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庆瑞博士与邓小平

                                                    （吴博士为何出任中国经济顾问？）

简介。

新加坡共和国第一副总理吴庆瑞博士（1918-2010）同中国最高领导邓小平（1904-1997）首次会面是在新加坡，日期是1978年11月12-14日，也是事关中国未来命运的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和决定改革开放政策前五周。在这小岛国，这位务实的中国政治“不倒翁” 认识了新加坡的经济“魔术师”和国家财富创造者 - 吴庆瑞博士，也视察了后者的得意代表作 – 为新加坡提供工作岗位和创汇基地的裕廊工业园区（Jurong Industrial Estate）。园区的规划、管理和相关政策、制度以及周围的公共组屋，给他留下深不可灭的印象和触发了他多方面的灵感。邓小平当时真诚希望吴庆瑞博士退休后，能够到中国分享他的相关经验。吴庆瑞博士也爽快地答应了，于1985-1991期间参加了神州大地的建设。

吴庆瑞博士在新中两国正式建交（1990年10月3日）前五年，其实他已经频频同中国高层领导，尤其是以谷牧副总理为核心领导的改革开放团队的忠诚捍将建立了好关系和沟通渠道，提供不少及时和管用的意见。例如对当时人民币值的高估，他建议中国逐步调低以提高出口货的竞争力和加速外汇的累积。他也曾大胆建议深圳市领导考虑以土地出租来筹集资金办基础建设。对长期呆在计划经济圈子生活的领导班子来说，这些点子是“革命性”和前瞻性的，但要“杀出一条血路”，中国得认真考虑！今天四大经济特区的发展和进步大家都有目共睹的。

吴庆瑞博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年10月1日诞生以来，于1985年中成为正式受聘为来自外国的首位经济事务专家，特别为中国沿海经济特区的建设出谋划策。在当时的情况来说，他在20年（1959-1978）内创造的新加坡经济“奇迹”所累积下来的经验和采用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发展模式，恰好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可参照和借鉴的经济治理“处方” 。在探索经济建设的崎岖道路上，眼光独到的邓小平为中国国务院领导找到这一位来自第三世界的“外脑” 。吴博士本身也愿意同中国一起“摸着石头过河”，为中国创经济“奇迹”尽一点绵力。

（注：1978年11月中国最高领导邓小平到东盟三国（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和缅甸的两周之旅意义非常重大，影响也非常深远，超乎当时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前苏联的意料。其中对新加坡最关键性的一项发展就是双边关系朝向正面的变化 - 新加坡对华政策的大调整，吴庆瑞博士于1979年5月上旬首次访问中国，见了不少政要和军事领袖包括华国峰、胡耀邦等。1979年春季的中美建交和长达一个月的中越边境战后，新加坡民间访华人数大量增加；新中双边贸易迅速增长，新加坡成为中国除香港外的最大转口贸易站。1979年12月29日，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了贸易协定，于1980年8月14日两国签署协议，再以执行贸易协定的名义，互设具有使馆主要职能和外交地位的商务代表处。1981年9月陈松川先生，前任贸发局局长出任首位新加坡驻京贸易代表；中国第一个商务处就设在Dalvey Road off Stevens Road, 前新加坡国立大学附近。1986年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访问新加坡，两国也签署了两国免除双重征税等多项协议；在这之前的1985年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吴学谦也官式访问狮城，讨论双边关系。）

吴庆瑞博士是中国国务院第一位外籍经济顾问。

退出新加坡公职生涯后不到半年（1985年5月中旬），吴庆瑞博士为何毅然接受此职务 - 沿海经济特区发展和旅游业的顾问？他的特别任务就是对中国（深圳、珠海、厦门和汕头）的建设和旅游发展提供建议，做为政策制定的参考和评估。这是一项史无前例严峻挑战，因为要在计划经济环境里搞市场经济是一个新和大胆的尝试。其他外国热门人选，如日本经济大师前任外交部长的大来佐五郎博士（Dr Okita Saburo）、香港大商家董建华、李嘉诚等以及不少的海外著名华裔经济学家都没入选，照常理也不会轮到小岛国的人选。所以，最引人深思的一点就在此处：为何独具慧眼的邓小平看上吴博士？答案可能是“要知山下路，须问往来人”的道理。他是当时在位的经济建设理论家，也是公认的政策实践家。

媒体当年的相关报道确是令大部分国人深感惊讶但也为他而感到骄傲，因为一位小国的前内阁部长既然当上了世界人口最多国家的经济事务“师爷”。相信国人的自然反应犹如当年林文庆博士（1869-1957）被邀出任中国国民政府的卫生部长一职一样地先使国人惊愕和后振奋。其实，当时惊讶之处倒不在于吴博士可否胜任的问题而是他的以往政治立场和两国政治制度的差异以及他能否及时处理这些“问题”？他是一位公认的实践社会科学家，一天都闲不下来的政治人物。他官位高至一国副总理级，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人们好奇和想知道他到底需要同多少位中国政要或行政领导汇报工作？又可获得何等级的待遇？（注：林文庆博士没接受大总统孙中山的邀请去当官，反而当上了陈嘉庚创办的厦门大学校长；结果两人都为教育倾家荡产，但是永垂千史。）

当初社会人士问号多多，因为他接受此职务的可能性不大。

早期（1960年代）当执政党高层领袖之一的吴博士个给多数华文教育百姓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一位不谙华文的标准“峇峇”政治人物和满脑子都是西方文化的华裔部长和持着强硬的“反共”立场。例如在新加坡独立后的几年间，他掌管的部门（当时的国防与内政事务）是负责颁发大学 “入学准证”（Certificate of Suitability），旨在防止激进派或左倾学生渗透高等院校，使得受影响的部分家长怨声载道，抗议有失公平。（注：峇峇来自马来语的音译“BABA”，指中国人移居南洋群岛后多代土生华侨家庭只会说英语和马来语的男性，部分族群中还保存着部分华人文化传统和略晓自己族群的方言，如闽南、广东、潮州和海南话；女性则称为“娘惹”）

整个六十年代上半段，人民行动党（PAP）领导层同当时势力旗鼓相当的左倾在野党 - 社会主义阵线（简称：“社阵”，新加坡国语是：Barisan Sosialis，英语是：The Socialist Front）进行一段非常激烈的政治斗争。执政的行动党最终援引了“内政安全法令”（Internal Security Act/ISA），以参与颠覆国家活动为理由逮捕（史称：“冷藏行动”，英语：“Operation Cold Store”） 和不经过公开审判长期拘留主要和具有影响力的社会主义阵线高层领导（活跃工运领袖如林清祥、方水双、专业人士如傅树楷医生、林福寿医生、陈仁贵、兀哈尔和谢太宝等），方才把新加坡社会局势暂时稳住。在1963年的第二次立法议会选举，分裂后的人民行动党再次（51议席中赢得37席；13席归社阵和最后一席由人民统一党王永元所得）以多数席位赢得政权。由此，新加坡开始进入了威权型政府时代，一切以经济和社会建设挂帅。随后紧接着在野党议员的全面退出国家议会（Parliament），在没有争锋相对的局面下，政治上的一路平川给予了新加坡完成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机遇。

接受顾问一职意味着吴博士立场的改变，人们的思想难于及时调整。

深受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熏陶和怀着根深蒂固的市场经济运作经验的吴博士，能够为以计划经济为主导的中国提供什么协助或做出什么贡献？双方在经济建设上的处理和看法肯定大相径庭，难于折中，这是第二观点。第三，地小人寡的岛国经济模式可能不适合套在地大物博和人口众多的中国大陆来运作。最后一个有趣小疑问：我们这位沉默寡言和受西方教育的“峇峇”副总理能同中国高层领导亲自和面对面用华文有效沟通吗？频道可能相同吗？

探讨一下吴庆瑞博士接受中国国务院聘书的背景和因素。

虽然是事后孔明来论此事 - 吴博士为中国沿海经济特区出谋划策的事实，说明了当时身为普通百姓的观察是有点偏颇的但也难怪。其中值得指出的重要和有趣的一点与媒体报道不同的：就是他未领取中国国务院的薪酬。据可靠资料来源证实，吴博士没接受中方酬劳，因为当时中国经济还未上轨道，正需要各方友人的帮忙和支持。当然，吴博士也不是单为了酬劳而来，他的养老金足够他用一生。大家也都知道他是有名的节俭部长，在世期间日常生活是相当朴素的。

谈谈吴庆瑞博士个人决定同中国政府合作和提供咨询服务的背景。

首先，舆论提及吴博士是乘党内进行大换血以及自己已经完成了建国任务后，二十五年已过正好是他交棒的时候。因此，我认为因吴博士已不再是政治人物，在没有损害国家利益前提下，他有选择新合作伙伴和结交新朋友或开拓新天地的自由。他选择中国的其中一个主因是中国主动邀请他出任顾问一职。他预见中国在崛起后的影响力对国际社会太大了，新加坡乘早交上这位急需要合作的文明大古国的朋友，肯定是错不了的，因为在可以获得该国第一手经济建设资料和政策走向，他可为新加坡抢先机和占制高点，将来两国的各领域合作机会就多了。

另外，中国也是吴博士远祖的家乡（福建）。据陈淑珊女士（陈女士是吴博士的媳妇）的研究资料指出，吴博士幼年时候心中的“祖国” 是中国大陆。民国时期（1920年代中期吴博士在英华小学读书）的中国还是处在贫穷衰弱和军阀割据时代，他希望自己将来成为一位工程师，为中国的脱贫强大做出一点贡献。所以退休后，有机会以自己的专长和宝贵的经济建设经验为中国服务是他的个人心愿。我个人也观察到，他这一代大部分华裔（包括多代土生土长的“峇峇”国人）国人都怀有或多或少的中国情结，就像人生跨世纪（十九世纪后半期到二十世纪中期）的林文庆医学博士（祖籍福建，1869生于马来西亚槟城州）和伍連德医生（祖籍廣東，1879生于马来西亚槟城州；1910年阻止和控制中国东北肺鼠疫的蔓延），两位英女皇奖学金得主同中国也有紧密的关系并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前者差一点成为国民政府的卫生部长。（注：林文庆博士最后选择出任厦门大学校长一职。）

其次、我们也许忽略了吴博士的务实办事作风和新加坡一向广交朋友和睦邻的坚定中立不结盟外交政策。政策的推动着重在其可行性和效益性以及配合国家核心利益为考量，他不为思想和主义框架所捆绑；新加坡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自治时期开始，不但同中国继续保持双方张久以来的贸易关系，更许可中国银行（Bank of China）继续经营业务（据报道，在大马期间，新加坡曾抗拒中央政府要关闭新加坡中国银行的指示）。新加坡也设立“国际贸易公司”（如INTRACO）同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等国家）进行物物交换贸易，以充分发挥新加坡作为区域贸易转口站的传统角色和作用。（注：独立前后，新加坡同无邦交的台湾也保持紧密往来）

第三、还正在茫茫大海中找寻经济建设模式的中国，可能是吴庆瑞博士未来更大的发挥舞台。洞悉环球经济局势走向和机遇的到来的他，会极力逮住这个可参与的机遇。凭他锐利的政治嗅觉和经济合作视野，他掌握了一个实质要点：从长远利益来看和在顾全大局的考量下，中国大陆的稳定和经济崛起有助于稳定亚洲和国际政治局势，也有利于新加坡经济和产业结构的区域化和国际化（新加坡1970年代末开始进入经济转型期-迈向科技密集型工业和为必须外移的工厂找出路）。

最后一点、在接受聘书之前，吴博士有了足够的时间（1979-84）细心观察、了解和确定中国已经逐步迈向开放道路和搞建设的决心，新中双边关系也急速提升到实质性的国与国之间的层次。这期间中国政府言行一致：中国不再输出“革命”，例如设在湖南的马来亚共产党（Malayan Communist Party）广播电台停止播放反东盟政府的言论（注：这是邓小平1978年11月12日访问狮城时答应时任总理李光耀的要求）；中国重点所在是忙着如何以较快速度拉近同先进国在各方面的差距，同时需要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以及协助创建国际和平局势。1979年春季的中、越边境战和中、美建交说明了这一观点和分析是正确的。（注：此次战争带来了十年以上的和平和稳定局面，并阻止了在前苏联撑腰下越南武装势力的继续南下；较早之前越南已经武装占领了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柬埔寨，骨牌效应即将发生。）

经由曾搞过经济建设和具备国际战略眼光的最高领导邓小平的推荐和赵紫阳总理的任命，吴博士相信中国国务院会欢迎他的参与，也可能参阅他的建议和意见。中国安排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同他就经济特区的建设课题频频对话和切磋，尤其是对负责国际贸易部门在组织的强化和相关法律条文的制定以及专业人员的培训提出不少宝贵意见，说明了中国高层对他做出汇报的高度重视。（注：在周恩来当总理时代，谷牧副总理就专注搞经济和基础建设项目；中国媒体称他是 “改革开放总工程师”；其他对改革开放政策忠贞不渝和思想开放的经改派捍将，包括习仲卿、杨善昆、任仲夷、汪道涵、江泽明、梁灵光、袁庚、宋任穷和吴南生等。 迟至2013年的今天，广东省的领导和专家还是在强调和不忘借鉴新加坡的发展和管理经验）

邓小平对吴庆瑞博士的邀请是真诚的，因为邓小平不需要说客套话。

有外国媒体曾经挖苦新加坡国人说，邓小平在九十年代再次赞誉新加坡管理好和值得借鉴的经济建设模式，只是这位领导的客套话，间接讥讽新加坡在自我陶醉和沾沾自喜。这一评论有欠公平，布仅是显示评论者没有认真或深一层了解当时中国的处境和所需要的合作，同时也是对这位中国领导人不够尊重。

回顾中国从十年“文化大革命” 的困顿与萧条之中走出来和面对的局势以及如何走下去，是大部分领导谁在心中都没有谱的事。当时中国经济几乎破产，谷牧副总理的1978年5月到西欧五国经济考察报告出炉后，忠实的内容报道震撼了整个中南海高层，其中特别指出中国同西方工业科技水平之间的大差距。同年秋季邓小平的日本之旅再次确定了这个令人惊骇的事实 – 中国科技大幅度落后于西方和日本。同是战后和中国处在百废待兴困境的日本也是战败国、侵略国，但在仅仅三十年（1945-1978）内的开放和建设又跃升为世界七大工业国之一。

中国虽然本身有不少的著名经济专家 (如于光远、吴敬琏、赵人伟和严以宁等)，但就是较熟悉前苏联的经济模式，对西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国际贸易制度则是不熟悉，例如中国对如何利用外资包括商业贷款来开发经济和输入高新科技来快速提高生产水平这方面，中国官员是缺乏认识和了解。当时处在一无先例可鉴、二无经验可循的情况下，中国确需要一位像吴博士这样有条件和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外籍经济建设兼国际金融管理专家，向有关部门提出适宜建议和有效治理之道。

1978年11月访问狮城的三天期间，邓小平以坦诚的心胸请教前总理李光耀新加坡是如何在二十年间（1959-1978）成功地把经济和社会管理搞上去，李的答案是教育两个字。关于经济建设，他极力建议邓小平向吴庆瑞博士请教 – 实现新加坡经济“奇迹” 的首席策划师。邓小平虽然心中万分焦虑国家的落后但他要办到的就是中国绝不能再丢失第二次机遇的到来 - 借助国际机构和国与国之间的贷款和科技合作 ，来逐步推动国内经济和基础建设；无论如何中国得将它把握住，再不能像1950年代中期毛泽东失掉的那一次机会。他深信眼前的吴庆瑞博士，就是他可遇不可求的真正海外经济建设专家之一。

影响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制订前的关键性海外考察结构和报告
1978年	4月国家计委和外贸部 派港澳经济贸易考察团，进行实地调研工作和了解两地的经济建设，为中国将来的政策制订准备数据和参考标准。
1978年	5月谷牧副总理率领中国第一个对外经济考察团，对西欧五国（西德、英国、法国、瑞士、丹麦和比利时）的资本主义经济管理制度和成就作了全面性的了解。西欧科技水平之高让中国代表团惊叹，同时也激励了中国奋起和快速直追的必要。商业贷款发展经济和促进国际贸易的概念注入了官员们的脑海里。
1978年	10月22-29日邓小平访问已经建交了六年（1972）的日本和签署两国友好条约。 走访日本大企业如汽车工业、电子工业和钢铁工业是他此次考察的主要事项之一；在此他深深地理解和了解了现代化的概念；对日本战后经济的快速崛起（1945-1978）和成为七大工业国之一的事实，使到他对实现中国四个现代化的决心和信心更加坚定。
1978年	11月12-14日邓小平访问非邦交国的小岛共和国新加坡，是亚洲经济四小龙之一。基于外外交考量或政治因素，新加坡也是他唯一可以访问的国家。对新加坡的经济和社会管理制度留下深刻印象，尤其是公积金制度、社会秩序井然、公共组屋和外商云集的工业园。来自资本主义国家外商的工厂提供了就业机会和作出出口创汇的贡献。 邓小平回国后的四个月内，国务院于1979年3月批准处在广东省内的深圳设立了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为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勿庸置疑，对他新加坡和香港的经济发展模式起了参照和借鉴的作用，两国便是他“摸着石头过河”的稳固“石头”。

武吉园主敬上2013年12月12日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