玉水、李振殿、李俊承、李光前、陈六使、陈祯禄、陆佑、高德根和林连登等诸位先贤。他们热心公益事业、民族教育事业和社会互助活动的积极参与强化了华社三大社会制度（俗称“华社三宝”或“华社三大支柱”：（1）社团组织–如商团（新、马各州中华总商会）、会馆和庙宇、（2）报刊（如“叻报”、“光华日报”、“南洋商报”、“星洲日报”等）和杂志和（3）教育机构 - 学校等）对民族文化传承和政治觉醒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一）激励、领导华商大规模种植橡胶的两位关键性人物。

为什么说他们的角色是关键呢？在这特殊农商业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领导人物就是来自“峇峇”家庭的林文庆博士（专业医生、实业和金融家、教育和社会改革运动家）和陈齐贤先生（热带植物研究专家），两位闽籍（祖籍都是福建海澄县）先贤都具备科学知识、胆识和创意，又因为通外语（英语为主）同国际社会保持联系和本地新加坡植物园（例如，新马第一棵橡胶树已经在这园里生根发芽的科研信息）在相关领域有经常交流和沟通。因此，林文庆博士从新加坡植物园研究单位也可获得橡胶种植的最新进展或突破的信息，少走冤枉路。

耳通四方的林文庆博士和有机会周游世界的陈齐贤经常走在时代的前头，收集最新商业、贸易与科技信息。所以他们有机会同时也懂得抢先机、占据制高点，后来有人形容他们是马来半岛橡胶业之父。这赞誉对他们来说是受之无愧的，在此领域比起同时代的商界同行们的看法、想法是前瞻性的。例如林文庆博士联合同行友人组建银行（如华侨银行、和丰银行等）和保险（如华侨保险等）公司，以协助华商扩展业务的金融贷款措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时代创举。

（二）多方面捍卫和促进华社的权益：大公无私地与华商群体共同分享种植大型胶园的成功经验，不再让英国商社全面垄断此行业，不需要再扮演中介商角色。持有远见、洞悉先机、与时并进的林、陈两位先贤，于1898年大胆开创具有较大规模的橡胶园种植事业。他们的辛劳耕耘终于获得了满意的成绩和丰厚的商业利润。虽然商场得意但是也绝没有忘形，两位民族意识强和内心无私的“峇峇”商家对橡胶种植成功经验愿意公布于世同大家分享后，再通过在马六甲举行的产品展览会的示范作用来进一步传播此商业信息，此举因此有效地吸引了其他华族商家的注意和兴趣。所以我们形容他们两位为东南亚区域橡胶种植业的先驱人物、商业舆论领导者是绝不会言过其实。

不少眼光锐利的华商纷纷加入开发大规模胶园种植的行列，他们渐渐具备条件同英、欧各国大型商社进行市场争夺战。其中包括后来成为赫赫有名的新加坡胶业巨富、当地商团（如中华总商会或橡胶公会等）最高领导和大慈善家（尤其是对教育领域的贡献）的陈嘉庚（1874-1961）、陈延谦（1881—1943）、李振殿（1875～1965）、李俊承（1888－1966）、李光前（1893-1967）和陈六使（1897-1972）以及林连登（1870－1963）和马来亚马华公会的创办人陈祯禄爵士（1883－1960）等先贤们。

三、小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英国冒险家威克姆带来的橡胶树种子在马来亚半岛（Malayan Peninsula）土地上生根发芽、成长壮大。此经济作物成为十九世纪以来到二十世纪前半期或二战后东南亚华族商家的出口创汇的一颗闪亮之星。但是我们绝不能忘记当时新、马医学第一才子、足智多谋的企业家林文庆博士和杰出农植物业商家陈齐贤的临阵一脚激起了新马橡胶业界千层浪，随着大家对橡胶园扩大种植面积，新、马两地社会先后涌现出一批华裔胶业巨商和富豪。

林文庆博士强调尊师重道的儒家思想和他热爱自己族群文化的言行举止深深地影响了他周围商界友人、文化工作者对教育的重视与关注。做为当代极少数留学国外归来的知识精英，他负有信服力的言论和洞察世变的能力较容易获得华族社群的认可，成了大家的一盏指导明灯。

在整个二十世纪前半期至新加坡百姓取得自治地位（1959）之前，我们见证了新加坡一批为慈善、族群福利和教育事业乐施、献身、甚至牺牲自己身家、地位的华商（如橡胶业巨商：陈嘉庚、林义顺、李光前、陈六使、刘玉水、黄奕欢、高德根等先贤）对华文学校的生存和延续发展做出巨大贡献。【注五】

【注五：新加坡私立中小学校、大专和大学的创立年代表：

1 从二十世纪初到1953年南洋大学的创立为止，几经一番艰苦奋斗和藉着长期不屈不饶的精神，华裔社团及其领导（巨富和有识之士）终于在新加坡这人杰地灵、居于战略、交通要塞的小岛上完成了华社一路通教育大道的宏愿。

2 在没有官方机构的财政支援下，华社先贤不辞劳苦仍然完成了一项创举：由（1）幼儿园（1921“星洲幼儿园”或称“星幼”是新加坡史上第一间华人幼儿园），（2）小学（如1905年“养正学校”、“应新学堂”，1906年“道南学校”、“端蒙学堂”，1910年“育英学校”、1918年“光洋学校”和1935年醒华学校等，（3）中学（1917年“南洋女中”， 1919年“华侨中学”1925年“树群中学”，1935年“公教中学”、1939年“中正中学”），（4）大专（1963年义安理工学院成立）和（5）通往大学（1953年“南洋大学”）的历史神圣使命。

3 此前，“峇峇”社群两位极有远见领袖（颜永成和林文庆）已经分别于1855年和1899年创建了以英文授课的：（1）英华义学（后改称“颜永成义学”）和（2）新加坡华人女子学校】

新加坡共和国  武吉园 - 沈园主

公元2017年11月17日  星期五晚  农历丁酉年九月二十九日

一九七四年“拉裕”号渡轮骑劫事件 - 侧面窥视战后三十年日本和东南亚关系（四） （战后日本又趾高气扬重返东南亚）

一九七四年“拉裕”号渡轮骑劫事件

（The Laju Incident 1974）

侧面窥视战后三十年日本 - 东南亚关系（四）

（战后日本又趾高气扬重返东南亚）

简介：

二次大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主要是指英、法、荷前东南亚殖民地宗主国）集团，本以为从此可以由白色人种独霸整个亚洲和中东区域（1945-1949中国处于国共内战状态，苏联同西欧对立，东南亚面对百废待兴和独立战争），但是意识形态的对峙骤然改变了国际政治格局，打乱了美国的如意算盘。

自孙中山先生领导的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中国用流血方式取得的独立自主地位和成为一个民族国家，也全面冲击和加速了亚洲各国民族主义运动的汹涌澎拜浪潮。英国丢失了印、缅甸，法国放弃了印支半岛，荷兰被赶出印度尼西亚，只有美国本身还能牢牢抓住菲律宾。

原本是受美国军事管理的战败国日本（1945-1950年时期是个一半主权国）、因好战和侵略邻国而自我长期场处于受“孤立”状态（1930-1945），但由于局势的风云激变它反而获得了“咸鱼翻身”的大好机会。醒目的日本紧抓了此犹如天赐之千载难逢良机 – 老大山姆叔叔在1950年《旧金山对日媾和合约》网开一面 （对东南亚受害国等的战争赔偿设定宽松的执行条件和条文解释）。原因是老谋深算的美国的优先考量是，急需在短期内培养和扶持日本做为围堵中国共产政权和越南（北越政权）对资本主义阵营势力与既得权益的威胁和挑战。于是日本扮演了西方防共战线的东方第一前哨战以及造成了中、日两国战后20年无法建立外交关系的障碍。【注一】

【注一。为何1930-45期间日本在亚洲、甚至是整个国际社会是处在“孤立”状态呢？主因是当时的经济和军事强国日本独占了大部分利益（夺取中国大部分土地和整个朝鲜半岛）以及在贸易上同西方争夺市场和资源。面对希特勒德国随时发动的武装侵略和外交威胁，西欧诸国对日本在亚洲的所作所为只能对它采取妥协的态度，可在国际上尽可能孤立它以示抗议。美国则采取隔岸观火的外交战略（包括大做武器售卖生意）一直到日本海军偷袭夏威夷珍珠港为止（1941年），才加入掀起太平洋战争。日本自1895年《甲午战争》军事击垮了腐败无能的清朝、获得极大的赔款以及1905年再打胜俄国沙皇军队，从此更大胆在亚洲大陆横行霸道，逐渐同在东南亚地区殖民地宗主国的英法荷产生了利益上产生不可避免的严重冲突。

1931年9月18日（中国历史称“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发动武装侵略，随后在次年3月1日建立《满洲国》，作为日本吞噬整个亚洲的基地以及确保战略物资（如在东南亚的石油、矿产和橡胶等）的不断供应。打日本帝国果然得逞，整个东南亚在1942-1945年都被日军占领和统治，该地域成为太平洋战争（日本对叠美国领导的联军）的主要战场。】

一、

七十年代是多事之十年：发生多起改变世界局势的事件。

上世纪七十年代（1969-1979）是国际政治踏入冷战（Cold War, 1947-1991）后期三十年的前十年。在这高度动荡的历史时段里我们见证了好多起对世界格局的演变和形成有着深远影响的大事件。所幸它们没成为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单从亚洲视角来看，大家目睹了七十年代初社会主义两大领袖国（中苏两国）的彻底分道扬镳（1969年珍宝岛事件）、紧接着是中美关系解冻和美国总统1971年访问中国（破冰之旅）以及中国重返联合国、中日1972年建交与1978年秋签订了等待已久的和平友好条约以及七十年代末的中、美建交。

亚洲之外，当然另一不可忽略的大事件是伊朗国内动乱和油价飙升后产生的另一回能源危机（Energy Crisis）以及对世界经济给予的重大打击。【注二】

【注二：

1“冷战”何时开始？一般看法，冷战序幕是始于二战结束，两个不同意识形态阵营的领袖（美国代表西方资本主义集团和苏联代表社会主义集团）开始进行世界争霸和多方面（外交、经济、军备竞赛等领域）较劲后，掀开的一个长达近半世纪（1946-1991）没有直接和大范围军事冲突的历史序幕。战后因为双方都拥有了毁灭性核子武器，于是世界局势的稳定是处于恐怖平衡（Balance of Terror）的基础上。“代理战”（如越战和阿富汗内战等）和“外援”取代了“热战”（如两回世界大战），以进行两个阵营之间势力范围的争夺、划分和巩固。明争暗斗的目的是最终要实现各自的战略目标，完成各自的霸业。

2上世纪七十年代可略举的另一部分对国际局势有重大影响事件，其中包括了：1973中东第六战争后的石油价格暴涨（造成首回世界能源大危机）与西方国家经济衰退与萧条、美国总统李察尼克松被逼辞职、1974年5月越战结束与财雄势大的苏联（油钱收入大增）明目张胆南下东南亚、1978年越南公然武装侵占红色柬埔寨国土以及导致了1979年春季的大规模中、越边境战。当时的世界动荡情况犹如处在1962年秋美、苏因古巴飞弹事件有一击触发世界大战，因为当时苏联老大哥与越南已签订了两国之间的和平友好条约，一旦后者被侵略，前者有义务协助后者。

1969年3月发生的珍宝岛武装冲突事件几乎引发苏联要对正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中国进行核子战，因此这很可能会触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但在获知美国尼克松总统不同意苏联的核子攻击战后，也就是说万一战争发生的话，基于战略利益考量美国不会袖手旁观，苏联最高领导勃列日涅夫才被逼放弃此对付中国的毁灭性计划。这是因为如果战争爆发，不准备守中立的美国军事优势显然是对苏联极不利。

此危机导致了中美敌视关系的松动、缓和和逐步修好。七十年代初的乒乓外交（1971年4月10日美国乒乓代表团员史无前例受邀访问中国）便是最好的例证，随后双方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毛泽东和周恩来欢迎了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博士访华（1972年2月21日）和发表“上海公报”，多极世界终于诞生了。当时的媒体形容尼克松总统对华之行是改变世界政治的一周游。】

二、

世界政治风云激变，随时引发改变区域格局的危机。

（一）美国和苏联全方位外交和军事较劲。二战后做为资本主义阵营唯一霸主的美国，原本是要好好地“修理”战败国日本，使它不再具备侵略他国的武装实力。但是变化莫测的国际政治原本设定治理日本的一套惩戒性计划。结果是日本反而成为美国的经济宠儿、外交小弟的战略前哨站（换来的代价：高速经济成长和资本主义阵营第二大经济体）。因为此时同样是不可一世和咄咄逼人的社会主义阵营领袖苏联及其野心勃勃图谋赤化世界的议程，显然是严重地威胁到美国的全球性战略版图和政治与经济利益。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期的苏联集团也同样用有毁灭性或杀伤力强大的武器 – 原子弹。

（二）美国全力遏制骨牌效应论起作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国大陆共产政权的诞生（国民党政府逃亡台湾）以及随后发生的韩战（指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朝鲜半岛战争等因素，中国派了志愿军援助北朝鲜的金日成政权）、越战（二战后近十年的法国与北越之间的战争）更扰乱了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布局。于是“遏制主义”占据了白宫主人围堵中国及其共产思想外溢的外交和军事战略考量。日本、韩国、台湾、菲律宾、南越和泰国成为美国在亚洲的战略伙伴和军援的受益者，明显的亚洲两极分化是欧美列强最乐意看到的政治格局，也是苏联集团虎视眈眈等待下手的时机。为此美国于1954年9月联合亚洲和欧洲部分国家共8成员成立了“东南亚公约组织”的集体防卫同盟，一直到1977年6月解散。【注三】

【注三：1历史著名的奠边府战役是法越战争（1946年 - 1954年）中法国与越南两国之间最后一场战役，該戰役发生於1954年，由北部部队领导的越南全面击垮了法国军事势力。由此法国势力从此全面撤出印支半岛，随后的日内瓦会议决定将越南划分为南、北越两个国家。但基于战略和地缘政治的考量，美国雄心勃勃地介入该地区长期的政治与军事冲突；自哈里杜鲁门总统开始，艾森豪威尔、约翰肯尼迪、林登约翰逊和李察尼克松总统，白宫长期忙着处理越战问题，极度劳民伤财，反战街头示威成为当时的生活常态。更让人惊讶的发现是1971年美国经济史上首次出现了贸易赤字，以后逐年增加。这也许是尼克松总统被逼停战的主要因素之一。2战后的马来亚半岛也陷入高度动荡局势。因权力分配的谈判失败，在抗日战争中有贡献的马来亚共产党部队选择走入森林和地下同英国殖民地政府进行武装斗争，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为止。】

（三）为何美国选择二战主要敌人为亚洲首要外交、军事战略伙伴？在比较和选择日本和菲律宾或泰国三者之间为亚洲主要军事和外交战略伙伴之关键决定，美国宁愿舍弃战时最可靠的盟国之一的后者（菲律宾）。白宫主人宁愿冒险释放出一头暂时受伤和处于卧薪尝胆阶段的亚洲猛虎。

主要原因是日本的工业基础设施在二战期间其实是未经严重破坏，其高素质的日本国民是有能力为国家迅速带来经济复兴与社会稳定，而且不会拖累美国。美国背后的更重要考量是，要在听命于自己的日本（与韩国）领土上名正言顺地设立长期的军事基地（如横须贺、佐世保和冲绳岛等），以便一劳永逸在近距离内围堵和锁住苏联（今日的俄罗斯）、中国和越南（当时的北越）势力对外渗透，符合美国在亚洲的外交和军事战略利益。

三、

天佑战败国又制造奇迹：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一）日本战后再次以经济强国姿态杨威国际、东南亚社会。为何有此局面出现？由美国一手包办和签署的1950年《旧金山对日媾和合约》（Peace Treaty of San Francisco or Treaty of Peace with Japan）解救了被战胜国严厉惩罚的日本，在合约中有关战争赔偿（对亚洲二战受害国的赔偿）条款给予宽松解释。因此，日本不但恢复了主权国地位，又获准建立国家自卫队，还获得美国的财务辅助，得以重组经济和快速提升出口创汇能力。在1956年日本如愿以偿重返国际社会和成为主要组织（联合国）成员，结束了它自1933年以来悍然退出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 联合国之前的国际组织）后长期呆滞的国际孤立状态。这项原本对日本惩戒政策的急转弯是，当时整个国际社会包括英国、法国和荷兰等都感到极大意外和一时不知所措。

（二）为重整经济和居于美国核子防卫保护伞之一，日本不惜在外交上事务上以美国唯首是瞻，充当亚洲反共阵营的最前线。在美国的多方面 “照顾”下，曾一度在亚洲横行霸道超过半世纪的战败国日本，它的经济又有机会再次强势崛起（1945-1970）。果然，战后高速成长的日本经济强劲几乎打遍整个亚洲、欧洲和北美各国无敌手（日本优质家庭电器用品和来势汹汹的汽车出口，逼使欧洲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对策），独领风骚30年（1945-1974）一直到首次世界能源危机（1973 Energy Crisis）爆发为止。经管如此，凭借其以科技为基础的经济优势，高昂的油价并没有过度打击日本的出口和外汇收入。

1979年6月28-29日，日本继续成为参与东京举行的第五届七国经济高峰会议（G7 Economic Summit, Tokyo 简称“七国集团首脑会议”是世界主要工业国（七国：美日德法英、意大利和加拿大）商讨政策的论坛）的唯一非白人国家成员和亚洲国家，风头十足。至今日本参加了四十届会议（2014年），自己也举办了五回（1979年的第五届、1986年的第十二届、1993年的第十九届、2000年的第二十六届和2008的第三十四届）。其实，自六十年代末日本的经济实力的影响力和作用之大超越了亚洲区域，成为国际经济舞台上一个举足轻重的要角了。

（三） 确确实实不可思议的一点：日本成了战后东南亚经济建设的救世主。本来是属侵略国和战败一方的日本，在山姆大叔的辅助和照应下，有了机会能够在战后二十年，以原有的工业实力、不断改进的科技和全体国民的勤奋苦干再次取得了辉煌经济成就。这奇迹或国际竞争优势的建立既令国际社会跌破眼镜、羡慕和妒忌，又令东北亚（尤其是中国和朝鲜半岛）和东南亚各国再次担忧（日本重整武装的可能性）和气愤美国竟然对这个曾经是穷凶恶极的侵略国给予如此“厚待”。

富有和持着优越组织能力的前侵略者又再次“南进”和“慷慨”解囊帮助二战受害国（首选是东南亚国家）提升生活和教育水平。日本以“战争赔偿”为基础的锋利经济外交攻势让当时经济相对落后的东南亚诸国陷入既感兴奋又难堪的处境，因为他们急需要这方面的“援助”。战后和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各国民族英雄（印尼苏卡诺等）确实需要外来巨额资金、科技和专家来进行社会与经济建设，但在亚洲只有一个曾经侵略和蹂躏过他们的国家 – 那就是仅有日本具有此经济条件、财务能力和发展策略以及美国的军事和外交撑腰；英荷法前殖民地宗主国在这方面确实无能为力，因为他们也在忙着各自的经济复兴与社会建设大计。

日本的经济实力最终为它带来了梦寐以求的政治影响力和外交优势。其实，这是该国可预期和必然获得的成果 – 经济、政治和外交战略目标。【注四】

【注四：在美国的安排下，日本成了唯一资本主义国家成员获得参加1955年第三世界国家领袖（如中国周恩来总理、印度尼赫鲁总理、埃及纳塞总统和印度尼西亚苏卡诺总统）在印尼西爪哇岛万隆市举行的首届 “亚非会议”（Afro-Asian Conference/Bandung Conference）；当然经多年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建立的 “经援” 关系的基础上，日本外务省（外交部）在雅加达独立宫说话肯定起了一定的影响力。所以打通苏卡诺总统这一关，做为会议主办国的受邀国出席大会就不成问题了。】

四、日本经济大国地位对战后东北亚和东南亚的影响。

（一）战后另一件政治奇迹：日本发挥东南亚外交淋漓尽致，几乎是一马平川。今日回顾和令人惊讶的是，二战后日本不费一兵一卒, 仅仅在20年内（1950-1970）通过精心泡制的所谓“战争赔偿”外交政策（就是指以物资和劳务对二战期间受害国当给予赔偿为基轴的“吉田茂主义”外交武器），顺利拿下了长年觊觎的东南亚大市场、牢握了战略物资（石油、锡、树胶、木材等）供给以及逐步建立自己回返国际大社会的有利条件。

在国际和东南亚外交层面全力以赴展现它是一个极爱好世界和平和国际合作的国家。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吉田茂主义”（Yoshida Doctrine）外交攻势及其附带的经济甜头逐渐改变了东南亚国家原先对日本持有的敌意、猜疑和不信任态度。日本取得同样重要的一项成就是外交胜利，它成功地排挤了苏联势力（通过军援和贸易）在印度尼西亚（东南亚最大的国家）建立桥头堡的机会。

（二）在美国的纵容和庇护下，日本以和平手段似乎实现了大东亚共荣圈美梦（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处在世界和平初期几乎毫无对手（如英法和荷兰等国）的竞争下，做为对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建设和科技支援国，日本独享协助构建了整个东南亚经济发展构架的机会，使到双方的经、贸关系更紧密联系在一起。东南亚的印尼、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成了日本商品（如重机械、交通运输车辆、电气和电子器材等）的重要消费市场（新加坡也做转口贸易）。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占有经济和科技优势的日本，确实在战后为亚洲和东南亚区域的社会与经济建设做出一定的贡献。亚洲经济四小龙（南韩、台湾、香港和新加坡）之能脱颖而出大部分成果是借助日本的投资、科技和双边贸易【注五】

【注：何谓“大东亚共荣圈”？1940年8月1日，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在为德国驻日大使奥特举行的招待会上，首次提出了“大东亚共荣圈”此概念。此圈子内的地域范围包括了亚洲东部、俄罗斯远东地区，东南亚（中南半岛和南洋群岛）、大洋洲、南亚和阿富汗。土地面积合計795万平方公里，总人口达4.8亿。日本本国与满洲国、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共同体，东南亚地区及其星罗棋布的岛屿作为资源供给地区，南太平洋为国防圈。但是要执行和实现此战略的目标，必须解放此区域，赶走西方殖民地宗主国。至于是否会让各民族在自各的土地上独立自主，这是个打问号。】

五、

日本可能向亚洲受害国为自己的二战侵略行为（包括“慰安妇”和屠杀平民事件）道歉吗？结论是：不会的。

以我个人看法有三个：

（一）日本是中国改革开放前的亚洲第一大经济国，还是紧持着“老大永远不会做错事”的心态。现在做为世界三大经济体之一以及在国际政治与经济层面起着影响力的国家是，更难于放下身段说一声 “对不起”。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掌权的右派和极右派政治集团认为道歉带来的代价太大了，也违背了前代留下来的国家使命。道歉就等于承认侵略和错误，也就破坏了日本是礼仪之邦的美好形象和断送了该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

这类似是而非的论调在战后一代成长的日本极右派政治领袖的脑海里是根深蒂固的，安倍晋三和较早出道的小泉纯一郎前总理是典型的代表者（安培晋三是属一级战犯岸信介首相的外孙子）。生于1948年的河村隆一（Takashi Kawamura，今日名古屋市长）公然否认南京大屠杀之存在而这令人啼笑皆非的言论，则是另一狂妄到极点的例子。

（二）自认是二战时期的亚洲区域“解放者”，甚至是“解放英雄”更不是“侵略者”。十九世纪中期开始的“脱亚入欧”运动的成功使到日本统治阶层坚信自己有能力同西方列强抗衡（两次击败俄帝国军队）和建立区域霸主地位。在1940-1942期间，日本确实先后军事击垮了英法荷部队，让亚洲各民族有机会争取独立自主和建国。印尼、菲律宾、缅甸、越南、印度和巴基斯旦等都在太平洋战争后诞生的国家。在社会与经济建设方面，这些国家，包括新加坡在内都是受益于日本的一群中小型国家。【注六】

【注六：战后日本社会和国民努力塑造爱好和平形象的目的是，在淡化二战时留下的穷凶极恶黩武主义者的历史背景。在1980年代自民党领袖中曾根康弘（Nakasone）当首相后渐渐起了变化，因为他开始参拜靖国神社（在1978年秋季因为内设置了二战一级战犯，如东条英机首相等的牌位。由此开始，日本天皇避开了此神道教寺庙），触及了二战期间亚洲受侵略和受害国政府与国民的敏感神经处。

经他有意、无意开此先河后，后继的自民党派系首相和部分内阁部长视此为先例，不再顾忌邻国如中、韩朝等国的感受或抗议。到了小泉纯一郎和安倍晋三当政的日本，极端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如毫无顾忌地修订原有的和平宪法和对以往战争侵略行为坚决不向邻国道歉。再加上日本教育部对历史教科书有关二战侵略邻国事件给予不同的解说和极端右翼政客的兴风作浪，使到东亚局势更是暗流汹涌！他们两位是属未曾经历过二战的新一代日本政党领袖，没有历史包袱，可持有不同的看法，可用模糊或片面的历史知识来否认日本皇军二战的残酷暴行。

不仅如此，他们还不断争取和致力实现经济实力与政治地位相对称的意愿。例如早在七十年代初，基于经贸密切往来因素，南非白人政权（1948-1994）曾一度以“荣誉白人”（Honourable Whites）来看待日本人，免受到对有色人种和黑人的歧视待遇。这使到有人种优越感的日本人更加觉得飘飘然！】

（三）膨胀种族优越感的继续作祟 – 怎可向劣等民族致歉的心态。明治维新运动（Meiji Restoration Movement 对外向西方学习吸取科技知识，对内不断改善管理制度和提高生产率）开始后，本来就是内心自认是亚洲领导者的日本帝国的如意算盘，就是是一统亚洲地域，独霸一方以抗衡西方势力的入侵。二战后日本能在短期内通过高新科研成就和高效管理制度取得快速经济复兴并超越绝大部分西方列强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这罕见的成就或称奇迹又自然而然更深地激发了日本人的种族优越感，扑灭了可能要反省战争罪行的（有预谋对平民的大屠杀：中国南京、英殖民地时代的新加坡和菲律宾马尼拉）火苗。

【注七】

【注七：日本人永远不会忘记1853年7月8日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官、海军准将马修佩里舰长用大炮轰开幕府时代的日本锁国大门，带来的耻辱、教训和启示；此事件也造成了日本极度排外的心里因素。日本人认识到只要拥有了先进科技和武器是进入世界强权政治的门槛，所以，更不会忘记两颗原子弹威力带来的惨痛后果。日本战后卧薪尝胆和默默耕耘20年，借助科技、管理和勤奋奇迹般地把经济搞上来了，成为欧美经济先进国的强有力竞争者。在科研领域日本一点都不落后于任何国家，今天的日本学者和科学家是亚洲人种中获得诺贝尔奖人数（共有22位）最多的国家，人口大国的中国和印度在这领域远远被抛在后头。由此推论，日本国民不产生种族优越感才怪呢】

公元2017年1月27日（星期五晚）

新加坡共和国  武吉园 – 沈园主

注：七十五年前（1942-2017）的今天，日本皇军已经四方八面包围了在抵抗中的新加坡联军，其中包括本地的华人义勇军部队。第二天（1942年2月15日）晚间8时:30分，英军领导的联军向日本山下奉文中将（Yamashita Tomoyuki）率领的日本皇军弃械投降，十万军人顿时成为战争俘虏。日本皇军再以检证为借口，三天内大举杀害上万（据估计在五万人以上）新加坡壮丁（18- 50岁），以报复他们协助中国大陆进行抗日活动。

新加坡岛也改名为“昭南岛”，受日军占领和统治三年六个月（1942年2月–1945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