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武吉园主的历史记忆 - 认识我们的先辈

新加坡武吉园主的历史记忆

新加坡共和国诞生已经近半世纪（1965-2014），建国一代对过去大部分事情记忆犹新。你和我以及年青国人、各位朋友，大家共同来尝试书写各自的平凡或不平凡故事，好让下一个五十年的新加坡国民有机会翻阅我们走过历史上某一段崎岖之道路和奋斗历程。就像我们这年长的一代经常回顾英殖民地时代和日本统治时期各族百姓及其领袖经历过的艰辛生活逆境，再总结他们的经验和吸取宝贵教训后，带着满怀信心去面对时代的挑战。

2012年我读到一一篇国人写的文章，字数不多但内容却可令人深思、趋向共鸣以及激励性之味也浓。我个人非常赞同他其中一句肺腑之言，他用心良苦地催促大家：“尽快在遗忘之前补缀历史记忆”，似乎在告诉大家记载历史人人有责。的确是，任何人一到自然衰老期或抵抗不了病魔，最后只好同心爱的祖国和亲人说声再见，但是我们讲过的话或曾经提出的观点，尤其是智慧之言是可长久留在书本或录音带里，供后人参阅、借鉴和评论。

一、共同建立新加坡历史资料库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我鼓励和支持大家，包括不是搞文字工作的建国一代同胞，凭着自己至今还清晰的记忆或还未模糊的亲身经历和观察，并且还有能力讲述历史某一事件的细节、意义深远的社会活动、族群之间温情的一面或各领域领袖们留下给百姓们印象深刻的个人事迹等等，我们尽可能去做笔记或请好友或同学写成稿件或发表于报刊等。由于观察角度的不同，我认为普通百姓也好，知识分子也好，他们这一生所闻、所见、和所做过的事留下的真实记录可增添和丰富国家历史篇章。也极有可能一个人所提及的一个简单事实或一个小观点，很有可能在无意间协助了历史或社会史学家找到了解谜或揭秘线索或部分解答了历史悬案

【注一】。

【注一：重提刚刚诞生（1949年）不久的新中国对美国关系急转弯的原因探讨 - 1980年代初我在东京工作的一位美国朋友告诉我，上海解放后的两周内，中国对外政策发生急转弯（本来对西方态度是友善的）。当时（1949年）仅仅二十出岁在上海上班的这位美国朋友，在办公室（船务）见到一位中国政府年青特派员急不及待通知他们说，“外国人你们可以继续留驻这儿”。可是一周后，同一位代表再出现在他眼前，并下令他们全部滚蛋。他很想知道为什么有如此的180度政策转变？随后共产中国便“一面倒向”苏联阵营。这一个有趣和让人深思的问题从此就在我脑海里盘旋了好几年。

据后来（已经进入了21世纪）我另一位朋友说，上海解放后周恩来曾电报美国政府，表示有意同美国领导进行会谈、洽商局势，同时告诉对方，如没有此意愿，就当做没受到此信息，作罢。不幸的，此电报落在当时彻底反共的国务卿杜勒斯手上，据说他也没有通知杜鲁门总统，便将之丢进垃圾桶。

此一偏激的个人之举动带来了中美两国20多年的对峙关系（1950-1971），一直等到1970年代另一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的出现来解套和尼克松总统亲自出访中国，在北京首都机场特意趋前握住周恩来总理的手、释出最大的善意。为何尼克松有此大动作而且当时两国还未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据了解，在50年代初一次有关越南局势的日内瓦和平谈判会议上，杜勒斯曾下令美国外交谈判官员不得同中国官员握手，肆意奚落对方。结果应验了中国人一句老话：“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二、让年青一代国人熟悉国家历史的关键部分是必要的。

例如，二战期间饱受日本皇军欺凌、摧残过而幸存的建国一代（今日大都是高龄八十五以上的各族国人）终身有说不完的痛苦过去和永远忘不了无故被屠戮的亲人。这一部分国人也可选择新加坡国家档案局口述历史部门以口述录音存档（注：建议设立国家档案局口述历史部门的部长是吴庆瑞博士）。我们极需要这些历史事实来激醒年青一代国人学习和了解有关爱国教育这一课题的重要性：今日的和平稳定代价是昨日一代努力奋斗、甚至拼了命换来的，绝不是当然的事态，以便灌输和培养他们具备居安思危的强烈忧患意识【注二】。

【注二：新加坡建国前后发生过好几件影响深远和骇人的历史事件。1959年新加坡自治之前，由于双方家长为了争夺玛利亚女孩抚养权引发的1952年的首次种族大暴动；1964年7月和9月的两回严重华巫种族冲突是第二次社会动荡; 第三和第四次事件分别是1965年的麦唐纳大厦爆炸案（印尼特工的颠覆活动和侵略行为）以及1974年的拉裕渡轮事件（The Laju Incident） – 日本国际恐怖分子（“赤军旅”企图用塑料炸弹摧毁新加坡毛广岛上的炼油厂）袭击新加坡，企图制造恐怖气氛、破坏和社会大动乱，以达到某种国际政治目的。这几段令人心寒、心酸的恐袭事件深深教育了人们有必要了解和平、稳定与社会和谐对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从而时刻珍惜和捍卫这些条件的存在。在21世纪的今天，建国总理李光耀还是不忘提醒国人绝对不能玩弄种族、语言和宗教课题，以确保敌人，尤其是国际恐怖分子无法搞破坏。

对战后日本与亚洲邻国争论已久的“慰安妇”议题，战后孙辈一代的日本政治家（安倍总理是上世纪60年代日本总理岸信介的外孙）不断和极力否认此事件的存在，将历史证据视若无睹，因为他选择性地遗忘了他们的武装侵略为人类带来了至今“难忘”的灾难和心里创伤。不同于西欧德国的国家领导，他也缺乏政治勇气和智慧去面对历史事实。我一位长期住在裕廊大士村（Tuas）朋友曾经告诉我，在日本统治新加坡期间 （1942-1945），他妈妈经常听到住家附近外国妇女在夜间哭泣，接触后才知道他们是来自台湾的，“职责”是为日本军人提供“服务”。】

三、为什么要认识我们的社会和政治先贤以及他们的事迹？

独立后（1965）诞生的国人的年龄也将是半百了，对新加坡共和国独立史并不太生疏，但是对为争取独立和建立这个国家而披荆斩棘和时时在进行突围、斗争的年长或已去世的政治与政府人物的背景仅是略有所闻。为何要认识他们？他们有好多让我们钦佩和学习的榜样和奉献精神。

这批政治先贤包括了首任总统尤索夫伊萨和好几位表现卓越的政府部长：如杜进才博士、吴庆瑞博士、拉惹勒南、王永元（曾任自治邦政府第一届国家发展部部长）、林金山、韩瑞生、艾迪巴克、侯永昌等。还有早期（1960-1970）辅助政府执行和完成公共政策的各部门常任秘书如佐治波卡士（财政、国防与外交）、冯世保（国防）和戴少华（内政）等是新一代国人有必要认识的杰出公务员模范。当然，我们不能忘了在领导工人运动和反殖民地主义运动，干出了轰轰烈烈一番事业的一批国人：如帝凡那（曾出任新加坡总统一职）、林清祥、陈仁贵律师、林福寿医生、T.T.拉惹律师、孙罗文、兀哈尔等风云人物；他们出入监狱如同家常便饭。

上世纪后半期对新加坡政治发展史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在野党政党领袖，我们不可不提到工人党里经常仗义执言、敢怒敢言的马绍尔律师（他是新加坡50年代第一位首席部长和后期出任新加坡共和国驻法国大使一职）和惹耶勒南律师（他成为首位在野党议员在1980年代初打破了执政党长期一党垄断国会的局面；他永不放弃民主政治斗争的精神和坚韧毅力让同时代的国人印象深刻、难忘）、第二届首席部长林有福先生以及社会主义阵线主席在立法议会连续发言上小时的李绍祖医生等。

我们得继续通过多种渠道唤起国人对各族群社会领导的回忆和认识以及他们对社会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他们为新加坡做出多方面的贡献，是我们学习的极佳榜样和励志的精神源泉；这其中包括了早期以教育工作为使命来提升华族同胞的知识水平和社会地位的先贤，如林文庆医学博士和陈嘉庚、胡文虎和胡文豹兄弟、试种橡胶树成功发达的陈齐贤以及后期受人敬仰的慈善企业家李光前、创办前南洋大学的陈六使、连瀛洲、黄奕欢、陈锡九、几位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如高德根、孙炳炎和积极参加裕廊工业园建设的吴水阁等巨商。

上述对国家和社会作出贡献和影响深远的人物，对大部分更年青十年的一代（40岁上下）国人来说，他们的脑海里则是一群陌生的脸孔。一直到报章刊登或电台报道这部分建国元勋和政治、社会运动领袖先后逝世的新闻后，在办公室、路边或在小贩中心进食时，才略有所知。这时我们才会听到年青一代以惊奇的口吻向同桌进餐的朋友发出以下疑问：“新加坡还有如此伟大的人物？”，“杜进才博士曾当过执政党的主席一职？新加坡国旗是他设计的？”或“吴庆瑞博士是新加坡经济建设的主导设计师？是吗？他还是新加坡的第一任国防部长？新加坡裕廊飞禽公园的创办人？”以及“新加坡《公民信约》是拉惹勒南起草的？”等问号。

我们就将这一项有系统性教育国人认识和熟悉历史人物的重任，交给新加坡教育部、老师们、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学者、民间相关组织以及出版商家们去协调和完成。

新加坡武吉园主

2014年12月1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