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建国一代谈历史 - 共同认识国际恐怖主义对新加坡的威胁

新加坡建国一代谈历史 -

共同认识国际恐怖主义对新加坡的威胁。

简介：

何谓恐怖主义（Terrorism）？根据维基百科（Wikipedia）资料：“恐怖主义一般是指有意制造恐慌的暴力行为，意在达成宗教、政治或意识形态上的目的而故意攻击非战斗人员（平民）或將他们的安危置之不理，这类行动由非政府机构策动”【注一】。在这双方势力不对称冲突当出现中的防不胜防袭击，恐怖组织（通常是势力或人数较小的一方）的共同特点就是肆意向无辜和手无寸铁的平民使用暴力（通常是在人群众多场合引爆炸弹或炸机或威胁人质生命等），造成最大杀伤力和破坏事件，為团体、思想或个人（如独狼之类）爭取注意或重视。

1972年5月30日晚三位日本赤军（Japanese Red Army/ 日本语发音Nihon Sekigun是一批学历高对现状不满的日本政治极端份子、恐怖份子组成的；2000年后消身匿迹）在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路德（Lod Airport）机场，以机关枪扫射进行一场大屠杀（据统计26人死亡、76人负重伤，他们绝大部分是在等待领取行李的无辜旅客），可视为国际恐怖暴行最典型的一例、也是当代跨国恐怖份子的祖师爷。另一例子是2011年7月22日同一天先、后发生在北欧国家挪威首都奥斯陆市的爆炸和枪击事件以及烏托亞島大屠殺，此是21世纪的人为惨剧（两处三案造成91人死亡，干案同是一位32岁挪威白人公民布雷瑞克，据说他与当地一个极右翼组织有关联）。

近代科技成果的惊人效益（如体积小而威力大的炸弹和互联网的广泛、闪电式传播能力），使到单独一人或一小批人便可以干出惊天动地、惨绝人寰的恐怖事件，甚至一举摧毁了一个地区的重要基础设施。因此，我们不难想象由一个有组织性和有财源的多人组成的恐怖主义团队所发动的恐怖袭击，结果将是灾难性或毁灭性的。一谈起早十年（2001年）不幸发生的美国“9.11”跨城市恐怖袭击事件，对此惨景至今大家记忆犹新，一触及心里非常不舒服、难过，但它也成为大家可经常用来警惕自己的防恐和反恐历史教材。

【注一：遗憾的一点是，由于各国都坚持着对恐怖暴行的各自看法和衡量尺度，主要的还是政治观点，至今联合国未能对恐怖主义下一个四海皆准的定义，对多件发生过的恐怖袭击与民族间斗争难于划清楚两者之别。对此类争议，大家可参阅百度百科对恐怖主义定义一文的简介和说明。

特拉维夫路德机场惨案发生后，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于1972年11月18日了成立恐怖主义问题特设委员会，探讨制裁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措施。一系列反恐怖主义公约于1973年起连续出炉。2001年美国9.11震动世界的骇人恐怖事件发生后，联合国大会一面严厉谴责此一暴行，一面通过有关应对措施和条约，但还是没有对恐怖主义下个定义，此一进程停滞不前。联合国发表的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名单又有别于美国的名单】

恐怖主义的起因很多，大家有必要深入认识：

其中经常听到的原因之一是，国家贫苦落后和政权专制腐败，部分人口以恐怖行径做为破坏和反抗；其二、在一个社会里贫富悬殊持续，被歧视或被忽略的一群只好诉诸武力要求改善；其三、一国之内民族分裂（例如伊拉克与国内库尔德族人的长期对抗、淡米尔之虎与斯里兰卡政府之间的激烈武装对抗以及南斯拉夫解体后成员国之民族斗争）或长期宗教纠纷造成的（例如泰国南部种族问题交织宗教的纠纷、伊拉克境内逊尼与什叶两宗教派系之争等）。新加坡不存在以上社会、政治现象，但不幸的是，我们依旧是东南亚区域恐怖组织（“回教祈祷团”，英语简称：Jemaah Islamiyah/JI）锁定和要摧毁的目标。所以，一个独立主权国家会成为一个恐怖组织的攻击对象是还有其他难于理解因素的存在，也可能是“莫须有”的罪名。

我们不妨探讨什么因素致使新加坡成为恐怖份子的袭击目标，甚至还被视为眼中钉？

对此，我个人的了解是因为我国是资本主义经济圈内的一成员、一向被视为美国的友邦以及对以色列友好（上世纪六十年代独立初期，在没有其他国家愿意伸出援助之手时，信奉犹太教的以色列协助新加坡建立国防；可惜的是，新加坡同时对海湾国家的友善立场却完全被忽视）的其中一个亚洲国家；新加坡也同阿拉伯国家有贸易往来、提炼他们的原油和供应到世界各地。

由此可见，一旦任何事件（如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后，1973年年末阿拉伯国家等对西方国家和日本发动 “石油禁运” 以教训他们亲以色列的外交立场）被全面政治化后，涉及事件的主要组织的对付目标就被快速地被跨地区化、国际化。这说明了1974年初为何新加坡毛广岛（目标是计划炸掉岛上石油提炼厂）成为远在中东巴勒斯坦解放阵线（两位日本赤军和两位巴阵/PFLP游击队成员组成的恐怖团队）的炸毁目标。原因或他们的借口：一、新加坡是西方盟友，二、新加坡的能源出口“干扰”了他们惩罚西方和日本等国的战略。【注二】

【注二：

1. 1974年1月31日发生的恐怖事件是新加坡对立后面对的首宗国际恐怖袭击事件，史称“拉裕渡轮事件”, 英语称为：The Laju Incident。炸厂未得逞后，他们劫持“拉裕”渡轮逃到公海，但被新加坡水警（Marine Police）团团包围；经过一周谈判，结果四位恐怖份子在13位新加坡政府官员的陪同下，乘日航专机离开新加坡到中东区域去。

2。第二宗是发生在1991年3月26日的新加坡航空劫机事件。4名巴基斯坦激进份子劫持了新航117班机（由吉隆坡到新加坡），并要求巴基斯坦政府释放被拘留在牢中的政治人物，但两天后在新加坡机场全部被被新加坡特种部队击毙，人质没伤亡。

PFLP - The Popular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Palestine  当初仅是巴勒斯坦组织内一个右翼小组】

当然，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和科技的快速进步带动了世界迈向现代化和一体化的大道，但同时威胁到一部分属于传统（特指经济落后和不愿意与时俱进）世界人民的生存和生活方式，他们当中的宗教狂热份子趁机挺身而出，以各种极端、不惜代价和不可思议方式进行反击，以保存自己的文明。他们通常采取的一招，便是趁对方不备之时，使用暴力、大规模破坏和毁灭生命手段来达到目的。他们能获得资源和外部支援，就是利用一小部分极端回教原教旨主义者巧妙地引用和特意曲解“圣战” 一字的内容（Jihad：据维基百科说，字面上并非指 “神圣的战争” （Holy War），较正确的意思是指：“斗争、争斗” 或 “奋斗、努力”），通过免费但影响力极大的网际网络吸引和误导了许多血气方刚、富有正义感的世界各角落青年为自己所谓的 “伊斯兰化” 理想中国家（Daulah Islamiyah）效劳、殉道、升天。这一纯粹为死亡而战斗牺牲的绝招（如炸弹杀手伎俩）的运用弄得经济先进国和发展中国家（如印度、斯里兰卡和印度尼西亚等）穷于应付、甚至束手无策。

另一促使回教极端宗教主义者或民族政治狂热份子能够在短期内各地招纳一心一意为其效劳、牺牲的年轻支持者的诱因是，主导国际政治大国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自二次战后（1945年），大家目睹了国际强权政治横行多年，有的国家把自身的一套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强加在他国上，由此引起部分国民的反抗 – 游击战术和恐怖袭击并用长期“干扰”你。

双方长期对峙的终于在二战56年（1945-2001）后，以 “9.11” 事件的爆发而达到高潮和告一段落。2001年9月11日由在阿富汗 “基地组织”（Al Qaeda）处心积虑策划和在同一天内发动对美国（纽约市标志大厦为主要目标）几个主要城市进行一连串（上午几小时内）的自杀式空中袭击，结果造成了极大的人命伤亡、财产损失和受害一方的日后以牙还牙。对此惨无人道的暴恐行径和人间大惨剧，世界各国给予最严厉的遣责，联合国随即也成立反恐委员会。随后的十几年以美国为主导的大规模 “以暴治暴”  战略成为国际反恐斗争的主轴。

经历了十年劳师动众的追缉，2011年5月2日 “基地组织” 精神领袖和恐怖袭击计划设计大师奥萨马.本.拉登（Oussama ben Laden 1957-2011）终于被美军伏诛了；但是各国面对的恐怖威胁并没有因此停止，更别说是消失。这被捅破了的“马蜂窝”蜂群四处流窜，助长了其他区域的恐怖组织，尤其是在穆斯林信徒居多的东南亚（主要是菲律宾南部、泰国南部、马来西亚和印尼）群岛是他们选择做为潜伏、养精蓄锐的“天堂”（这一带土地肥沃、森林茂盛、更没有寒冷的冬天、时机一到就可发动攻击）、理想的再创业根据地(最终目标：建立一个跨区域“哈里发帝国”)。以同样的伎俩，他们只要使用经歪曲的“圣战”（Jihad）字眼，便可以说服当地血气方刚的年轻信徒、甚至是公务员和专业人员带者家眷到中东（2013年后的叙利亚）参与战事；这一行径让西方领袖把回教和恐怖主义画上了等号，加剧了各国回教徒和非回教徒之间的误会、仇视和暴力事件的频发（如在法国的种族冲突和英国的火车站爆炸案、白种军人当街被回教徒砍死等事件）。

本.拉登的继承者出现了 – 更可怕的伊斯兰国组织崛起。

消灭了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后和美国快速撤军以及西方对叙利亚的制裁结果，带来了反而是更加动荡、失控的中东局势。近两年（2013-2014）横跨伊、叙两地区和逐日壮大自称 “伊斯兰国组织”（ISIS: 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Al-Sham）的恐怖组织，不断以武装力量攻占自己的国家（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国土）、夺取油田和公然挑战西方世界（进行公开斩首西方媒体人员、强杀战俘）。这不但违反了人道主义，而且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安全和秩序构成了严重威胁。急不及待的美国带头号召国际社会成员组成反恐联盟，以空中轰炸进行反击、报复，阻止该组织势力蔓延。至今共有六十多个联合国成员国答应以各自的方式参与（据报道，新加坡是其中一员，派遣的部队只提供辅助但不参与实际战斗）进行反恐。

新加坡的反恐对策。

多元文化、多元种族社会的新加坡舆论认为，单靠武力仅能暂时抑制问题，无法有效扑灭恐怖主义的火苗，新加坡政府领袖经常在国际场合强调大家必须同时通过教育和心理战同对方举行平等对话，这才可能有机会制止恐怖主义浪潮继续发威和制造祸害人类【注：三】。我个人认为，目前摆在大家眼前的历史事实是，多年来世界强权政治对回教世界已造成的心理创伤是较难治理的。西方处事的双重标准更让他们的极端政治领袖振振有词地和有效地凝聚了反西方、反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势力和同情者、有组织地在世界各地大搞破坏和恐怖活动。国际社会确实必须认真考虑运用武力和非武力双管齐下战略面对恐怖主义组织的长期挑战、也是近代国际关系体系里的一颗毒瘤。

面对安全和生存受威胁的严峻情势，中、小国如新加坡等大都处在被动的一面。目前除了做好自己国内各方面的防卫和应对措施（继续以教育和政策强化社会凝聚力、增进民族了解和宗教容忍度以及强化防卫力量等），似乎只能采取以“先发制人”之非武力策略（法律禁止公民入境恐怖主义国家或地区；严厉管制有疑问的国外汇款、拘留嫌疑犯、经常举办回教教育说明和对话会以及经常参加国际或区域反恐会议等）作为自保之道。至今证明，新加坡采取的防卫策略和措施是有效的，前提是各族群必须继续紧密合作、团结在一起和不断提高反恐意识。

【注三：新加坡政府政策是平等对待各民族（教育和就业机会）及其信仰的宗教，并通过当地民间回教事务组织 -“宗教改造小组”（Religious Rehabilitation Group, RRG）对症下药,给予受拘留的回教祈祷团成员、恐怖份子长期辅导、对“殉道”（Jihad）提出正确的解释】

新加坡共和国 武吉园主

公元2014年12月15日 星期一早晨

新加坡武吉园主的历史记忆 - 认识我们的先辈

新加坡武吉园主的历史记忆

新加坡共和国诞生已经近半世纪（1965-2014），建国一代对过去大部分事情记忆犹新。你和我以及年青国人、各位朋友，大家共同来尝试书写各自的平凡或不平凡故事，好让下一个五十年的新加坡国民有机会翻阅我们走过历史上某一段崎岖之道路和奋斗历程。就像我们这年长的一代经常回顾英殖民地时代和日本统治时期各族百姓及其领袖经历过的艰辛生活逆境，再总结他们的经验和吸取宝贵教训后，带着满怀信心去面对时代的挑战。

2012年我读到一一篇国人写的文章，字数不多但内容却可令人深思、趋向共鸣以及激励性之味也浓。我个人非常赞同他其中一句肺腑之言，他用心良苦地催促大家：“尽快在遗忘之前补缀历史记忆”，似乎在告诉大家记载历史人人有责。的确是，任何人一到自然衰老期或抵抗不了病魔，最后只好同心爱的祖国和亲人说声再见，但是我们讲过的话或曾经提出的观点，尤其是智慧之言是可长久留在书本或录音带里，供后人参阅、借鉴和评论。

一、共同建立新加坡历史资料库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我鼓励和支持大家，包括不是搞文字工作的建国一代同胞，凭着自己至今还清晰的记忆或还未模糊的亲身经历和观察，并且还有能力讲述历史某一事件的细节、意义深远的社会活动、族群之间温情的一面或各领域领袖们留下给百姓们印象深刻的个人事迹等等，我们尽可能去做笔记或请好友或同学写成稿件或发表于报刊等。由于观察角度的不同，我认为普通百姓也好，知识分子也好，他们这一生所闻、所见、和所做过的事留下的真实记录可增添和丰富国家历史篇章。也极有可能一个人所提及的一个简单事实或一个小观点，很有可能在无意间协助了历史或社会史学家找到了解谜或揭秘线索或部分解答了历史悬案

【注一】。

【注一：重提刚刚诞生（1949年）不久的新中国对美国关系急转弯的原因探讨 - 1980年代初我在东京工作的一位美国朋友告诉我，上海解放后的两周内，中国对外政策发生急转弯（本来对西方态度是友善的）。当时（1949年）仅仅二十出岁在上海上班的这位美国朋友，在办公室（船务）见到一位中国政府年青特派员急不及待通知他们说，“外国人你们可以继续留驻这儿”。可是一周后，同一位代表再出现在他眼前，并下令他们全部滚蛋。他很想知道为什么有如此的180度政策转变？随后共产中国便“一面倒向”苏联阵营。这一个有趣和让人深思的问题从此就在我脑海里盘旋了好几年。

据后来（已经进入了21世纪）我另一位朋友说，上海解放后周恩来曾电报美国政府，表示有意同美国领导进行会谈、洽商局势，同时告诉对方，如没有此意愿，就当做没受到此信息，作罢。不幸的，此电报落在当时彻底反共的国务卿杜勒斯手上，据说他也没有通知杜鲁门总统，便将之丢进垃圾桶。

此一偏激的个人之举动带来了中美两国20多年的对峙关系（1950-1971），一直等到1970年代另一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的出现来解套和尼克松总统亲自出访中国，在北京首都机场特意趋前握住周恩来总理的手、释出最大的善意。为何尼克松有此大动作而且当时两国还未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据了解，在50年代初一次有关越南局势的日内瓦和平谈判会议上，杜勒斯曾下令美国外交谈判官员不得同中国官员握手，肆意奚落对方。结果应验了中国人一句老话：“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二、让年青一代国人熟悉国家历史的关键部分是必要的。

例如，二战期间饱受日本皇军欺凌、摧残过而幸存的建国一代（今日大都是高龄八十五以上的各族国人）终身有说不完的痛苦过去和永远忘不了无故被屠戮的亲人。这一部分国人也可选择新加坡国家档案局口述历史部门以口述录音存档（注：建议设立国家档案局口述历史部门的部长是吴庆瑞博士）。我们极需要这些历史事实来激醒年青一代国人学习和了解有关爱国教育这一课题的重要性：今日的和平稳定代价是昨日一代努力奋斗、甚至拼了命换来的，绝不是当然的事态，以便灌输和培养他们具备居安思危的强烈忧患意识【注二】。

【注二：新加坡建国前后发生过好几件影响深远和骇人的历史事件。1959年新加坡自治之前，由于双方家长为了争夺玛利亚女孩抚养权引发的1952年的首次种族大暴动；1964年7月和9月的两回严重华巫种族冲突是第二次社会动荡; 第三和第四次事件分别是1965年的麦唐纳大厦爆炸案（印尼特工的颠覆活动和侵略行为）以及1974年的拉裕渡轮事件（The Laju Incident） – 日本国际恐怖分子（“赤军旅”企图用塑料炸弹摧毁新加坡毛广岛上的炼油厂）袭击新加坡，企图制造恐怖气氛、破坏和社会大动乱，以达到某种国际政治目的。这几段令人心寒、心酸的恐袭事件深深教育了人们有必要了解和平、稳定与社会和谐对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从而时刻珍惜和捍卫这些条件的存在。在21世纪的今天，建国总理李光耀还是不忘提醒国人绝对不能玩弄种族、语言和宗教课题，以确保敌人，尤其是国际恐怖分子无法搞破坏。

对战后日本与亚洲邻国争论已久的“慰安妇”议题，战后孙辈一代的日本政治家（安倍总理是上世纪60年代日本总理岸信介的外孙）不断和极力否认此事件的存在，将历史证据视若无睹，因为他选择性地遗忘了他们的武装侵略为人类带来了至今“难忘”的灾难和心里创伤。不同于西欧德国的国家领导，他也缺乏政治勇气和智慧去面对历史事实。我一位长期住在裕廊大士村（Tuas）朋友曾经告诉我，在日本统治新加坡期间 （1942-1945），他妈妈经常听到住家附近外国妇女在夜间哭泣，接触后才知道他们是来自台湾的，“职责”是为日本军人提供“服务”。】

三、为什么要认识我们的社会和政治先贤以及他们的事迹？

独立后（1965）诞生的国人的年龄也将是半百了，对新加坡共和国独立史并不太生疏，但是对为争取独立和建立这个国家而披荆斩棘和时时在进行突围、斗争的年长或已去世的政治与政府人物的背景仅是略有所闻。为何要认识他们？他们有好多让我们钦佩和学习的榜样和奉献精神。

这批政治先贤包括了首任总统尤索夫伊萨和好几位表现卓越的政府部长：如杜进才博士、吴庆瑞博士、拉惹勒南、王永元（曾任自治邦政府第一届国家发展部部长）、林金山、韩瑞生、艾迪巴克、侯永昌等。还有早期（1960-1970）辅助政府执行和完成公共政策的各部门常任秘书如佐治波卡士（财政、国防与外交）、冯世保（国防）和戴少华（内政）等是新一代国人有必要认识的杰出公务员模范。当然，我们不能忘了在领导工人运动和反殖民地主义运动，干出了轰轰烈烈一番事业的一批国人：如帝凡那（曾出任新加坡总统一职）、林清祥、陈仁贵律师、林福寿医生、T.T.拉惹律师、孙罗文、兀哈尔等风云人物；他们出入监狱如同家常便饭。

上世纪后半期对新加坡政治发展史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在野党政党领袖，我们不可不提到工人党里经常仗义执言、敢怒敢言的马绍尔律师（他是新加坡50年代第一位首席部长和后期出任新加坡共和国驻法国大使一职）和惹耶勒南律师（他成为首位在野党议员在1980年代初打破了执政党长期一党垄断国会的局面；他永不放弃民主政治斗争的精神和坚韧毅力让同时代的国人印象深刻、难忘）、第二届首席部长林有福先生以及社会主义阵线主席在立法议会连续发言上小时的李绍祖医生等。

我们得继续通过多种渠道唤起国人对各族群社会领导的回忆和认识以及他们对社会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他们为新加坡做出多方面的贡献，是我们学习的极佳榜样和励志的精神源泉；这其中包括了早期以教育工作为使命来提升华族同胞的知识水平和社会地位的先贤，如林文庆医学博士和陈嘉庚、胡文虎和胡文豹兄弟、试种橡胶树成功发达的陈齐贤以及后期受人敬仰的慈善企业家李光前、创办前南洋大学的陈六使、连瀛洲、黄奕欢、陈锡九、几位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如高德根、孙炳炎和积极参加裕廊工业园建设的吴水阁等巨商。

上述对国家和社会作出贡献和影响深远的人物，对大部分更年青十年的一代（40岁上下）国人来说，他们的脑海里则是一群陌生的脸孔。一直到报章刊登或电台报道这部分建国元勋和政治、社会运动领袖先后逝世的新闻后，在办公室、路边或在小贩中心进食时，才略有所知。这时我们才会听到年青一代以惊奇的口吻向同桌进餐的朋友发出以下疑问：“新加坡还有如此伟大的人物？”，“杜进才博士曾当过执政党的主席一职？新加坡国旗是他设计的？”或“吴庆瑞博士是新加坡经济建设的主导设计师？是吗？他还是新加坡的第一任国防部长？新加坡裕廊飞禽公园的创办人？”以及“新加坡《公民信约》是拉惹勒南起草的？”等问号。

我们就将这一项有系统性教育国人认识和熟悉历史人物的重任，交给新加坡教育部、老师们、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学者、民间相关组织以及出版商家们去协调和完成。

新加坡武吉园主

2014年12月1日星期一

夫人潘瑞良女士心目中的吴庆瑞博士

我认识的新加坡第一任财相 – 吴庆瑞博士

夫人潘瑞良女士心目中的吴庆瑞博士

简介：

吴庆瑞博士（1918–2010，英国伦大学经济学博士），新加坡前副总理（曾出任财政、国防和教育三大部门部长）。2010年5月14日早晨安详逝世于住家，以91岁高龄离开了一生热爱和为它做出无数奉献的新加坡共和国。他慷慨地留给了大家好多宝贵的非物质遗产 – 如勤朴为官治国、严谨治军之道、金融财务治理制度、为民谋福的大公无私精神以及今日我们还在采用的多项管理制度和政策等。

其中最令建国一代公务员和百姓终身感激和赞赏的两项突出政策是：

一、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首次推出的公务员十三个月薪酬制度。

二、自六十年代开始建设的裕廊工业园（Jurong Industrial Park）和较低成本现代化政府组屋（Housing Development Board/HDB Flats）。后者使新加坡成为世界上少数民选政府有能力和有效地为社会大众解决屋荒和居住环境卫生问题以及建立了经济发展的稳固基础。为此，他赢得了新加坡“解决问题专家”（The Trouble-Shooter）和经济“奇迹”的首席策划师美誉，他确实当之无愧。

吴夫人（潘瑞良博士）眼中的吴庆瑞博士：

吴庆瑞博士在世期间，夫人潘瑞良博士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前政府部门同事设立了一项非盈利、以他个人命名的 《吴庆瑞慈善基金会》（Goh Keng Swee Foundation for Charity），以表示她个人对吴博士的敬慕与热爱。为此，她出版了一本相关的小册子（非卖品），但特别强调它绝对不是一本传记。据我了解，该册子主要是在简单说明设立此慈善基金的二个目的：

       一、      为了协助社会里不幸和须要帮忙的一群同胞们而尽点心意和绵力，

       二、      藉此延续吴庆瑞博士本人的生前雄心壮志以及他在公、在私一向秉                                                承助人为本的高尚精神。

吴夫人也希望受益于此基金会的新加坡同胞，可以从此册子内容里认识此基金会的主人 - 吴庆瑞博士忧国忧民的奋斗事迹和知道他大公无私的高尚品德。

2013年5月，在吴博士逝世后的第三周年，吴夫人在此册子的原有内容上增添了不少她本人搜集到有关吴博士为官处事的宝贵资料，亲笔重新编写了一共有120页的第二本新册子 – 封面标题为：“吴庆瑞 – 公众人物，民间百姓” （Goh Keng Swee – Public Figure, Private Man；这是笔者个人的中译文），精确地勾勒出吴博士勤政、爱民、简朴、寡言、谦卑、胸襟开阔以及处事创意十足的一生写照。新册子也附录吴博士本人以往对政治、廉政、任人唯贤、精英主义、旅游和生产力的谈话和看法（参阅册子73 - 84页）以及公务员、老朋友以及政治对手对吴博士个人的缅怀和评语（参阅册子85 – 93页）。

第二本册子的出炉显示吴夫人极愿意同我们分享她个人从多方面对吴博士的近距离了解、感触和以往政府重要决策背景的简评，其中包括吴博士本人在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之前的好几小时为新加坡社会权益的努力争取和捍卫，关键性和生死攸关的时刻单身匹马和冷静果断地做出了历史性的决定 – 彻底脱离马来西亚换来新加坡共和国（Republic of Singapore 1965）的诞生（参阅册子19 - 38）。

虽然她特意说明此册子不是一本传记书，仅是在举例说明吴博士为人处世和官方政策制定的过程，但所释出的信息和事件判断的过程，对有意探索、研究和深一层认识新加坡这位新加坡经济“奇迹”的首席策划师或经济发展之父和建国元勋的高水平治国之道和待人接物极温情的一面，确实提供了极宝贵的第一手参考资料。（注：有关吴博士待人处事的一面，可参阅册子第88页新加坡一九五十年代第一任首席部长、前驻法国大使和早期的政治对手、工人党前主席马绍尔律师对吴博士的正面评语）

除了少数同事、朋友和近戚外，一向沉默寡言为多、生活低调和简朴的吴博士，确实让好多外人摸不着他个人的内心世界。他严肃的面容和对同事们工作水平的高度要求，误导了好多人对他的认识，总认为为他是一位不近人情、铁面无私的政治人物或难于相处的长官。据吴夫人的多年（至少20年）细微观察，吴博士本人具备了许多温情一面的高尚品德：例如对不幸同胞的怜惜相助、处事胸怀开阔、为人谦卑和厚道、个人生活俭朴和偶尔释放令人回味、且受益的幽默感等（参阅册子第8页）。

当初我个人同样认为这位来来自“峇峇” （马来语：BABA 南洋土生/海峡殖民地华侨）家庭和长期接受西方文化思想和教育熏陶的副总理对中华文化了解不多或深度不够，但吴夫人再次指出吴博士是《孙子兵法》的崇拜者和积极推崇儒家思想的政治人物（我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邀请了外国著名大学的儒家学者，如杜维明教授和余英时教授等在新加坡电台讲述儒家思想；他同爱好和积极支持儒学的前中国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经常出席相关的学术大会）。我记得，吴博士也曾斩钉截铁地指出，要当新加坡总理的人选必须阅读过《孙子兵法》一书。

提到他的政治观点，吴博士深信公平、平等和正义是富国强民之道和治理好多元社会所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我们知道自1960年代初期开始，他同以韩瑞生（当时经济发展局/EDB）为首的经济建设团队披荆斩棘开发了裕廊工业园和引来了跨国企业建厂；受政府鼓励和支助的商家们不分宗教信仰和性别，为各族百姓提供就业岗位。稳定的收入让他们有能力购买自己的房子（政府公共组屋/HDB Flats）；与此同时以长期和大量教育拨款，通过国内外大专院校来普遍提高人民的综合素质和培养一批批政府部门、国内市场和国际社会所需的人力资源。

吴博士也认为新加坡要建立长期的政治稳定，就得依靠一批有凝聚力和关注国家发展的知识份子的参与和支持，因为建国一代有能力的几位领导最终得退出政坛的。他认为未来的社会精英应该扮演引导作用的角色，自愿在公共舆论的形成过程中参与讨论以及提出看法、意见；岛国一旦形成了如此经商讨产生的社会共识机制，那我们便可以确保新加坡已经拥有高水平的社会治理制度和持续发展的目标。因此，大家不需要再去担忧将来是什么政党上台执政的问题（参阅册子第77页）。

对公共服务方面的要求，吴夫人特别指出曾经在殖民地民事服务圈当过公务员的吴博士的反腐立场是坚持零容忍，他深知贪污腐败是政府肌体的癌症；上台后执政后，他全面协助执政党根除任何政府部门任何角落的腐败和不法违纪行为。回顾建国初期（1960年代）新加坡官方政策的重点，就放在积极、快速树立廉政之风和逐步培养高效益公务员队伍，以协助政治领导层执行工业化政策和提供就业机会，来促进教育的普遍化和逐步提高百姓的物质生活水平。事实证明他成功辅助了政府完成了项艰巨无比的任务，并成为亚洲经济四小龙之一。

此外，对待属下吴博士赏罚分明，他慧眼识英雄，信心十足和快速地提拔和重用勤奋好学、可靠和有创意的公务员，从不放过可用或可造就的后辈，对他们的工作素质和要求也极高。所以在八十年代，有好几位35岁不到的高级公务员当上了政府重要部门（国防和教育）的常任秘书（Permanent Secretary）的职位；对资历不足但表现优异的公务员，他也为他们的晋升机会据实力争。他虽不是公务员首长但他把各等级公务员前程、福利和待遇视为己任。他斩钉截铁指出效益好的公务员队伍决定了政府行政效益和发展中国家进步或停滞不前的重要单一因素。（请参阅册子第73页）

对公共行政领域的影响，他的以身作则和实事求是的办事态度以及为民服务的大公无私价值观正面教育了整整一代公务员（参阅册子第25-27页和36页）；吴博士也从未对他辛勤耕耘所得有任何自私期待。他是一位精明、勤俭、不耻下问和厚道的政治领导，经常忘我地为改善国民的生活素质和建设新加坡共和国而默默不懈在办好事。同他的多年合作共事的左右大将 – 例如能干、和蔼冷静的韩瑞生（新加坡前财政部长）、波卡士、纳丹（曾出任新加坡总统一职）、严崇涛、庇莱、霍思达、丹纳巴兰（前外长和国家发展部长）和林祥源等平日同样地为人谦卑、好学和忧患意识高。他的睿智、眼光、诚意和魅力改变了好多公务员和政治人物的一生，其中包括第二任总理吴作栋和前外交部长丹纳巴兰。

有感而发：我对吴博士的两点小认识。

一、坚信核心领导层必须团结一致，国家才能进步和发展。我个人深受吴博士在1984年国会上宣布退出政坛的辞别词内容的感动。首先是钦佩拿得起放得下的政治家勇气和胸怀，不眷恋权力（另一位时任副总理拉惹勒南（S.Rajaratnam）也非常赞赏他这一点；参阅册子第36页）和令人羡慕不已的上百万元部长年薪加福利。他辞别新加坡政坛的那一年（1984年末），新加坡正处于迈入发达国家行列的起点。其次，当他特别强调建国一代领导始终团结一致的重要性，政治团队才有机会携手同心建设新加坡。提到这点，我很自然联想到他不拉帮结派的坚定性格和尊重他人的态度，这确实是新加坡国民的好运气；否则，因部分看法不一致或政见分歧导致两位经（吴庆瑞）、政（李光耀）专才的彻底决裂，对小岛国来说肯定是灾难性的后果。邻国马哈迪和副手慕沙的分手或马哈迪和安华的多方面对决都对马来西亚政、经的稳定发展和国民团结已经造成不可估计的负面影响。

二、我观察吴博士内心似乎相信“没有永远的敌人” 这一道理。他做到了以宽宏胸襟来对待被击倒后的对手和理智处理彼此间的未来关系。我觉察到在占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他采取化敌为友之策略，此为政治手腕的高招。吴博士知人之明能力特强和爱惜有作为之国人的眼光也远大、精确。例如对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被击败的部分左翼领导，曾极力尝试说服他们归队，共同携手参与国家未来的建设与发展或为政府提供意见和建议。八十年代中期虽已淡出政治圈子后的吴博士豪，其豪性格丝毫未变，他以非凡胆识和十足的信心安排前马来亚共产党（Malayan Communist Party）最高领导 - 余柱业（也是他在莱佛士书院的校友和好友） 回来新加坡居住并参与学术研究工作，请后者从另一角度提供意见和看法，以促进中、新两国双边关系的发展。吴博士也取得新加坡政府的应许让马共全权代表方壮壁的儿子回返家园。深受《孙子兵法》策略熏陶的吴博士，以胜利者的不骄待人态度回头赢得了不少政治对手的尊敬和化解了他们原先的敌对立场或仇视心态。

我借用第二本册子中潘博士的一段话作为本博文的结尾语：

2014年11月21日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PAP）第六十周年党庆之年。1954年党成立之时，吴博士虽是创党领袖之一，但碍于自己是公务员，因此创党当天无法出席在维多利亚纪念堂隆重举行的党成立典礼；确实再次令爱戴他的国民遗憾的是六十周年党庆他也缺席了（注：吴博士逝世于2010年5月14日；2014年10月8日是他96岁冥寿）。作为建国一代的一份子，我们和下一代会牢记他散发给我们的大智慧和大恩惠：如勤奋廉洁、大公无私处事之道、稳固的经济基础、稳定的币值（新加坡自己发行的第一套纸币是以胡姬花为图案背景并由他本人签署，现在成了价值极高的收藏品）、无赤字预算传统和优质的金融财务治理、现代化国防和世界级教育制度。

当然，今日超过百分之九十居住在政府组屋的国人，不会忘记当年建屋大业的大功臣之一的吴庆瑞博士，因为主管大规模组屋建设计划的法定机构-“建屋发展局”（Housing Development Board）就是由他于1960年在立法议会通过成立的政府部门的第一批附属机构。（注：其他两个机构是“人民协会” 和“经济发展局” ）

“吴博士虽是远离我们而去，但是通过此慈善基金，他为民服务和奉献精神将持续发出光芒，形成一盏让人迈向一个伟大名字道路的指引灯，将永远照耀着他的思想、待人处事的哲理和大公无私的奉献，并温馨地提醒大家吴博士在新加坡自治后和今日国家历史上定位。”

（参阅册子第38页；中译文是来自笔者）

注：

1960年代初来自联合国长期受聘为新加坡经济建设顾问的荷籍工业专家温思敏博士

（Dr Albert Winsemius）在生前曾经如此形象地、幽默地、又绝妙地表露他个人对吴庆瑞博士的钦佩和敬仰:“年代久远的一天，人们发现了“新加坡” 这名称，却无法确定它是什么时代的文明，与此同时他们也找到了好多无法解读的石块。但是他们也觉察到了一个不断重复出现的名字叫 – 吴庆瑞。因此，他们认为吴庆瑞必定是当代人们供奉的“神仙”。所以他们有了一位被称为吴庆瑞的“神仙”，这无数工厂（笔者附注：工厂是指新加坡裕廊工业园区的厂房和建筑物）就是敬奉他无所不在的庙宇。”（参阅册子第02页的原文。中译文来自笔者）

有此观之，温思敏博士确是吴庆瑞博士的“知音”和一流工作伙伴，我更为后者感到骄傲的一点是，前者是热爱新加坡的外国人，在工业建设方面的知识和经验绝不亚于后者，但是他还是一点都不保留地吐出了人人共鸣肺腑之言和表达对一个人五体投地的敬佩程度。英雄重英雄，所见略同，一个人如果能够赢得另一个伟大人物如此温馨的评价，其他还有什么所求？

新加坡共和国 - 武吉一园主

2014-1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