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的新加坡第一任财相- 吴庆瑞博士

东南亚华人与中国（一）

我对华侨和华人历史的认识

今天我是新加坡乐龄华裔公民之一。我可说是上世纪二战刚结束后出世的“非常幸运”一代南洋华人，因为美、苏为首两阵营的冷战（Cold War）局面取代了战争，虽然军事政变、列强对某国的政治或军事干预、制造社会动乱或挑起严重的种族冲突等事件还时常发生。成长在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人口的新加坡，我有受教育的机会和一个不受大动乱干扰的学习环境。上世纪50和60年代新加坡的三次短暂但有组织的种族冲突事件，也让我明白种族和谐对一个国家稳定的重要性以及深刻认识到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公民在这方面所应负起的责任。

2．属于“新客”（指祖辈于19世纪后期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不同于好几代土生土长华侨或“峇峇”的后裔）后代的我，在学生时代（1950在印尼读书；1960-1970在新加坡学校完成中学和大学教育）曾以三种语言（印尼文、中文和马来文）在学校唱过四首国歌 – 印尼、中国（义勇军进行曲）、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国歌名：“前进吧！新加坡”）。有此人生经历和身份重叠的我，有时禁不住要问 “我是谁？”。深刻的童年和小学时代的记忆也清楚告诉我，“海外华人”（Ethnic Chinese），尤其是当他们的身份还是处于“华侨”（Overseas Chinese）历史阶段的外来族群时代，在异地为了找一碗饭吃，绝大部分先辈都是过着受欺压和受凌辱的生活。他们因种族身份和国家效忠问题以及经济小成就，经常成为各居住国政府或处心积虑的政客鼓动“排华”或“反华”运动的好借口或似是而非的理由。虽然面对此逆境，他们没有完成放弃希望，还是凭借坚忍不拔的意志力、勤俭苦干的美德和智略三大要素，把族群的命脉与和平共存的精神延续到我们这一代。

3．好几百年来在欧美、澳大利亚、印支半岛和南洋群岛等地方的华侨，经常成为当地社会不满情绪的头号发泄对象或代罪羔羊，任由你“修理”和宰割，也没第三者会出来说出一声公道话，更不要期盼他们维持正义（1955年“万隆会议”后的中国也难于伸出援助之手；与会的前中国总理周恩来当时已经正式鼓励华侨归化为居住国的公民）。1998年5月14日印尼发生令人发指的“排华”暴动，是近代华族遭遇到血腥悲惨结局的一例，人们可以通过网际网络亲眼目睹到的暴行。人们也忘不了统一后的越南在1970年代中期制造的阵阵“难民潮”（难民中主要是华侨）企图来搞乱区域稳定和破坏东盟组织的团结。

4．由此可见，经政治认同（已经入籍居住国）和文化认同的分界线划分后，由“华侨” （Overseas Chinese）转换为“海外华人”（Ethnic Chinese）的身份依旧改变不了本土社群对华裔公民的敌对态度和政治成见（“华人或华侨就等于共产党”），尽管他们对当地社会的经济和社会建设积极参与以及早期对这些国家的独立战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和财产。在全球化和文明程度高度化的今天，残酷的事实虽然依旧存在，但是为了大局的稳定和未来着想，世界各地华社还得以高度容忍、智慧和宽大的心怀继续努力促进和提高自身国家的社会凝聚力和团结合作精神。也许大家需要耐心地“酿造”和等待一个包容性社会的诞生。

5．孙中山先生曾说过“华桥是革命之母”。这是海外华人普遍接受的赞誉。当年世界各地华侨（东南亚地区、美国和日本等国家）对1911辛亥革命的推动和成功达到目的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和不可缺的角色。因获得有财力和学识以及有远见华侨领袖的长期支持和合作，孙中山最终推翻了中国几千年的皇朝制度和拯救了中国被当时西方列强分割和被半殖民化的危险。对每一位海外华侨，这是首次可让他们扬眉吐气和震撼世界的一次历史大事件，初次见到了国内外民族团结和国家未来希望之曙光。这个历史创举也推动和加速了亚洲地域的民族主义运动。

6．可是随后的30多年（1911-1949），由于军阀割据和中国共产党的崛起，国民党政府再也无法维持一个国家的有效管理和稳定发展。继之而来的日本大陆政策（由成立处在中国东北的“满洲”国开始和计划最终占领正整个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为目的），又再度把海外华侨卷入了长期反日运动和八年抗日战争一直到1945年8月上旬 – 美国送了两颗原子弹给长崎和

广岛为止。但是在日本皇军统治期间的南洋各地华侨受到伤害程度确是没有语言可形容。总之，新加坡也是亚洲主要受害国之一（战后日本的赔偿是五千万元马币）。对此，新加坡前外交部长杨荣文准将曾说过，我们可以原谅日方，但永远不能忘掉这段历史悲剧。

7．1945到1971之秋，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PR China）成为联合国会员国（United Nations）或恢复会籍之前，不少海外华侨的政治效忠对象或国家归属感还是徘回在中国大陆政府和台湾国民党政府之间。这个摇摆不定的情况在华侨人口最多的印度尼西亚有了较显著的变化，两次（1956-58和1965-66时段）大规模“排华”运动和歧视外侨条例“驱走”或逼走了不少华侨回中国，也造成不少华侨归化印尼国籍；在同一历史阶段，极少数在新加坡和马来亚半岛的华侨回返中国大陆，除了一小部分人因政治因素而被殖民地政府遣送回去的。

注（一）：

1950年代后期（1956-58印尼外岛军人叛变，挑战苏卡诺中央政权）印尼政府对外侨进行经济和文化活动等多方面的管制（也规定印尼国籍华人不能在华文学校学习），华侨面临一个国籍和去留的问题。大批华侨青年在第一波“排华”运动选择了回祖国（中国大陆）。不到10年（1956-1965）的岁月，在一次军人政变和反政变过程中，也就是1965年9月30日这天再次引发了第二波大规模因驱逐外侨而造成的屠杀事件（估计牺牲人数在五十万当地人和华人；全国所有华文学校被令关闭和族群之间不能再使用华文沟通）。第二波“排华”运动的结局是：在情势所逼之下，又一大批华侨青年回中国成为归国华侨，随后他们又碰巧撞上十年大陆“文化大革命”和“是非颠倒”时代，当时的局势真令他们昏头转向，不知所措，同中国普通百姓一样地感到前途茫然。

8．华人全力以赴发展经济和开拓国际市场时代。二战结束后的正面发展是，东西两阵营冷战世界（1945 – 1991年岁末苏维埃体制崩溃为止）里出现了较稳定局面和蓬勃的经济活动，虽然同时候也发生过局部或区域战争 （如“越战”和“阿富汗战争” 等军事冲突；新加坡首任外长拉惹勒南先生形容此类战争为“代理人战争” – 列强在第三国较劲）。但总的来说，海外一片大好形势确让勤奋苦干的华侨和海外华人商家有了发展工商业和累积资金的机会 – 西方国家市场的开放。新加坡、香港和台湾地区眼明手快的商家们逮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全力以赴发展经济和国际贸易，终于使三地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三成员。

9．战后30多年后（1945-1978；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了史无前例的改革开放政策方针）的华商（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和新加坡以及其他东南亚地区和欧美各地的华人和华侨）已经成为拥有自家财力、人才资源和科技的企业家或国际财团领导。他们又有机会跳上中国大陆经济改革的列车，以在商言商的姿态和形式参与发展这个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其实今日的中国也是世界最大的生产基地），也是他们好几世纪前远祖的家乡，当时心中确有“衣锦荣归”之感。

10．1990年（农历马年）新加坡共和国举办了第一届世界华商大会。此次空前大集会提供了一个“广阔舞台”，使到地球各角落的华裔企业家在另一个人口以华人居多的国家，进行一个面对面的沟通、交流和探讨合作的机会，也让世界认识到中华经济圈内的朋友有能力对世界和平以及为经济建设做点贡献，挺胸昂首撕掉华人是“黄祸”的标签。2013年9月下旬第十二届世界华商大会在中国四川成都市举行，大约三千多位世界华商第二次回到中国大陆（首次大会是于2001年在南京举行的第六届世界华商大会）与会。在这之前的30多年，海外华商以其享有的多方面优势“有力促进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有力推动了中国同世界的交流合作”（2013年9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致第12届世界华商大会的贺信）

11．在20世纪（1900-1999）的八轮农历马年，世界各地华人在每一轮都经历过“大好”和“大难”事件的发生。本世纪的第一个马年（2002年）是中国的大丰收年，因为取得的骄人成绩多了。2014年1月30晚一过将是本世纪的第二个马年的到来，在经济持续发展的同时，相信中国新领导层将继续把国家带入全面反腐运动高潮，以提高社会整体生产力、国家声誉和国际竞争力。但愿中国再以智慧和灵活外交手腕继续促进世界和平与进步，海外华人在心理上的国际地位也将随着水涨船高。秉承先辈留给我们为人谦卑互助和居安思危的文化传统，希望各地华人继续努力不懈来促进各自国族群之间的谅解、容忍和合作精神。

注（二）：

2002年的马年是中国丰收年。在改革开放23年后的中国GDP首次超过10万亿美元，外贸总额突破六千亿美元以及上海市获得了2010年世界博览会举办权。这之前的马年1990年4月7日中国首次成功发射商用卫星和10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新加坡建交。1978年的马年是近代中国历史转折点的 - 改革开放政策的隆重推出。大难则指1966年的马年掀开中国十年“文化大革命”和“是非颠倒”时代的序幕。1954年的马9月中国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在新加坡共和国，1906年的马年是孙中山先生首次抵达狮岛展开革命活动，美国旧金山大地震。1918年的马年新加坡经济建设首席设计师（我个人尊称他“新加坡财神爷”，因为他的远见卓识和政策为新加坡人民带来了繁荣和安定）- 前第一副总理吴庆瑞博士的出生年。1930年的的马年是世界经济大恐慌之年造成好多华侨商家破产，1942年的马年正月初一则是新加坡历史上最不幸和最黑暗的一年，因为是日军攻陷和统治新加坡之年。1990年第一届世界华商大会在新加坡举行，为各地华裔企业家建立一个洲际网络和促进环球性文化、教育和工商贸等合作领域。在这一年的10月世界人口最多和汉民族最多的中国和第二个华人居多和管理的新加坡建立了外交关系。

预祝大家马年身体健康，学业进步和事业有成!   

新加坡 武吉园主敬上   2014年1月28日星期二

吴庆瑞博士与邓小平

                                                    （吴博士为何出任中国经济顾问？）

简介。

新加坡共和国第一副总理吴庆瑞博士（1918-2010）同中国最高领导邓小平（1904-1997）首次会面是在新加坡，日期是1978年11月12-14日，也是事关中国未来命运的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和决定改革开放政策前五周。在这小岛国，这位务实的中国政治“不倒翁” 认识了新加坡的经济“魔术师”和国家财富创造者 - 吴庆瑞博士，也视察了后者的得意代表作 – 为新加坡提供工作岗位和创汇基地的裕廊工业园区（Jurong Industrial Estate）。园区的规划、管理和相关政策、制度以及周围的公共组屋，给他留下深不可灭的印象和触发了他多方面的灵感。邓小平当时真诚希望吴庆瑞博士退休后，能够到中国分享他的相关经验。吴庆瑞博士也爽快地答应了，于1985-1991期间参加了神州大地的建设。

吴庆瑞博士在新中两国正式建交（1990年10月3日）前五年，其实他已经频频同中国高层领导，尤其是以谷牧副总理为核心领导的改革开放团队的忠诚捍将建立了好关系和沟通渠道，提供不少及时和管用的意见。例如对当时人民币值的高估，他建议中国逐步调低以提高出口货的竞争力和加速外汇的累积。他也曾大胆建议深圳市领导考虑以土地出租来筹集资金办基础建设。对长期呆在计划经济圈子生活的领导班子来说，这些点子是“革命性”和前瞻性的，但要“杀出一条血路”，中国得认真考虑！今天四大经济特区的发展和进步大家都有目共睹的。

吴庆瑞博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年10月1日诞生以来，于1985年中成为正式受聘为来自外国的首位经济事务专家，特别为中国沿海经济特区的建设出谋划策。在当时的情况来说，他在20年（1959-1978）内创造的新加坡经济“奇迹”所累积下来的经验和采用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发展模式，恰好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可参照和借鉴的经济治理“处方” 。在探索经济建设的崎岖道路上，眼光独到的邓小平为中国国务院领导找到这一位来自第三世界的“外脑” 。吴博士本身也愿意同中国一起“摸着石头过河”，为中国创经济“奇迹”尽一点绵力。

（注：1978年11月中国最高领导邓小平到东盟三国（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和缅甸的两周之旅意义非常重大，影响也非常深远，超乎当时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前苏联的意料。其中对新加坡最关键性的一项发展就是双边关系朝向正面的变化 - 新加坡对华政策的大调整，吴庆瑞博士于1979年5月上旬首次访问中国，见了不少政要和军事领袖包括华国峰、胡耀邦等。1979年春季的中美建交和长达一个月的中越边境战后，新加坡民间访华人数大量增加；新中双边贸易迅速增长，新加坡成为中国除香港外的最大转口贸易站。1979年12月29日，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了贸易协定，于1980年8月14日两国签署协议，再以执行贸易协定的名义，互设具有使馆主要职能和外交地位的商务代表处。1981年9月陈松川先生，前任贸发局局长出任首位新加坡驻京贸易代表；中国第一个商务处就设在Dalvey Road off Stevens Road, 前新加坡国立大学附近。1986年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访问新加坡，两国也签署了两国免除双重征税等多项协议；在这之前的1985年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吴学谦也官式访问狮城，讨论双边关系。）

吴庆瑞博士是中国国务院第一位外籍经济顾问。

退出新加坡公职生涯后不到半年（1985年5月中旬），吴庆瑞博士为何毅然接受此职务 - 沿海经济特区发展和旅游业的顾问？他的特别任务就是对中国（深圳、珠海、厦门和汕头）的建设和旅游发展提供建议，做为政策制定的参考和评估。这是一项史无前例严峻挑战，因为要在计划经济环境里搞市场经济是一个新和大胆的尝试。其他外国热门人选，如日本经济大师前任外交部长的大来佐五郎博士（Dr Okita Saburo）、香港大商家董建华、李嘉诚等以及不少的海外著名华裔经济学家都没入选，照常理也不会轮到小岛国的人选。所以，最引人深思的一点就在此处：为何独具慧眼的邓小平看上吴博士？答案可能是“要知山下路，须问往来人”的道理。他是当时在位的经济建设理论家，也是公认的政策实践家。

媒体当年的相关报道确是令大部分国人深感惊讶但也为他而感到骄傲，因为一位小国的前内阁部长既然当上了世界人口最多国家的经济事务“师爷”。相信国人的自然反应犹如当年林文庆博士（1869-1957）被邀出任中国国民政府的卫生部长一职一样地先使国人惊愕和后振奋。其实，当时惊讶之处倒不在于吴博士可否胜任的问题而是他的以往政治立场和两国政治制度的差异以及他能否及时处理这些“问题”？他是一位公认的实践社会科学家，一天都闲不下来的政治人物。他官位高至一国副总理级，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人们好奇和想知道他到底需要同多少位中国政要或行政领导汇报工作？又可获得何等级的待遇？（注：林文庆博士没接受大总统孙中山的邀请去当官，反而当上了陈嘉庚创办的厦门大学校长；结果两人都为教育倾家荡产，但是永垂千史。）

当初社会人士问号多多，因为他接受此职务的可能性不大。

早期（1960年代）当执政党高层领袖之一的吴博士个给多数华文教育百姓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一位不谙华文的标准“峇峇”政治人物和满脑子都是西方文化的华裔部长和持着强硬的“反共”立场。例如在新加坡独立后的几年间，他掌管的部门（当时的国防与内政事务）是负责颁发大学 “入学准证”（Certificate of Suitability），旨在防止激进派或左倾学生渗透高等院校，使得受影响的部分家长怨声载道，抗议有失公平。（注：峇峇来自马来语的音译“BABA”，指中国人移居南洋群岛后多代土生华侨家庭只会说英语和马来语的男性，部分族群中还保存着部分华人文化传统和略晓自己族群的方言，如闽南、广东、潮州和海南话；女性则称为“娘惹”）

整个六十年代上半段，人民行动党（PAP）领导层同当时势力旗鼓相当的左倾在野党 - 社会主义阵线（简称：“社阵”，新加坡国语是：Barisan Sosialis，英语是：The Socialist Front）进行一段非常激烈的政治斗争。执政的行动党最终援引了“内政安全法令”（Internal Security Act/ISA），以参与颠覆国家活动为理由逮捕（史称：“冷藏行动”，英语：“Operation Cold Store”） 和不经过公开审判长期拘留主要和具有影响力的社会主义阵线高层领导（活跃工运领袖如林清祥、方水双、专业人士如傅树楷医生、林福寿医生、陈仁贵、兀哈尔和谢太宝等），方才把新加坡社会局势暂时稳住。在1963年的第二次立法议会选举，分裂后的人民行动党再次（51议席中赢得37席；13席归社阵和最后一席由人民统一党王永元所得）以多数席位赢得政权。由此，新加坡开始进入了威权型政府时代，一切以经济和社会建设挂帅。随后紧接着在野党议员的全面退出国家议会（Parliament），在没有争锋相对的局面下，政治上的一路平川给予了新加坡完成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机遇。

接受顾问一职意味着吴博士立场的改变，人们的思想难于及时调整。

深受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熏陶和怀着根深蒂固的市场经济运作经验的吴博士，能够为以计划经济为主导的中国提供什么协助或做出什么贡献？双方在经济建设上的处理和看法肯定大相径庭，难于折中，这是第二观点。第三，地小人寡的岛国经济模式可能不适合套在地大物博和人口众多的中国大陆来运作。最后一个有趣小疑问：我们这位沉默寡言和受西方教育的“峇峇”副总理能同中国高层领导亲自和面对面用华文有效沟通吗？频道可能相同吗？

探讨一下吴庆瑞博士接受中国国务院聘书的背景和因素。

虽然是事后孔明来论此事 - 吴博士为中国沿海经济特区出谋划策的事实，说明了当时身为普通百姓的观察是有点偏颇的但也难怪。其中值得指出的重要和有趣的一点与媒体报道不同的：就是他未领取中国国务院的薪酬。据可靠资料来源证实，吴博士没接受中方酬劳，因为当时中国经济还未上轨道，正需要各方友人的帮忙和支持。当然，吴博士也不是单为了酬劳而来，他的养老金足够他用一生。大家也都知道他是有名的节俭部长，在世期间日常生活是相当朴素的。

谈谈吴庆瑞博士个人决定同中国政府合作和提供咨询服务的背景。

首先，舆论提及吴博士是乘党内进行大换血以及自己已经完成了建国任务后，二十五年已过正好是他交棒的时候。因此，我认为因吴博士已不再是政治人物，在没有损害国家利益前提下，他有选择新合作伙伴和结交新朋友或开拓新天地的自由。他选择中国的其中一个主因是中国主动邀请他出任顾问一职。他预见中国在崛起后的影响力对国际社会太大了，新加坡乘早交上这位急需要合作的文明大古国的朋友，肯定是错不了的，因为在可以获得该国第一手经济建设资料和政策走向，他可为新加坡抢先机和占制高点，将来两国的各领域合作机会就多了。

另外，中国也是吴博士远祖的家乡（福建）。据陈淑珊女士（陈女士是吴博士的媳妇）的研究资料指出，吴博士幼年时候心中的“祖国” 是中国大陆。民国时期（1920年代中期吴博士在英华小学读书）的中国还是处在贫穷衰弱和军阀割据时代，他希望自己将来成为一位工程师，为中国的脱贫强大做出一点贡献。所以退休后，有机会以自己的专长和宝贵的经济建设经验为中国服务是他的个人心愿。我个人也观察到，他这一代大部分华裔（包括多代土生土长的“峇峇”国人）国人都怀有或多或少的中国情结，就像人生跨世纪（十九世纪后半期到二十世纪中期）的林文庆医学博士（祖籍福建，1869生于马来西亚槟城州）和伍連德医生（祖籍廣東，1879生于马来西亚槟城州；1910年阻止和控制中国东北肺鼠疫的蔓延），两位英女皇奖学金得主同中国也有紧密的关系并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前者差一点成为国民政府的卫生部长。（注：林文庆博士最后选择出任厦门大学校长一职。）

其次、我们也许忽略了吴博士的务实办事作风和新加坡一向广交朋友和睦邻的坚定中立不结盟外交政策。政策的推动着重在其可行性和效益性以及配合国家核心利益为考量，他不为思想和主义框架所捆绑；新加坡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自治时期开始，不但同中国继续保持双方张久以来的贸易关系，更许可中国银行（Bank of China）继续经营业务（据报道，在大马期间，新加坡曾抗拒中央政府要关闭新加坡中国银行的指示）。新加坡也设立“国际贸易公司”（如INTRACO）同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等国家）进行物物交换贸易，以充分发挥新加坡作为区域贸易转口站的传统角色和作用。（注：独立前后，新加坡同无邦交的台湾也保持紧密往来）

第三、还正在茫茫大海中找寻经济建设模式的中国，可能是吴庆瑞博士未来更大的发挥舞台。洞悉环球经济局势走向和机遇的到来的他，会极力逮住这个可参与的机遇。凭他锐利的政治嗅觉和经济合作视野，他掌握了一个实质要点：从长远利益来看和在顾全大局的考量下，中国大陆的稳定和经济崛起有助于稳定亚洲和国际政治局势，也有利于新加坡经济和产业结构的区域化和国际化（新加坡1970年代末开始进入经济转型期-迈向科技密集型工业和为必须外移的工厂找出路）。

最后一点、在接受聘书之前，吴博士有了足够的时间（1979-84）细心观察、了解和确定中国已经逐步迈向开放道路和搞建设的决心，新中双边关系也急速提升到实质性的国与国之间的层次。这期间中国政府言行一致：中国不再输出“革命”，例如设在湖南的马来亚共产党（Malayan Communist Party）广播电台停止播放反东盟政府的言论（注：这是邓小平1978年11月12日访问狮城时答应时任总理李光耀的要求）；中国重点所在是忙着如何以较快速度拉近同先进国在各方面的差距，同时需要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以及协助创建国际和平局势。1979年春季的中、越边境战和中、美建交说明了这一观点和分析是正确的。（注：此次战争带来了十年以上的和平和稳定局面，并阻止了在前苏联撑腰下越南武装势力的继续南下；较早之前越南已经武装占领了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柬埔寨，骨牌效应即将发生。）

经由曾搞过经济建设和具备国际战略眼光的最高领导邓小平的推荐和赵紫阳总理的任命，吴博士相信中国国务院会欢迎他的参与，也可能参阅他的建议和意见。中国安排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同他就经济特区的建设课题频频对话和切磋，尤其是对负责国际贸易部门在组织的强化和相关法律条文的制定以及专业人员的培训提出不少宝贵意见，说明了中国高层对他做出汇报的高度重视。（注：在周恩来当总理时代，谷牧副总理就专注搞经济和基础建设项目；中国媒体称他是 “改革开放总工程师”；其他对改革开放政策忠贞不渝和思想开放的经改派捍将，包括习仲卿、杨善昆、任仲夷、汪道涵、江泽明、梁灵光、袁庚、宋任穷和吴南生等。 迟至2013年的今天，广东省的领导和专家还是在强调和不忘借鉴新加坡的发展和管理经验）

邓小平对吴庆瑞博士的邀请是真诚的，因为邓小平不需要说客套话。

有外国媒体曾经挖苦新加坡国人说，邓小平在九十年代再次赞誉新加坡管理好和值得借鉴的经济建设模式，只是这位领导的客套话，间接讥讽新加坡在自我陶醉和沾沾自喜。这一评论有欠公平，布仅是显示评论者没有认真或深一层了解当时中国的处境和所需要的合作，同时也是对这位中国领导人不够尊重。

回顾中国从十年“文化大革命” 的困顿与萧条之中走出来和面对的局势以及如何走下去，是大部分领导谁在心中都没有谱的事。当时中国经济几乎破产，谷牧副总理的1978年5月到西欧五国经济考察报告出炉后，忠实的内容报道震撼了整个中南海高层，其中特别指出中国同西方工业科技水平之间的大差距。同年秋季邓小平的日本之旅再次确定了这个令人惊骇的事实 – 中国科技大幅度落后于西方和日本。同是战后和中国处在百废待兴困境的日本也是战败国、侵略国，但在仅仅三十年（1945-1978）内的开放和建设又跃升为世界七大工业国之一。

中国虽然本身有不少的著名经济专家 (如于光远、吴敬琏、赵人伟和严以宁等)，但就是较熟悉前苏联的经济模式，对西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国际贸易制度则是不熟悉，例如中国对如何利用外资包括商业贷款来开发经济和输入高新科技来快速提高生产水平这方面，中国官员是缺乏认识和了解。当时处在一无先例可鉴、二无经验可循的情况下，中国确需要一位像吴博士这样有条件和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外籍经济建设兼国际金融管理专家，向有关部门提出适宜建议和有效治理之道。

1978年11月访问狮城的三天期间，邓小平以坦诚的心胸请教前总理李光耀新加坡是如何在二十年间（1959-1978）成功地把经济和社会管理搞上去，李的答案是教育两个字。关于经济建设，他极力建议邓小平向吴庆瑞博士请教 – 实现新加坡经济“奇迹” 的首席策划师。邓小平虽然心中万分焦虑国家的落后但他要办到的就是中国绝不能再丢失第二次机遇的到来 - 借助国际机构和国与国之间的贷款和科技合作 ，来逐步推动国内经济和基础建设；无论如何中国得将它把握住，再不能像1950年代中期毛泽东失掉的那一次机会。他深信眼前的吴庆瑞博士，就是他可遇不可求的真正海外经济建设专家之一。

影响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制订前的关键性海外考察结构和报告
1978年	4月国家计委和外贸部 派港澳经济贸易考察团，进行实地调研工作和了解两地的经济建设，为中国将来的政策制订准备数据和参考标准。
1978年	5月谷牧副总理率领中国第一个对外经济考察团，对西欧五国（西德、英国、法国、瑞士、丹麦和比利时）的资本主义经济管理制度和成就作了全面性的了解。西欧科技水平之高让中国代表团惊叹，同时也激励了中国奋起和快速直追的必要。商业贷款发展经济和促进国际贸易的概念注入了官员们的脑海里。
1978年	10月22-29日邓小平访问已经建交了六年（1972）的日本和签署两国友好条约。 走访日本大企业如汽车工业、电子工业和钢铁工业是他此次考察的主要事项之一；在此他深深地理解和了解了现代化的概念；对日本战后经济的快速崛起（1945-1978）和成为七大工业国之一的事实，使到他对实现中国四个现代化的决心和信心更加坚定。
1978年	11月12-14日邓小平访问非邦交国的小岛共和国新加坡，是亚洲经济四小龙之一。基于外外交考量或政治因素，新加坡也是他唯一可以访问的国家。对新加坡的经济和社会管理制度留下深刻印象，尤其是公积金制度、社会秩序井然、公共组屋和外商云集的工业园。来自资本主义国家外商的工厂提供了就业机会和作出出口创汇的贡献。 邓小平回国后的四个月内，国务院于1979年3月批准处在广东省内的深圳设立了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为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勿庸置疑，对他新加坡和香港的经济发展模式起了参照和借鉴的作用，两国便是他“摸着石头过河”的稳固“石头”。

武吉园主敬上2013年12月12日星期四